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至死也要讨说法

文/图 杜先福

值得明确交待的历史渊源

2024年已经83岁的林其恕，家住四川省新津县花园乡张渡村一组。林其恕的祖父林华廷系国民党21军146师827团上校团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回乡在新津县购置了三处房产，两处在新津县城，一处在农村。其座落在新津县武阳镇（县城所在地）正东街99号一共5间280平方米房屋，于解放前以6石米的押金和每年6石米的租金租给李洪泰做干杂生意。

1949年12月27日，林其恕的父亲林培恩，时任国民党陆军四川省保安七团营长，在万源参加保安七团起义。1950年，新津县解放，林培恩退伍还乡，在新津县“劝催团”（即劝说有钱人减租退押）工作。

1950年，新津县进行“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简称“四大”运动），林其恕的父亲林培恩作为“劝催团”工作人员，积极劝说父亲林华廷减租退押，将新津县武阳镇的一处住房和乡下的一处住房全部交公，作为解放军进驻新津的住房。

同时，将武阳镇正东街99号的280多平方米的房屋押金和租金予以退出，但其房屋仍由租房户李洪泰居住使用。

林家一大家人则由政府安排，另在一户姓沈的院子里居住。因为林华廷积极减租退押，被政府誉为开明人士。

不料，1951年，林华廷、林培恩均相继去世。林华廷的妻子彭素芳、林培恩的妻子周素华在1952年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份，全家即被“扫地出门”迁到离县城三公里的花园乡张渡村一组，暂住在富农罗某的房子里。

土改结束后，林其恕的祖母彭素芳以当时的人民币50万元买了一个搬迁户杨玉成的房屋居住，并在该村分了土地。

因为林其恕的大哥林其昌1950年在解放军军大任学员，后在解放军某部任职，1951年3月，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了“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林其恕的一家享受军属优待。其祖母、母亲虽然都是地主，但却并未受到多少打击，其祖母82岁（1984年）才去世。

1980年，成都军区又给林其恕的父亲林培恩补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证明了林其恕父亲的那段光荣历史。时至今日，林家在当地还有较好的声誉。

30年后的突变，搅起历史波浪

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51年5月26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川西区实施土地改革补充办法》第三章第11条规定，“凡地主在农村和乡场中的房屋，除留给其家庭必需居用者外，应没收分配给农民居住”。

同时，《川西区土地改革中城镇房屋没收征收、分配及管理办法》（草案）第三条规定“现住城镇之地主，如未在乡村分配土地房屋，或仅分配部分土地房屋者，在没收其城镇房屋时，须留给其家庭在城镇必需居用之房屋。”

依照上述规定，林其恕的祖母、母亲被划为地主，全家被“扫地出门”时，政府应留出部分房屋归林家居住。

正是这样，当时政府在没收林家的房产时，除没收了另两处房屋外，而对武阳镇正东街99号的房屋却没有明确予以没收。

之后，林其恕祖母带着娃娃大小“扫地出门”去了乡下。当时，林其恕的祖母、母亲都是“地主婆”，孩子们年龄最大的林其恕才13岁，弟弟林其俊11岁，两个妹妹年龄更小，都还不到10岁。

林其恕还有个幺爸，当时也仅14岁，全家老的老、小的小，又都是严加管制的对象，全家被赶到乡下，没有人敢向政府询问房屋的情况。

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作为地主家庭，林其恕的祖母、母亲虽然没怎么挨批斗，但却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对象，加上林其恕的大哥林其昌五十年代末，在部队被打成右派，之后病死，其家庭已不是什么军属优抚对象。所以，几十年来，全家都以为，当年政府已把其三处房产全部没收，再也没敢去过问。

晃眼30多年过去了。1984年，一个中年妇女先后四次来到林其恕家，该妇女说，她叫李玉琼，是李洪泰的女儿。她找林其恕的目的，是要林其恕的祖母写个证明，证明林其恕的祖父于1950年将武阳镇正东街99号房屋卖给了李玉琼的父亲李洪泰，她拿了证明好去办房产证。

林其恕的祖母、母亲以为政府当年把林家的房产全部没收了，林家从未卖过房屋给李洪泰，时过30多年，李家要办房产证，这是怎么回事。

林其恕的祖母感到问题蹊跷，说当年林华廷根本没有卖房，不愿写证明。李玉琼说，老太太你就写个证明嘛，写了证明我给你50元好处费（后又增到100元），但老太太坚决不写。李玉琼说，你们不写算了，我照样办得到房产证。

果不其然，李玉琼在林家没有要到买房证明，她没办到的事，她在县信访办当主任的亲戚吕世修却帮她办到了。

信访办于1984年10月5日向县政府写了个《关于我县城镇（含乡镇）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篡改1951年10月1日《川西区土地改革中城镇房屋没收征收、分配以及管理办法》关于对“解放后、地主未经区、乡以上政府或农会批准非法出卖城镇房屋者一律无效”的规定，篡改为“凡在文件之日前买的，买卖关系成立，但未办税契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补办买卖手续并追补税契，房屋产权明确归买房者”。

1984年11月6月，新津县以《新津府发（84）118号》文件形式将此报告转发到全县，这就为李玉琼侵占他人财产打下了坚实的文件基础。

就在李玉琼多次找林家出证明期间，林其恕的祖母、母亲都感到事出有因。这时候，林其恕的父亲林培恩已落实政策，成都军区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林其恕的大哥的右派问题也已落实政策（其子女在泸州均已安排了工作），林其恕祖母、母亲的地主帽子也已摘除。

林家的腰杆硬了起来，两位老人便叫林其恕、林其俊两兄弟到县上有关部门询问当年房屋情况。12月27日，林其恕两兄弟到县上有关部门询问情况，有关部门叫两兄弟找县委、县政府信访办，信访办工作人员杨国安接待了两兄弟。

两兄弟说，按政策，武阳镇正东街99号应是林家的生活住房，没有卖给任何人。杨国安叫两兄弟等一下，他打个电话问问。打了电话后杨国安说，他已经问了房管局，说当年林华廷把房子卖给李洪泰了。林其恕叫拿出卖房的证据，杨国安却说林其恕兄弟没有资格看证据。到中午下班了，杨说要关门了，就把林其恕兄弟推出了信访办。

就在林其恕兄弟找了信访办的当天，信访办竟给房管所打电话，责成房管所立即给李玉琼办理产权证。于是，新津县房管所于1984年12月28日即给新津县财政部门送达了一个“新津县城市房产管理所房屋买卖纳税通知书”（新房交〈84〉字第202号），通知载明：武阳镇正东街99号林华廷私房一间5空76.05平方米已经出售给李玉清、李玉琼，经我们审核核定，符合新府发（81）82号文件精神，请财政局按有关规定办理完税手续，房价为993.60元。卖方住址：新津花园公社（即林其恕一家被赶到乡下的现住址——记者注），立约时间（空白）。（因买方拿不出买房契约等证据，故而立约时间为空白——记者注），新津县房管所（公章）1984年12月28日”。

就在同一天即12月28日，新津县财政局收取了买房税款时，感到此买卖关系没有契约不行，居然还给办理了一份契纸，载明买方李玉琼，卖方林华廷，住花园乡。

这份活人与死去30多年的死人签订的契纸办好以后，契纸公章为新津县人民政府，还盖了县长杨万青的私章。

同一天，财政局就出具了缴税书，房管所也在当天就给李玉琼颁发了面积为76.50平方米的房产证书。

至此，一桩他人的房产，通过政府行为，顺顺当当就成了侵占人的财产。

12月29日，林其恕、林其俊兄弟经熟人江其汝介绍，找到县房管所副所长询问99号房的情况，副所长说，昨天我们按信访办要求，已把99号房的产权办给李玉琼了。林其恕这才得知，那天信访办的杨国安打电话，竟是催促房管所给李玉琼办证。

不过，林其恕从房管所了解到，房管所只给李玉琼办了76.50平方米的证，林家当年是280多个平方的房屋，应该还有200平方米没有办产权。

林其恕接受采访

还原事实真像，非要讨个说法

那么，李玉琼又是凭什么取得“有关方面”信任，办到了房产证呢。

据李玉琼的申请，她称，1950年，她祖父李洪泰以18石米（含押金6石、租金6石、另加6石共18石）买下了林华廷在武阳镇正东街99号房，因当时胆小怕事，没钱纳税，就没有办产权。1960年李洪泰死亡，房屋由女儿李玉清、李玉琼居住。直到1984年，李氏姐妹才想到要办产权证，所以即向政府申请办证。

新津县信访办调查的情况是：李洪泰以18石米买下99号房，因手中无钱，未及时过税。随后川西行署下达了“不准地主出卖城镇住房、凡买地主房屋者一律无效和停止过税”的通知，由于李洪泰未能及时向政府讲明情况和过程，1954年新津县公产科根据川西土地改革城镇房屋没收、征收分配及管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认为李洪泰买房子（虽经工作组同意和农会同意）又在文件下达之前，但未及时过税，手续无效，不予承认李洪泰的产权，将该处房作为林华廷的房屋没收对待。李洪泰仍住该房，但以后即每年缴纳房租（之后多年，李洪泰又将其中部分房屋转租另两户居民居住——记者注）。

据1953年任新津县公产科科长的郑汉中说，1953年土改复查，李洪泰自称把林华廷99号房屋全部买了，公产科要求其拿出买卖契约，李洪泰拿不出来。公产科经调查，基本情况是,：1950年林华廷积极减租退押，因退押困难，99号房即收归政府所有，根本未予出卖。按政策，原租佃户有优先租住权，所以该房仍由李洪泰租住。1953年，李洪泰企图把该房据为已有，谎称把该房全部买了。但因拿不出买房契约，按政策该房应是林华廷的，林家财1952年被划为地主，遂该房正式予以没收归政府所有。但仍由李洪泰租住。李洪泰于1954年12月以后，每年即向政府缴纳房屋租金。

公产科长邓汉中这一说法，应是准确的。

因为，1950年到1953年，时间并不久远，房屋买卖这样的大事，拿不出契约则证明该房并未卖给李洪泰。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后来李洪泰的女儿声称他们买了房拿不出契约是因为契约遗失了，而1953年李洪泰拿不出契约却没有说是契约遗失。

更不可思议的是，1984年新津县委县府信访办调查核实，居然凭空加上了李洪泰买房是经工作组和农会同意的，李洪泰无钱才未办税这样的空穴来风的内容，这无疑给李玉琼侵占公房撑了腰鼓了气，从而使侵占变成了现实。

林其恕认为，县委信访办吕世修，与李玉琼是亲戚关系，所以信访办才极力为李玉琼的侵占行为而努力。林其恕打算状告信访办，但其代理律师认为，办理产权证是房管所，应状告县房管所。于是，林其如一纸诉状，将县房管所告上了法庭，诉请房管所撤销其给李玉琼办的房产证。

1986年11月26日，新津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本县武阳镇正东街99号房屋，早已于五十年代时期根据有关政策，已经收交归国家所有，因此，林其恕起诉不符合相关法律，故驳回起诉。

按照法院的判决，意思很明确，就是说，林华廷当年的99号房已经收交国家所有。

既然已被收归国有，为什么却又成了李玉琼的私房并由有关部门补办理了产权呢。如果说李玉琼不是侵占林华廷的财产，但却借助有关部门的权力侵占了国家财产。

为此林其恕不服一审裁定，向成都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1987年3月12日，成都中院审理认为：1950年，林其恕之祖父林华廷家定为地主成份，急于完成退押、赔罚，经工作队和农会同意将99号房卖给了李洪泰，但未及时上税过户。后川西行署下达了“不准地主出卖城镇房屋，凡买地主房屋者，一律无效和停止过税”的通知，即将李洪泰所买房没收归公，续租给李洪泰。

1974年以来，李玉琼一再申诉，要求落实私房政策。1984年新津县城建局、房管所、县信访办等调查核实，李买房契约虽已遗失，但有大量人证证明买房成立。县人民政府根据1951年的《川西区土地改革中城镇房屋没收、征收分配及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认为林华廷出卖房屋是经过农民协会和工作队同意批准的，其买卖关系有效，决定将房产权退补给李玉琼，令其补办过税手续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正东街99号房产权早在1950年已转移，新津县人民法院认为林其恕不是本案合格的原告人是正确的，其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然而，林其恕及其代理人——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子树则认为，成都中院的裁定纯属错误。1950年，新津县还未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林华廷家还没有明确划为地主成份，划为地主成份是1952年土改时才确定的，此案有据可查。

裁定中引用了1951年《川西区土地改革中城镇房屋没收征收、分配及管理办法》第四条，称林华廷出卖房屋是经过农协和工作队同意批准的，其买卖关系有效。

然而，《办法》第四条恰恰是：对解放后，地主未经区、乡以上政府或农会批准非法出卖、或者假当、假卖、赠送及其他方式分散城镇房屋者，一律无效。

1953年，公产科正是根据这一条而没收了本是林华廷的房产。法院把当年的政策规定“一律无效”的内容颠倒为“其买卖关系有效”，把“区、乡以上政府或农会”降格为工作组和农会，成都中院这种颠倒是非的裁定确实不可理解。

再者，成都中院的裁定称，有“大量”的人证证明买卖房屋，这些“人证”到底有多大的“量”，他们是些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中院没有列举。中院无中生有的“大量”人证，更是不可思议！

还有，1953年李洪泰就拿不出契约，当年并没说是契约遗失。即使遗失，当初就该重新订立。然而如今成都中院一句“契约遗失”就把极其关键的东西带过去了，这个“遗失”也太扯拐了！

更有甚者，新津县法院既然裁定查明99号房已收交国家所有，而成都中院在没有推翻新津县法院查明“已收交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偏偏声称99号房是李家所买，李家又是买的什么房，到底买的谁人的房！？

再说，成都中院既然裁定99号房是李家所买，但又维持新津县已收交国家所有的裁定，如此矛盾不堪的裁定，真的是太不可思议！

正是如前所述的重重矛盾，林其恕不服成都中院裁定，提出申诉。

1988年5月14日，成都中院通知林其恕称，林其恕不是合格原告人，不具有起诉资格，新津县法院同本院驳回你的起诉是正确的。你的申诉无理，应予驳回，望你息诉服判。

辛苦了许多年，连个起诉资格都没有，林其恕简直是莫名其妙！

20年不停奔走，此案何时才是尽头？

不管有无起诉资格，林其恕带着他的疑问，仍在不停奔走，他决心讨个公正的说法。1986年成都中院裁定时，年已47岁的林其恕决定放弃一切工作，专门为讨公道而奔走。他一次又一次到新津县、到成都上访，来来往往全是骑自行车。从家到成都往来70多公里，必须早出晚归，他每两年就要骑坏一辆自行车。

20余年，他曾7次去北京上访。他每次去最高人民法院，答复都是“他的案件已转四川高院处理”。回到成都，省高院则又转成都中院，成都中院则称他的“申诉理由不成立”，“你的申诉无理”，望他息讼服判。

然而，各级法院却并未对不可思议的裁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相反，李玉琼侵占他人（国家）财产的行为却在步步升级。在其办理了99号房76.05平方米的产权证后，李玉琼又向房管部门申请，声称房管部门没把她的房产退够，房管部门居然又把李玉琼的房产证变更为210平方米，比原面积几乎增加了3倍。李玉琼的行为更使林其恕大为不满。

林其恕认为，李玉琼在新津有背景，她的亲戚在信访部门当官，这就是法院判决不公的真正根源！

接受采访时林其恕向记者诉说，他父亲是起义军人，成都军区发了起义证书，他大哥是革命军人，当年西南军区曾发有“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凭这两样，他的家庭都应该享有一定的优抚待遇，可是至今他家没有得到优抚。再说，当年他祖父是开明人士，国家没收财产，按当时政策应留给其家庭必须的居住房屋，正东街99号就是留给其家庭居住的房屋。谁知该房却被李家无偿侵占，李家拿不出任何卖房证据，而今却被李家全部霸占了，黑白颠倒的事实，怎么能够让人折服！

林其恕说，1953年政府将99号收归国有时，离1950年仅仅两三年，一切真相当时就已很清楚，当年李洪泰拿不出买房的证据，这是因为林华廷根本就没有卖房给他，所以他当年才拿不出契约证据。

然而，30年以后却说是“契约遗失”，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林其恕找到一份1950年8月8日他人买卖房屋的契约，该契约有买卖人各1人，有族人4人，证人4人，镇长1人，乡代表1人，代表组长1人，代表10人，保长1人，甲代表1人，甲长1人（以此为证，1950年还设有保、甲长，说明1950年并未进行土改划分地主等成份）评议员1人，界邻人（即被卖房邻居）2人，执笔1人。这份契约共有30人到场并签了名，说明订契约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

而事实上，历朝历代任何时期，房屋买卖也都是大事，订立契约都是极严格的。李玉琼买房，说契约遗失了，按照当时的惯列，应该有若干证人。中级法院的裁定称有“大量证人”，可是这大量的证人在哪里，他们是怎么证明的，法院并没具体指出来，只用“大量证人”几个字就说明了有大量证人，法院如此裁判，确实令人悲哀！

期待说法的林其恕

为此，林其恕表示，他还要继续奔走，他现在已83岁，他已奔走了几十年。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要一直奔波下去。他不要求别的，他只希望查明事实真相，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而不是一级一级采用惯用手法“纸上判案”。

2024年3月10日，林其恕电话告诉笔者，他的诉求有点眉目了，估计不久有关部门就会给他一个说法。

林其恕真的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吗！那就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