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往事：我管过一大笔抗日巨款，各路人马都想贪污

大家好，我是霞姐。

春节回云南，我才知道抗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竟然就在我的老家曲靖。

当时驻机场的美军有数千人，各种战机也是排满了机场。就是这规模宏大的军用机场，却都是靠家乡的妇孺老幼修建而成，因为成年男子大多走上了战场。

抗战时期，修建和维护好这些机场，需要巨大的资金，而我们今天的主人翁戴碧辉当年就是管这钱的，其中的隐秘往事他藏了几十年。

我曾经在重庆工作过19个月，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但我从来没和别人说起过，包括我的父母妻儿。

任何人问我在重庆那么久干过什么工作，我都是一口咬定在重庆码头当工人。

直到1969年，我再也瞒不住了。

我出生在湖南岳阳，家里当时很富裕，在岳阳南正街开设有“戴和隆绸缎布头号”。

1938年11月13日，日军攻占岳阳，我们一家三代，二十多口人开始逃难。

那年，我14岁。

我们先是逃到桃花江一农村住下，在农村布匹生意做不成了，父亲改做卷烟生意维持生活。

家里经济一落千丈，父亲知道读书重要，还是把我送到长沙计理中专去读书。

到1943年我中专毕业了，父母把我儿时定的娃娃亲给娶了回来，妻子出身书香门第，婚后我们日子过得和睦。

我对妻子说，国家有难，我必须为国效力去，家里的事你就多担当。

妻子表示理解，不论我做什么事，她都会支持。

我和妻子的结婚照

老家还被日寇占领着，我还是想上战场杀日寇。

到1944年春节刚过，我就去到长沙市政府问有没有招兵的消息。

招兵的没有，倒是有两个官员在招工，说要的是文化人。

一打听这两个官员不一般。

一个是李根源，当时的云贵监察使，湖南郴州宜章杨梅山矿就是他创办的，叫“恒豫公司”。

一个叫曾养甫，时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铁道部副部长，湘南煤矿局局长。

李根源对应征的年轻人说，日本鬼子为何敢侵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穷，实业才能救国，武器兵工厂现在急需煤，你们上矿山工作也是抗日。

我听后马上报了名。

可我们在长沙刚培训一个月，5月27日，日军向长沙发起第四次攻击，长沙沦陷，所招学员都逃难了，不知去向。

我随几个老乡辗转来到了杨梅山矿担任会计，从事账务工作。

在矿里上班才两个月，郴州、衡阳相继沦陷。

眼看日军的铁蹄就要踏上杨梅山矿，负责人不得不关闭矿山，工人们各自躲避逃难。

我有家不能回，与矿里的股长胡刚伯等6人商量后，决定连夜往广西方向逃。

黔桂公路上，几十万在逃难民你挤我拥，一路上见到各种死去的难民，心里悲愤但又无可奈何。

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贵州交界，但我也累的实在走不动了。

见路边有间房子，就想进去休息一会。

在屋里的角落坐着三个年轻学生，一男两女，其中有个女生病重，正昏迷不醒。

本想着我们人多，可以推着病患一起走，我刚从屋里找出一辆板车，同事见状都各自走开了。

此时，病重的女生已经小便失禁，真要推着她走，大家都难活命。

其中一个女学生谭子静也劝我不带了吧，后来想了想就…她挥泪和女同学告别，跟着我一起走了。

我想留下的女生多半也活不了。

要怪只能怪日寇，害得我们无家可归，家破人亡。

又走了一个月，才来到贵州独山一小村，突然传来日本追兵的消息。

谭子静吓得不得了，我让她赶快往脸上抹黑，头发抹白，装成老太婆。

刚准备好要离开，突然一群日本兵100多人围了过来。

他们不准我们离开村子，300多难民都押在一起，一个日本军官挥动着鞭子不停地指向难民。

指一个被带走一个，原来是挑选年轻的妇女去做慰安妇，在难民的哭喊声中，他们竟当众强奸了一对婆媳。

一个小时后，日本兵押着挑选出来的16个年轻妇女离开了村子。

任何有血性的男人都想冲上去，与日军拼命，可大家也都知道，冲上去只是白送命。

怀着这血海深仇，我们继续上路走了一个多星期，此时已经过了1945年元月，我们还没有走出贵州。

这一带的路越来越窄，难民越来越少，天气出奇的冷，日军也没了踪影。

原来，我们进了贵州山岭苗区，这里土匪成性，雁过拔毛，凡过路的人，没有不被抢劫的。

这十多天，我们几乎每天都遭到土匪抢劫，有时一天被抢两次，前后被抢了18次。

最后一次，我连外衣都被抢走了，是穿着单衣走出苗族区，到达的贵阳。

一到贵阳我瘫倒在了地上。

同行的难民都去找亲戚朋友了，而我只好流浪街头靠讨饭过日子。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我上街乞讨之时，竟遇上我杨梅山矿的同事胡伯刚。

他把我带到西南公路局住了一晚，带我到街上理发，给我衣服和旅费，找了汽车让我去重庆找工作。

三天后，我就到了重庆。

因有胡伯刚的介绍信，我在重庆很快找到了工作。

我在重庆工作了19个月，后来因肺结核病需要治疗，才返回湖南与家人重逢。

身体康复后，1951年，我带着妻子又回到了郴州宜章杨梅山矿工作，仍然担任财务工作。

在杨梅山矿，我们有了五个孩子，家庭和睦，日子过得还算平稳。

到1966年下半年，因为我出身资本家，造反派经常抓我去批斗。

他们反复问我，为何逃来杨梅山矿，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来的？在重庆19个月干过什么工作？

我一口咬定在重庆当码头工人，从来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

造反派当然不信，批斗没有停止。

1969年8月15日这天，造反派又把我押到矿里的俱乐部去批斗。

刚到门口，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到我面前，笑着为我松绑，还说我今后自由了，不准再批斗我了。

我感到很奇怪，是谁在保护我？

细想，一定跟我在重庆的工作有关。

1945年1月，我拿着胡伯刚的信，来到了重庆。

他给我的地址是“重庆市枣子岚垭67号”，与军统住处仅隔300米。

我问守大门的老头，这是什么单位。

老头告诉我，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程处。

他看我一眼，说，小伙子，这单位可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

我拿着介绍信找到接待我的人，他叫蒋绍贤，是工程处的处长，他了解完我的情况，就直接让我到第4科当办事员。

当天我就参加了工程处的会议，有50多人参加。

蒋处长说，抗战到了最关键时刻，要组织战略大反攻，军委会要求工程处必须保证各机场飞机的正常起降。

蒋处长还说，为了防止机场维修经费被挪用，以后工程处要派人直接将现金送到施工队手中，不再中转……

我所在的4科，科长李成瑞、股长李益五，还有其他科员共7人。

新建机场、机场维修费用都由我们科室拨付，是个重要部门。

为应对紧张战事，工程委员会一成立，就计划在云南新建机场40个，扩建老机场27个。

尽管上峰每天都在催各机场的修建运转情况，可有的就是不能按时完工。

这里面一定涉及贪污挪用，只是没有证据。

我到不久，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传来消息，美国支援的汽油弹药无法在云南曲靖沾益机场降落，因为跑道坏了。

沾益机场也叫陆良机场，1943年5月建成，曾成为二战时期远东最繁忙的军用机场。

机场共有5条跑道，5架飞机可以并行起飞，后面还有几十架排着等候，十分壮观。

这里同时也是驼峰航线重要的中转站，主要任务是将美国援华物资空运至沾益，再由汽车运输队转运到贵阳、泸州等地。

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马上携带现金去云南，三天内机场必须维修好，保证飞机正常起降。

当天下午，一个年轻士兵为我扛着巨款，一起乘坐飞机，到了云南沾益机场。

一下飞机，在机场维修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我先去看了机场现场施工处。

机场左侧的跑道，被敌机轰炸损坏，好在损坏不大，如果有足够的人施工，一夜完全可以完工。

维修处的告诉我，资金不到位，民工招不齐。

其实这笔维修款早就下发了，至于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无法查清。

没办法我只能马上让负责人去找民工，所有费用我直接付给，但必须快。

有钱好办事，维修处很快就招了300名民工，我要求连夜开工，就坐在机场旁监工。

很快，运水泥、砂石、钢材的汽车来了，运来一车材料，我就向对方付款。

为让民工加油干，凡来施工的，先预约500元银圆券，完工后另付500元。

这一手特灵，机场马上热火朝天施工，民工们干劲很大，加班加点拼命施工。

到天亮，50米损坏的机场跑道完全修好，并经技术员验收全部合格。

下午，美国运送弹药的飞机就在沾益机场安全降落。

在修沾益机场的曲靖妇女

随后我又转战昆明的两处机场，也是直接下拨资金，监督维修。

工程处对我的工作很满意，给了我通报表扬。

但当时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我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怎么刚参加工作就可以接触大量现金。

这是为什么呢？

一天，我又到银行去取工程款。

这时4科的股长李益五过来了，他对我笑笑，二话不说直接从我提取的两包现金中，每包拿出一张50万的钞票，装进了自己的提包里。

我说你这样拿走，让我如何对机场说，又如何做帐？

他若无其事地说，这与我无关，你看着办就行了。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100万虽买不了啥，但这是公款，一分也不能少。

我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

过了两天，我再去银行取款时，李益五又提前到了，继续从我装好的钞票中抽出两张，往自己提包里塞去。

我按住他的手，将钱夺回来，让运钱的司机将车开到一边。

我严肃说，之前的不说了，但这钱你不能再动了，再动就是我的失职。

股长没想到我小小办事员敢对他这样，俩人不欢而散。

我有点明白了上峰让我管钱的原因，我是新人，还没有派系，交给我放心。

但想到国民党内部腐败如此猖狂，我又得罪了股长，终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早晚肯定都会被辞退。

以后怎么办？

就在惆怅中，我们4科的办事员文光伟主动和我交流谈心。

他为人友善，科室的人都愿意同他打交道，他是看我有心事才找我的。

我把李股长贪污公款的事讲了一遍，文光伟没有说什么，而是拿出一张报纸给我看。

拿着报纸我大吃一惊，这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在重庆谁看就是通共，莫非他是共产党员？

报纸上面写着《反对贪污腐败，各地要行动》《反对通货膨胀，人民要生活下去》……

我一一看完， 真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我和老伴的晚年照

文光伟见我同意报纸上的观点，就鼓励我不要怕，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反对贪污腐败。

我虽然十分赞同，但想到自己得罪了领导，如被辞退，有力也用不上了。

文光伟让我不要担心，他说你之前不是在郴州杨梅山矿工作过吗，创办人可是李根源和曾养甫。

如今军事委员会工程处主任就是曾养甫，滇缅公路、军用机场都是他管，谁敢动用修机场的费用，他一声令下就是杀头。

文光伟说，谁敢为难你，你就提到他的名字，准有效。

我心里这才有底了。

大概是四月中旬，蒋处长召集工程处全体人员开会。

军委会组织大反攻，需要空运大量的战略物资，决定在重庆泸县修建蓝田坝机场和对梁山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扩建。

4科的任务就是要保障费用随时到位，不能少一分钱。

大家分工后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文光伟带着我坐车赶往蓝田坝机场考察。

机场已经开工，民工75000多人，运输车辆100多辆，日夜交替运输。

监督考察施工回来，钱款还是由我提取，送往机场施工队。

就在我担心会不会出问题时，科里的同事杨昭伦找到我，说请我去春风舞厅跳舞。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她平时可都是陪高官跳舞的。

我让她有话直说，舞厅肯定是不会去的。

她好意劝我，新来的办事员认真也没错，可这一毛不拔的样子，会把所有人都得罪光。

我反问她，如果钱少了，如何做账，又如何向施工队交代？

她说，这个不用我担心，帐由她来做平就行了，施工方也有人摆平的。

我说那也不行，一分钱也不能动，因为我怕上军事法庭。

杨昭伦见我不配合，只好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银行取了一笔款，准备送去粱山机场施工队，刚把钱箱搬上汽车，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过来。

他问，你是戴碧辉吗？

我回答正是。

对方拿出证件给我看，是军统的，我心一惊，特务找我有什么事？

还没等我问他，他就只说有人想要点钱花，让我灵活一点，留下500万元就行了。

我想起文光伟提醒的，说没问题，我马上给曾养甫主任打个电话，问问行不行。

对方一听，说请示上面太麻烦，那就算了。

后来我才从文光伟的口中得知，我为什么能进入工程处工作，并一开始就接触大量现金。

原因还有一个，因为我在杨梅山矿也是管钱的。

文光纬还给我支招。

当时曾养甫主任常年在美国，向美国申请援助修机场费用，真正掌握修机场工程权力的人是处长蒋绍贤。

他既是曾养甫的老乡，也是杨梅山矿的人。

文光伟告诉我，今后如果还有向我索要公款的人，要改变策略，打蒋处长的牌子。

说来奇怪，自从我拒绝了那些要钱的人后，工程处的人反而对我亲热起来，常有人请我吃饭、喝咖啡、跳舞。

由于拨款及时，施工监督到位，经过三月的艰苦奋战，蓝田坝机场5月底竣工，创造了我国第一条长1860米，宽60米的混凝土跑道。

6月1日，美空军6架B-24型飞机由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降落在机场跑道上。

工程处多人受到表彰，有的是真金白银的金牌，我没有获奖，但为抗战出了力，比什么都高兴。

1945年6月1日，军委会决定，为了适应美国重型轰炸机B-29起降的需要，命令工程委员会对重庆梁山机场进行大规模扩建。

四川省政府抽调35000多人扩建梁山机场，我科每天都要运巨款去机场，还是有人来试探我，看看能不能从中捞油水。

有一天，1科的科长龙志山也出现在我的面前，大夏天热情地帮我搬运钱箱。

当剩最后一箱钱时，他坐在上面说这些钱就留下吧，账务股长会来平帐，1科搞行政是清水衙门，大家日子不好过，让我就当没有看见。

这一箱钱可是1000万元。

我说你们就不怕曾养甫主任知道？他哈哈一笑，说曾主任在美国，不可能管这点钱。

我只好说：“你拿走吧，我告诉蒋绍贤处长了！”

龙科长没想到我如此油盐不进，只好说，那就算了，拍了拍衣服知趣地走了。

龙科长刚走，股长李益五来了，问我是不是龙志山来了这里。

我点了点头。

他说，龙科长真倒霉，前几天敌机轰炸重庆，父母被炸身亡，他急需安葬费，自己把一个月的工资给了他。

李益五是来打圆场的，言下之意情有可原，让我什么都不要说。

我从1945年1月到的工程处，到8月，中美混合联队共击落日军飞机299架，击毁153架。

想到自己为修建机场出了力，我内心高兴极了。

很快，传来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大家都无比激动，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未来，我当时只想回家看望父母妻儿。

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8月20日上午，文光伟约我到酒店吃饭，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工作。

虽然没明说，但我知道他就是地下党，我问他，一起干的话，会不会去湖南郴州工作。

文光伟说，一切得听从组织安排。

我只想回家，见不能在家乡工作，没有直接答应。

文光伟也让我考虑考虑，随时可以去找他。

不久内战爆发，云南、重庆的机场又开始繁忙起来，每天都在调兵遣将，我更加想离开了。

1946年4月20日，我突然接到委任状，委任状由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签发，上面写着：任命戴碧辉为主计处会计。

接到任命书，我忧心忡忡，回家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

第二天，主计长陈其采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让我准备好行李，随时可能要去台湾为国民政府打前站，计划用地，设防先做计划。

去台湾？我一听，心凉了半截。

我最近一段时间老咳嗽，还伴随着吐血，我先感谢领导的信任，说先去医院检查，看好病再去。

一检查，我患的是肺结核，马上住进了医院。

住进医院里，我每天都思忖着如何延长治病时间。

三个月后病情得到缓解，本可以出院了，我找到负责医生塞了一个月的薪水，请他帮我留在医院里。

又住了两个月，传来了一条消息：军事委员会工程处撤销，所有工作人员自谋出路。

我马上出院回到科里，打点行装，于同年9月20日，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后，我没有对任何人讲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工作过，只说在重庆码头打劳工。

新中国成立后，我带着妻子来到郴州宜章杨梅山矿工作，在这里生儿育女。

孙子戴震寰带我游郴州河

因为没人知道我在重庆工程委员会的工作经历，前面各种运动我都躲过了。

到了后来，因为我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只能接受批斗。

直到革委会主任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为我松绑，还说我受委屈了。

直到后来我才得知背后的真实原因。

原来是单位的高永瑞同志到北京外调，遇到了在北京国安部门工作的文光伟。

谈到我的情况时，文光伟得知我的处境，马上打电话给革委会主任，这才结束了我被批斗的生涯。

我虽然再也没有见过文光伟同志，但他认可我对抗战做过贡献，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

此后，我对工作更加积极了，退休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我也儿孙绕膝，偶尔对长孙戴震寰讲讲抗日故事，他听得入迷，也为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而自豪。

震寰长大后，便把我的事告诉了潘怀英记者和老兵服务志愿者李小标。

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在2015年竟收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这礼物，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拿着这沉甸甸的纪念章，我彻夜未眠。

那段隐秘的重庆往事，我也可以自豪地讲了。

在宏大的历史记录中，我们最多只能知道那些驾驶战机的英雄们。

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让战机升空，背后有多少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关键人物。

在国家危难之际，只要为国家做贡献的人，不论历史过去多久，总是会记住的。

就像戴碧辉一样，他只是抗战时期一个普通的小会计，在关键的时刻他守住了底线，也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所以总有人记得他。

心存侥幸也好，同流合污也罢，贪污总是各有理由。

时至今日，会计贪污挪用的案件数不胜数，这是离诱惑最近的工作。

人的心理和肌肉一样，是可以通过训练而变得强大起来的。

任何时代，只有强大身心，才能不在浮夸的社会失足饮恨。

编辑：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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