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宋子文回到上海，手握大权娇妻相伴，盛爱颐见到他扭头就走

盛七小姐，原名盛爱颐，提起其本名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但若向人讲起她所创建的“百乐门”，无论是否为上海人，几乎都耳熟能详。

1900年，盛爱颐出生于名门大家，其父盛宣怀作为晚清时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中的权臣，曾一手创建了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家银行等11项中国第一的传奇，被誉为“中国商父”，其家产亦富可敌国，可以说盛爱颐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小时候的盛爱颐聪明伶俐，在其母亲庄夫人的影响下，早早便开始帮着母亲打理家中事务。

而母亲作为盛家的主事人，在丈夫盛宣怀逝世后，便挑起了盛家的大梁，在乱世中艰难地维持着盛家作为名门望族的地位。

因此，盛爱颐年少时并未因身处乱世，而为生计发愁，反而相较于同龄女孩获得了更多见识世面的机会，不仅曾作为高材生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而且精通英文，擅长书画、刺绣等，是当时难得的新时代才女。

初见才子误终身，终归难迈旧世俗

1917年，宋子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同妹妹宋美龄一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初到上海的宋子文，在姐姐宋霭龄的推荐下，被盛宣怀所创建的汉冶萍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录用，在担任起了盛恩颐的英文秘书。

正是这一工作安排，让原本不相识的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

作为盛恩颐的秘书，必定要早晚向老板汇报相关工作情况，但由于这位盛大老板并非勤于打理事务之人，经常在公司找不到他的影子，故宋子文只得经常出入于盛府向老板汇报工作情况。

久而久之，便成了惯例，盛家人倒也是习以为常了。

经常有佣人看到这位才华出众、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一大早便在客厅等着，却经常是快中午时，才能同睡意朦胧的盛大老板碰面汇报相关工作情况。

有时候，宋子文在客厅待的乏了，也会去盛家的花园逛逛。

就是这般无心的举动，让他遇见了生命中难以割舍的女神。

那日，风清气朗，闲来无事的宋子文沿着花园长廊随意踱着步子。

恍惚间，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掠过耳畔，抬眼间，女神便这样悄然映入眼帘，如同天上的仙子般飘然而过。

自从这次偶遇后，宋子文便常有意无意出入于此，并向府中佣人打听这仙子的身份。

原来这位美貌的仙子便是盛家七小姐盛爱颐，十七岁芳龄的她早已出落的亭亭玉立，如出水芙蓉般散发着属于这个年龄应有的朝气与活力。

凑巧的是，这位七小姐当时恰巧在学习英文，急需一位资深老师的辅导。

宋子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大喜，便毛遂自荐，主动在工作之余，担当起了盛爱颐的家庭教师，二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师生关系”。

作为盛爱颐的老师，宋子文除了向她讲述最基本的英文知识外，还常常告诉她一些自己在国外的见闻，以及所接触的种种新鲜事物。就这样一来二去之间，盛爱颐不自觉便已经被这位博学多才的翩翩才子所吸引，芳心暗许。

两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自然逃不出庄夫人的眼睛，虽然庄夫人也甚是欣赏宋子文的才华，但毕竟这是关系到女儿终身幸福的大事，便差人悄悄将宋子文的身世调查了一番。

这一查不当紧，宋子文的父亲竟曾在教堂里拉过琴，这对于盛家这种名门大家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为了阻止这段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尽快斩断这段孽缘，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庄夫人便找了个由头将宋子文调去了武汉。

宋子文在接到调令时，心中自然明白其中缘由，虽有心违逆，却终无力抗衡。

在武汉呆了几日，心下不甘的宋子文决心为着自己的幸福争取一把，便辞了现下的工作，重新折返到了上海。

为了能和盛爱颐见上一面，他常在盛府门口，跟随着心爱姑娘的车子出行，有时甚至为了能和车中之人说上两句话，在大街上将车子别停。

盛爱颐看在眼里，于心不忍，也总是创造着各种机会与自己的意中人相会。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重组了广州政府，建立起了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为之效力。

在姐姐宋庆龄的推荐下，孙中山决定起用宋子文，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

收到电报的宋子文内心十分纠结，一边是自己的心爱之人，一边是革命事业的呼唤，令其左右为难。

在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宋子文决心劝盛爱颐同他南下广州，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在广州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并且革命事业也定会成功。

再次来到盛家，宋子文对着盛爱颐深情地说道：

“爱颐，和我一同南下广州吧，那里有着一番广阔的天地任由你我尽情遨游。你于我而言，就像粘牙糖般，我的腮帮子都要被你给带走了，只要想起你，便满是甜蜜的味道。”

可盛爱颐在听到这些时，内心却是摇摆不定的，不论听到的言语有多么的令人心动，却终抵不过未知的前景。

从小在深闺大院中长大的她，面对这一切时，终究还是打了退堂鼓，况且当时这种做法同私奔无异，自己如果真的这样一走了之，让家中之人情何以堪。

宋子文却不想就此放弃，在第二天得知盛爱颐前去钱塘江赏潮的消息后，当天便坐着火车追了过去。

钱塘江畔，四目相对，相顾无言，只剩淡淡的伤感弥漫其间。

面对眼前这位执着的追求者，瞧着他眼中闪烁着的光芒，盛爱颐内心无比煎熬，甚至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愧疚，但就是无法跨出那一步。

临行前，盛爱颐从怀中掏出了一把金叶子，亲手递到了宋子文的手上，深情地对他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归来的那天，一路安好。”

宋子文眼中的光芒逐渐黯淡了下去，失魂落魄的他终究切身体会到了在现实面前自己究竟多么渺小和无力。

可现实就摆在那里，由不得你选择半分，宋子文目光注视着手中的金叶子，喃喃地说道：“这些钱便算作我向你借的，日后必定奉还。”

说罢，无奈地转身缓缓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挑战旧习夺财产，旧人归来人已非

1927年秋的某日午后，盛府没了往日的恬静，整个宅院显得异常嘈杂忙碌，佣人们个个行色匆匆，家中的子女也是个个满脸悲戚。

原来，盛家的主心骨庄夫人因病去世了，这个为了盛家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究没能将身后事料理妥当。

老人逝世不久，由于盛家在整理遗产时有了新收获，就遗产分配问题便产生了争端。

事实上，如果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这部分财产理当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由盛家五房子孙平均分配，另一半则归盛氏义庄所有。

照此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算上之前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

照理说，大家只要依据章程规规矩矩办事，也就不存在什么争议，大家皆可相安无事。

可是总有一些好事之徒，跳出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节外生枝。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伙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向上海临时法院提交诉状，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拿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大房的孙子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便在家族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

七小姐盛爱颐知道这一消息后，第一个表示不愿意。

在她看来，这笔财产既然已经归入公产，那便断没有再讨回的道理。否则的话，依据民国法律，女子也享有继承权，自己和八小姐理当各分得其中一份。

于是盛爱颐便向哥哥盛老四提出请求，要求拿出十万银元供自己出国留学。

盛老四自然是不同意的，自己的银子使起来还捉襟见肘，怎可能再拿出来分与别人。

无奈之下，为争取自己的权益，盛爱颐便一纸诉状将三个哥哥和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

虽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女子是不享有继承权的，但民国时期政府出台的法律却明确规定“未出嫁的女子享有和男子同等的继承权”，正是基于这一规定，七小姐毅然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捍卫自己作为女性的尊严。

消息一出，立马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各界人士也迅速将目光汇聚于此。

这场官司的输赢不仅关乎到个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甚至触及到了社会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这是盛老四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虽说舆论一开始并不偏向于盛爱颐，甚至有部分批评、谩骂的声音，但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公众意识的觉醒，七小姐的维权行为慢慢获得了社会的各界的支持和帮助，道义的天平也倾向了盛爱颐这边。

开庭当日，旁听到场的社会各界人士挤满了法庭，盛况空前。

各方律师围绕着案件事实和法律，唇枪舌战，努力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着权益。一个月后，随着判决书的宣读，这场轰动一时的官司最终尘埃落定。

七小姐盛爱颐虽然支付了昂贵的律师费用，但最终却赢得了这场官司的胜利。

她不仅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五十万大洋的遗产，而且用实际行动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广大女性同胞树立了榜样。

而另一边，南下广州的宋子文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顺利步入政坛。

1924年8月，孙中山任命宋子文担任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两广盐务稽核经理等职，揽中央、广州政府财政于一身，一路扶摇直上。

1927年，新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庐山游玩时，感觉此地风景秀丽，清凉宜居，便萌生了为其母亲建造一栋别墅的想法。

之后，在当地官员的引荐之下，会见了营造厂的老板张谋之，请其为别墅设计施工。

双方在一切事宜洽谈完毕之后，在张老板的盛情邀约之下，宋子文参加了张老板的家宴。

宴席之上，宋子文邂逅了后来同自己相伴一生的妻子张乐怡，并与之迅速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1930年，再次回到上海的宋子文，手握财政大权，身旁娇妻相伴，已是人人倾羡的成功人士。

当盛爱颐得知宋子文回到上海后，多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曾高兴过，欣喜过。

但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还未等脸上的欣喜褪去，噩耗般的消息却接踵而至。原来，宋子文早在1928年便迎娶了张乐怡，这次归来后更是同夫人双双频繁出没于公共场合中。

盛爱颐多年的等待终归是化作泡影，消散在了这天地间。

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盛七小姐大病了一场，待到病情稳定，已是心如死灰，从此不再提及宋子文的只言片语。

1932年，32岁的盛爱颐在旁人的撮合之下，同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成婚，空落落的心终归是有了归属。

在这之后，盛老五有天曾打电话邀请自己的这个妹妹前来花园品茶，想不到刚走进客厅，便同坐在厅内的宋子文撞了个正着，四目相对，宋子文刚蠕动着嗓子想说些什么，盛爱颐却扭头便要离开。

聪明她怎会不知这“巧合”，正是兄嫂安排的一出局，目的自然也是希望自己能与宋子文重新“和解”，但她自己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一安排。

在面对兄嫂留下吃个便饭的“热情”相劝时，她则一脸冰霜地说了句：“丈夫还在家等着我吃饭，失陪了。”便拂袖而去。

这件事之后，每每有人提及，盛爱颐总是语气中带着几分惆怅地说道：“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之后便怔怔地一个人望着远方出神好久。

平静的日子就这样如流水般悄然而逝，直到有天自己的侄子盛毓度被关进了监狱。

紧要关头，这位侄儿的原配夫人叶元婵来到盛爱颐家中，半是请求半是逼迫的让七小姐给当时已经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打电话，看是否能将丈夫放出。

被逼的无可奈何的七小姐只得答应帮忙，但也不抱太大希望地对叶元婵道：“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子文答应的出奇利落。甚至在盛爱颐提出“希望明天中午能和侄子共进晚餐”时，电话那头也是没有丝毫犹豫，满口答应。

在众人为此而欣喜若狂时，放下电话的盛爱颐眼角却有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泪光闪烁而过。

晚年曲折磨难多，优雅从容淡定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众多富商大贾始终对新政权抱着怀疑的态度，纷纷出国观望，但盛爱颐却出于对故土的这份热爱，而选择继续留在上海生活。

起初，虽然经历了社会制度改革，资产被收归国有，但凭借着按时从中获得的定息，平时抽个雪茄、写写字，膝下儿女双全，日子过的倒也惬意。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这样平静、简单的日子一下子被打破了。

房屋被侵占，屋内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都被打砸一空；丈夫在乡下劳动改造期间病逝；儿子庄元端也送往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珍则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至福建做起了乡村教师。

盛爱颐则被赶到了五原路上一栋简易的汽车车库内居住。

而这个车库恰又临近化粪池口，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一根管子伸进她家咕咚咕咚地抽着粪水。在马路的对面，还有一个菜市场，每天闹哄哄的，人来人往。

一生养尊处优的盛爱颐突然之间过上了这般糟糕的生活，但她却从未向生活低头，任由命运摆布。

虽然白天要做着繁重的工作，但只要闲下来，这位七小姐便努力生活着，用心布置着自己不大的房间，将野花装进瓶子里摆在窗前，享受着这份属于自己的宁静。

有时，这位七小姐还会趁着午后阳光，拖过一把小椅子，姿态优雅而又从容地倚靠在门前，嘴里抽着一支雪茄，吐出淡淡的烟圈，透过这烟圈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路上行色匆匆的芸芸众生。

1983年，盛爱颐走过了她漫长的一生，临终前，她依旧将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脸上依旧保持着应有的优雅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