中国古代人都是什么年龄结婚的？放到现代社会是否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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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规定男三十而要，女二十而嫁，乃是对时人婚龄最高限制。至于“有故，二十三而嫁”。是指遇期功之丧，三年后方可婚嫁的特殊情况。

然而，对《周礼》所载之婚龄，人们也有不同的解释。

《白虎通》云：“男三十而要，女二十而嫁，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阳舒阴促。

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大衍之数，生万物也”。

又，《太平御览》:“男二十五系心，女十五许嫁，感阴阳也。阳数八、阴数一，男八岁毁齿，阳气数奇，三八二十四加一，而系心。阳数偶，故再成十四加一为五，故十五许嫁。各加一者，明专一系心，所以系心者，防其淫佚也。”

论者把阴阳五行学与周代婚龄结合起来，用阴阳学去解释周人婚龄，这种说法自汉代郑玄始，流传下来，成为一派。

对于周人婚龄的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前者之说是有道理的。

首先，从周代礼制来看。《礼记》规定：“男三十、女二十而无夫家者，皆过时不嫁娶者，媒氏会而合之”。

礼制说得很明白，凡男到三十岁、女到二十岁，必须嫁婆。

未嫁娶者，国家通过媒官行使权力，“令”其嫁娶。所谓“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媒氏会而合之”是也。

因此，凡男过三十，女逾二十而名字还未上已婚登记册的大男大女，都得在政府“令”下来“会”，“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这里的“无故”，显然是针对“有故”而言。

可见，为了使时人按时婚配，以保证农业国家社会生产对人口的需要，政府不惜在婚姻上采用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政令手段。

其次，从生理上来看。据先秦典籍记载，周朝人男二十、女十五岁其生理发育已趋于成熟。

《内经》曰：“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素问》中更有描写妇女生理的文字，颇能说明问题：“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充，太充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故孔子曰：男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将它看成男女婚龄的基本起点。

再次，从时人婚龄来看。先秦史籍，涉及时人具体婚龄者不多，但我们可权以《左传》为例。

《左传》中提及具体婚年的地方只有一处，即襄公九年，鲁襄公到黄河边上为晋悼公送行，悼公见襄公还是个少年，就问他年龄，当得知襄公只有十二岁时，就说：“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

后来襄公回国途经卫国时，在那里行了冠礼，时年十二岁。不久(十五岁以前)便成婚了。

《左传》所记鲁国另外几位国君婚龄，据考：鲁隐公三十岁前、桓公约十八岁、庄公例外，婚年三十七、僖公二十五岁前、文公二十三岁前、宣公十四、五岁，成公二十岁前。

此外，宋国的宋襄公、成公父子婚龄都不满三十岁；晋国晋惠公儿子圉婚年亦十五岁左右。而遍翻《左传》，却并无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的记载。

这就难怪王充论及周朝婚龄时说：“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奉行”的话了。

另外，我们从古礼有为夫之姊妹服长殇以及依周人将男过三十而娶、女逾二十不嫁谓之“鳏寡”来看，也间接印证了时人嫁娶应在这个年限以下。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周人男女婚龄在二十至三十、十五至二十之间系礼制婚龄范围，是时人一般的、普遍的情况。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逾礼而行之者。孔子十九，要方官氏为妻。按礼，男二十而冠，其后始有婚姻资格。十九而婚，显然悖礼。

另，《淮南子》载：“《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国君十二岁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国嗣，不从古制也”。

周文王不到礼制规定婚年而生武王，因而遭到人们讥议。

当然，这种悖礼现象当时并不突出，社会上普遍不循礼制，那是在战国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里开始出现的。

入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争频繁，人口骤减，加之豪强割据及荫户制度的推行，更使得人口大量隐匿。这期间，统治者从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因而大力推行早婚。为止，不惜颁布了一系列政令刑法。

在颁布政令刑法同时，统治者们还往往身体力行，以践其令。

正是在这种政令刑法的强制下，在统治者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早婚之俗逐渐传播开来。

如果说早婚在两汉还主要停留在最高统治阶层中的话，那么，入魏晋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了，整个社会早婚习尚在这一时期已显得十分突出：《晋书·列女传》载：“杜有道妻严氏，字宪，京兆人也。……年十三，适于杜氏”。

又，“皮京妻龙氏，……年十三适京”。再，“日绍妻张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绍死，便请为尼”。

有关六朝时期民间早婚材料还有很多，我们从《魏书·列女传》、《古今图书集成》、《南齐书·褚伯玉传》等书中都不难寻找。

这一时期上行下效的早婚，使得婚龄降到了空前的程度。

“莫愁年十五，来聘子都家，婿颜如美玉，妇色胜桃花。带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暂却轻纨扇，倾城判不赊”。

时人周弘正《看新婚》一诗正是对这一时期婚龄习俗的形象概括。

早婚风习，隋代继续传承。《隋书·列女传》载婚龄可考者四人，其中：柳氏女“年十余”而婚、于氏女“年十四，适于(韩)觊”。兰陵公主年十八时，已出嫁两次，南阳公主“年十四，嫁于许国公”。

早婚之俗到唐初在政府干预下稍有收敛。唐太宗贞观元年二月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要”。

但权宜之计，不久统治者又改变了规定：“开元二十二年诏：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得嫁娶”。这样，早婚之俗继续传承，直到宋代才真正得以改变。

从宋代起，中国古代婚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婚俗的变化，自然对婚龄产生极大影响。

翻阅宋代史书，不难看到，虽然北宋法定的最低婚龄仍沿袭唐开元律：男年15、女年13，即可成婚。

但这种沿袭早婚的规定开始不久便遭到异议。

司马光在《书仪》中就明确将男女婚龄各提高一岁。“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丧，皆可成婚”。

当然，尽管提高是微弱的，但他的主张却是在力反以往那种近似童婚的陋习。

只是由于时代距唐尚近，习俗顽强的传承性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发出“盖以世俗早婚之弊，不可猝革”的唉叹，走“顺人情立此制”的道路。

但司马光欲革早婚习俗的主张对后世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理学兴起后，理学家们继承了司马光这一革除早婚的思想，朱熹《家礼》即采《书仪》规定，其后到宁宗嘉定年间被朝廷以法令加以固定下来，成为当时及后世奉行的规范。

这一婚俗观念的渐变，使得宋人婚龄较之汉魏六朝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这方面的情况，在宋代有关材料中不难发现。

与宋朝相近时间的辽、金两朝，人们婚龄也比魏晋六朝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辽史·列女传》录详其婚龄者四人：其中刑简妻陈氏婚龄20岁、耶律奴妻萧氏20岁、耶律术者妻萧氏18岁、耶律中妻萧氏20岁。

《金史·列女传》录详其婚龄者三人：其中冯妙真婚龄18岁、白氏20岁以前、舜英23岁。

及至元代，虽然在嫔妃中有年幼而入掖庭者，但也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如显宗昭圣皇后选入宫时，已年届23岁。铁哥“年十七，诏择贵家女妻之”。

如果从汉族普遍的婚龄来看，应该说是与宋朝差异不大的。

我们从《元史·列女传》所载明其婚龄的15人中，即可看出，时人女子婚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

虽然，《列女传》并不能完全反映元朝汉人婚龄情况，但也可略见端倪。

至于有人谈及元朝末年曾一度出现童婚现象，那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辍耕录》云：“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鞭鞑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至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

总之，观察自宋至元这一时期的婚龄演进，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不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庶民百姓之中；不论是汉族，还是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婚龄都较之汉魏六朝有了普遍的提高。

明清两代，婚嫁礼俗承袭宋制。《明会典》洪武元年令明确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即“庶人纳妇，凡男十六、女十四以上，听婚娶”。

这种用法令形式规定婚龄，从宋宁宗嘉定年间沿袭下来，就基本上杜绝了魏晋六朝以来流行的童婚陋习，使人们婚龄逐渐趋于稳定和正常。

笔者从《明史·列女传》等材料中统计了明朝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妇女36名，从她们的具体婚龄中可以看到：16岁以上成婚者34人，占考察总人数67%；而16岁以下成婚者仅4人，占总人数11%；另外，婚龄在18左右，20以前不能完全确定者8人。

时人平均婚龄为17岁，一般婚龄在16—18岁之间。

这一统计情况也和明朝人黄佐《泰泉乡礼》中所载明人婚龄相吻合：“凡男女婚嫁以时，男子未及十六，女子未及十四成婚者，谓之先时。男子二十五以上，女子二十以上未成婚者，谓之过时”。

《泰泉乡礼》记录的是当时庶民的礼俗情况，可以代表明代一般乡村民众婚俗。

清代婚龄，在汉族和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民族地区，仍循《家礼》而行之。

《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载浙江和云南情况颇具代表性。浙江杭州府、绍兴府、衢州府、宁波府等地，男子均年十六而冠。在云南，“无论男女，一至十六、七岁，父母即须为之择媳相婿”。

这种受宋、明以来习俗影响而通行的婚蛉在有清一代的人们中是普遍存在的。

笔者从《清稗类钞》、《清史稿·列女传》等材料中统计了20名妇女的具体婚龄，其中：16岁以上成婚者12人，占考查总人数60%；

16岁以下成婚者3人，占总人数15%；

另外，婚龄在20左右18人、以前这种不能完全确定者5人；平均婚龄为17岁。

统计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清代人婚龄与明朝没有多大差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宋以后，汉魏六朝早婚之俗已基本受到抑止，虽然清代有满、蒙早婚的出现，但它并不代表中国婚俗发展主流。

人们婚龄已基本趋于稳定，男女婚龄一般稳定在16—20岁之间。

中国几千年来，婚龄几经起伏的发展演变，固然是人们在婚姻问题上认识的提高，但它同时也是与一定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嬗变以及伦理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

纵观中国古代婚龄的发展演变，也使我们不难看到习俗与统治者之间、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