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

南口军纪案

我跟冯玉祥是拜把兄弟，冯玉祥倒戈完全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给了他五十万块钱，那时候我们秘密勾结，谁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一个牧师，姓刘的，是个美国人，奉天青年会的总干事，他给我们拉的关系。

刚才你问我佩服谁，这军人当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黎，跟我的脾气差不多。打了败仗了，他跟我讲他干什么呢，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专门喜欢跟女人扯淡，最喜欢女人。

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

傅作义跟我很好，怎么很好呢？我让你知道这个内容。

我父亲下命令要把傅作义枪决了，我就没给他枪决。为什么啊？已经投降的人，暗中我就把他放走了。他跟我一个参谋长是同学，住在我参谋长家里。

我父亲这人呐，给我的任务向来都是无法完成的。

那时，在南口战役中，奉天的第一师师长是穆春，他的这个师打仗很出力，是吴俊升从黑龙江带过来的。第一师经过小库仑时，他们在一个喇嘛庙里歇息，就把人家庙给洗劫了，把好多值钱的东西给抢走了。以后呢，人家就告到我父亲那儿，我父亲就给我下命令，把这一师全体人都枪毙了！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完成？

那我就想啊，这件事情，要查出来是谁干的，是他们这个师的哪一个团，是团里什么人干的，把那个负主要责任的枪决就行了，然后再把这个师给解散了。

后来，我就把士兵给解散了，把那些有衔的长官们召唤到我这里来。我的意思是把军官们叫到跟前，我就宣布，这些事情，让他们举出来是什么人干的，由我负责到老帅那儿求情，谁有责任就办谁，其余的人都无关。

可是，没料到我那侍卫长年轻，不善处理问题。这些长官们来的时候，他们身上都带有枪，都带有随行兵。

这个时候，在车站的外头，在票房那里，我们里头有一个家伙，不守纪律，他想发财，干什么发财呢？他看见人家带枪，他就要缴械，人家就给他一枪。

听到外头"叭"的一枪，这里头可不得了了，我的卫队就开枪了，对方也开枪还击，这就打起来了，我的卫队长被打死了，还有我一个姓唐的秘书也被打死了，几乎也把我打死。

那枪弹都往我这车厢上打，我的秘书们吓得都趴在地下把痰桶给戴上了，那痰桶﹣﹣铁路上做的都是铁的，有那么厚﹣﹣都中弹了。打死了好多人。那时，朱光沐还不是我身边顶要紧的人，自从打死了不少秘书，他们就从这时起来了。

后来，我的卫兵就开了机关枪，几乎把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伤的伤，仅有几个人逃走了。唉呀，我难过极了。其实，许多人都不相干。

我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气死了。

我就叫我的一个副官，是我原来的一个参谋长的姑爷，这参谋长打仗打死了，我特别关照他的姑爷，让他当副官。我让他出去喊话，就说大家不要打了。就听"嘭"的一声，那边的人就给他打死了。

我的人打红了眼，这两架机关枪架起来打，打得伤的伤、死的死，都不动弹了。我说得了，死了的给埋葬了吧，那些伤的就给他们治呀。在这儿一扒，里头还有活的，挖出来一个活的，这个活的是谁呢？是穆春的参谋长，他的参谋长是谁呢？是当年我在讲武堂时给我讲地形的教官，一身都是血。

这参谋长跟我见面就说，军团长啊，我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了！我什么事儿也不想了，你给我几个路费，我要回家。我就说他很有意思，他没死，浑身都是血，也没受伤。后来回家了，呵呵。

张宗昌之死

你说张宗昌后来被我接到北京来了，住了一段又接到天津去，被人暗杀死了，我很难过。是谁说给你听的？你搁哪儿看的这些？什么时候？胡说八道！

张宗昌逃到日本，后来在日本不能待了，钱也花完了，他就回到北京。那么，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好好在这儿待着。那时候我也没太多钱，我一个月给他三万块钱，他那个脑袋，花钱花得冤大头似的。我说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总有一天用着你的，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会打的，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打起来你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到东北组织游击队，这是你最好的出路。

他自己这么讲，他说南京我去不了，陈英士你晓得吗？陈英士就是他刺杀的。他说我因为这个关系，陈立夫、陈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没法子了。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好好在这待着，你规规矩矩待着，总有一天你有用武之地的。

那么，他那天走没告诉我，他是偷着跑的，跑山东去了。

上山东去干什么呢？那时候石友三在山东，他就想沟通石友三，要在山东搞名堂。

他走的时候，没敢搁正阳门上火车，他搁一个小车站上的火车，他怕我不让他去。他自己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他是到山东去搞不安定啊。

这里我要说我一个秘密的事儿。

顾少川的那个黄太太，看中了张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我就告诉张宗昌，我说你不要乱来啊。她男朋友多得很啊，那个太太呵！那个太太那可真是，简直是太不要脸皮了，就找年轻的，公开的秘密了。她丈夫当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了，她说各人干各人的。

我跟你说，我不讲是谁，我最近看书，这人写我的一篇文章，我跟你讲你就要写。

这位先生啊，我跟他太太俩有关系，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们两个在这屋扯淡，他就上那屋待着去，就这么一位先生，很有名的，不是无名小辈啊。我后来我跟他俩公开说，他对我很好，我跟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他太太的姐姐现在还在台湾呢。你怎么放纵她到这个样子？他说，她只要不闹我就算了，她愿意跟谁就跟谁，我才不管她呢。

这位先生最近写了好大一篇文章，写我写得很确实，当年我在他家玩儿什么的。他没写我跟他太太的事。

厌倦了内战

我们在郑州是叫人家给三面包围了，晚上黑，人家上来把我们的大炮都给拉跑了。接到报告后，我担心发生更大的麻烦，马上下令说，你们别打，千万别打，一打就乱套了！让他们拉去吧，天亮咱们再说。他们就把我们的山炮给拉跑一门。结果，天亮（后）他们的总司令被我们给打死了。

（当时）我的部下要求退却，我总是有两个伙计，郭松龄死了以后，我的伙计就是韩麟春。我向来是这样的：一般的事情呢，他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问题，出了大问题。

我那些部下不敢见我，就先找韩麟春，韩麟春就找我，给我气死了，他说，你去吧，看你部下去吧。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们要求退却，我就问他，这是你们谁的主意？他们谁也不吱声。

你知道我向来不发脾气的，平常一旦发脾气，他们都怕得很呐！我要稍微把脸拉下来，他们就怕我。我问他们这是谁的主意，他们就知道不好了。

后来，有个姓应的，这个人原来是这个皖系第8师的旅长，是我们奉天人，后来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也当旅长了。大家都对他挺恭敬的，因为他岁数大点。那么他就过来，他说，是我的意思。我说，真是你啊，你不要装老牌子，真是你提的吗？那么大家就看出我的意思，大家都说，军团长别生气，不是他一个人，是我们大伙同意的，你要办就办我们大家，不要办他一个人。

把我气的！我说，你们这些人呐，（如果仅仅是）咱们几个人，要跑，那我撒腿就会跑。那很简单。可是我们有这么些个军队，还有炮兵，这么些个人，随便说撤退就能退吗？假如你们真是要退，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命令：非得把这个敌人打退了以后，你们才能退！我们现在跟敌人粘着，怎么退？我们几个人跑了，行，那我们这些个军队怎么走？军队要渡过这个黄河，我们还有这些炮兵怎么渡过这黄河？

我们那时候都是重炮，你撤不撤？

我跟你说，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当时，把我气得简直没话说了。那时候韩麟春他抽鸦片烟，不过，他抽鸦片烟没多大瘾，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儿抽他的鸦片，拼命抽，把我自个儿都抽糊涂了。

我们那时候有个铁道队长，姓曹，这个人现在哪儿去了我不知道。那时候都走铁道啊，那个铁道的车呀，当年还是张宗昌在中东路时制作的，我们管它叫"铁甲车"，敌人也有。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拿道木啊，拿铁板挡着，中间夹上水泥，然后，搁一个炮，搁机关枪。好坏不管了。

我们打仗时有悬赏，那个时候吴佩孚军队的指挥官姓高，叫高汝栋，这高汝栋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呢，我认得他，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当时，他是前敌的总指挥，我们就说，悬赏十万块钱，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们军队的规矩，用军队里的话说就是，喧哗无好事。你懂吗？这是《孙子兵法》上讲的。

我早上还睡大觉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来睡觉是脱光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听外面乱嚷嚷的。头一回这样儿，我还没醒，吵嚷什么？我就赶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么。

有人（报告）说，曹队长在外头。我说，叫他进来。进来后我就问，曹队长，你干什么？他说，我是来管军团长讨赏的，我要钱。我喝斥他说，什么事你笑嘻嘻的？他原来是给我当参谋，我当参谋长时，他当团参谋。我说，你说正经话，不要扯淡。干什么呢，怎么回事？他说，我把高汝栋给打死了。我说你别瞎扯淡，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们的铁甲车，在平汉路作战，打仗的时候，铁甲车后面都是跟着好多个步兵。那天跟了两个连的步兵前进。打进来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进三出。后来，我们军队退了，把铁甲车给扔在外头了。底下人就来报告，说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们给扔在外头了。连长安慰士兵说，你不用怕，一会儿我们的火车会回来拉我们，这天还黑着呢。

天刚一亮，这铁甲车也动了。那铁甲车后头就是一个炮，俄国的炮，当年是张宗昌装的。

哎呀，铁甲车终于移动了！可是，跑了一阵子，那里头有个连长就说，不对，方向不对，是往那边走了，不是往咱们这边走。再一看，原来是敌人的铁甲车把我们的铁甲车钩上了，勾走了。

这是敌人的铁甲车啊，那儿就是高汝栋的司令部，他看见这儿有一辆车，就给挂走了。

我们这铁甲车里有个班长，是管这个炮的，他说，他妈的，我给他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那旁的人忙说，你打不得，你一打，咱们离这么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说，去他妈的，我不管那套！结果，使那么大劲儿，"咣"一炮，就把他们前头整个铁甲车撞残了，一车的人都死在车上。并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弹炸的，里头的人都是震死、闷死过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来了，有的人肠子出来了，有的人腿打坏了。

你说这军队！这一下，我们不但没退却，反而打胜了。

我一听赶紧说，赶快下命令，赶快追击。我们就出击了，好家伙，一下子打出去几十里，把他们的总司令给打死了，把军长也给俘虏了，把师长也给俘虏了，整个打了个大胜仗。

打仗，你不能说是运气，不能说是谁怎么地，他们都挺敢打，这就是战场。我打胜仗败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像这个事儿似的，那也没预料到呵。

我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这内战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呐。

因为什么反对内战？我父亲后来不打仗是（因为）我，我在我父亲跟前痛哭流涕呀。我从河南回来，我到河南那叫什么阳那个地方，往陇海路那面去的火车站上，不是信阳，我们把车停在那儿。

唉呀，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见一个老人趴在地上，饿得呀可怜极了，给他钱他都不要。我们把吃的馒头扔给他，馒头扔在地上，他就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呀。我就追问他，我说，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么？他就说连年在这打仗，都给抓去当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老的不能走，弄得没有饭吃呀。

这是在河南，我这个人一着急就说不出来人名地名，那我当时就自个儿问我自个儿：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

回来我跟我父亲说，让我休息几天。他说你不要作战了，你休息两天吧。

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作战心里难过得很，我父亲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后天又好了，又去打，这打什么意思呢？这干什么呀？

为什么打内战呀？为什么呢？真正是有目的还可以。

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

我就想自个儿逃了

北伐军打到河南，我退走时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北伐军前线大概是白崇禧指挥。我这封信留给谁呢？我的司令部在陇海铁路，陇海局的负责的那时候还不叫局长，是叫督办什么的，我留给他的。这封信我大致还记得，很长一封信，我说我告诉他们几个事情，我们剩下好多的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掉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大概是这样，我忘记了。第二点我说那个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来的，我把它毁了你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毁，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第三点还告诉他什么事儿。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张发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问他。

我们俩都到了英国，郭太琦当英国公使的时候，郭太琦请客，给我们俩介绍，张发奎说你不要介绍，我们认识。他说，哎，你们俩怎么认识？他说我们俩最认识了，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数我们俩打得最凶。

我们俩碰上了，北伐的时候在河南，张发奎说我自从北伐没碰上过这样的军队，我那个军队那天谁打的呢？就是王纪他爸爸﹣﹣王树常，第十军，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树常和王树翰俩不是一家子，两个不一样，是我两个大将，一个文的、一个武的。所以我跟张发奎说笑话，说不打不交。

我们从前不认识，就是在英国认识的，后来我跟张发奎很好呀，他还到这来过。

我们有一天，在一个饮茶的什么地方吃饭，一个他，一个张会堂，空军的，也是我朋友。我们三个姓张的在那吃饭，过了差不多有三四个月了，我又到那儿吃饭去了，那儿的人说你们三个张将军，那两个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我说你这意思就是我还没死呢。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俩很好呀，真的很好。

当时那仗可打得凶，把蒋先生从前最喜欢的一个团长给打死了，后来郝柏村告诉我，说那个家伙姓蒋呀，是蒋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团长（蒋先云）。

我那天手底下也阵亡好几个呢，有一个人让我心里很难过，他还是国民党呢，在我手底下当团长，我也知道他是国民党，我也不管，我这个人向来不管。过去说我手底下谁是共产党，我知道谁是共产党，你要干你就干，你凭你良心。

我们打得好凶呐，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张发奎说，我打仗我也没碰见这么样厉害的，说他是"铁军"嘛。

打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是和你自个统治的关系、首领的关系、编制上的关系、行政的关系相联系的，个头、体格与那毫无关系。

当然，东北军当年开始的时候（并不厉害），第二次奉直战争，东北军很好，良心话，训练得很好，那时候郭松龄负责训练，我训练兵（训练得）并不好。等到郭松龄叛变了以后，这个东北军的训练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带的东北军更坏。

怎么更坏呢？那时候我们东北军分三派了，一个是张宗昌带的，一个是李景林带的，一个是我带的。那时候东北是发奉票，我们军队是给奉票，奉票不值钱呀，我们那饷比人家差得太多了。

要说我们过去失败不失败的缘由，我心里是知道的，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怎么无能为力了？我们东北军这个伙食，原来军队都是当兵的挣自己的钱，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为经常作战，作战的时候就给发粮，士兵们喜欢，愿意作战呀，但回来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东北军后来就分开了，就是粮食是粮食，饷是饷，粮食由公家发。后来东北军没办法，我们就发点粮食，我们明明知道军队里头吃这个粮食是怎么吃的，比方说这一连人，本来应该一百人，他现在剩了九十个、八十个，他还是领一百个人的粮食，那粮食那钱哪儿去？明明知道就是给他们军队上了，所以这样子慢慢地，就跟咱们军队刚到台湾一样，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来了。

开始时候没弊病，慢慢弊病出来，就把这个纪律弄坏了。后来的东北军实在就是腐败下来了，就是钱的问题、饷的问题。人家张宗昌什么的都能拿走，他们自己地方有钱；可是我们没有，还一样。他们把军队都扩充了，我带的军队没扩充。郭松龄倒戈也是跟这有一点（关系）。张宗昌出去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旅呀，第二次奉直战争的时候，他一个旅一扩编，差不多是好几个军，李景林是一个师，一个师就编成三个军。那么我们没有扩编，所以这郭松龄嘴不说，心里也是难过的。

我的部下都有这个想法。这是事实嘛，我有什么法子呀。我那时候给我父亲出几个道儿，我父亲骂我，妈的，你小子要当督军，你要想起来？

没办法！当然我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干了，把那东西扔那儿，不做了，我真想不干了！那时候韩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讲，他说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够把你的军队的事、能够把你儿子的事扔下走吗？你往哪儿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国，自个逃走了，不干了，不干这个了！

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

我跟鸦片第一次作战、第一次抽鸦片是因为发火了，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