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童还没发育成熟，为何十三四岁就要嫁人？人性的复杂

在古代，女童的成长往往受限于社会的习俗和家族的传统。十三四岁的年龄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还处在青春期的初期，然而在古代却可能已是嫁娶的时候

。这其中蕴含着人性的复杂，包括家族压力、社会风俗以及个人选择等多种因素。

在古代社会，女性地位低下是早婚的重要原因之一。女性在古代社会中被视为男性的附属，主要被赋予传宗接代的责任。这种社会观念导致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消解，使她们甘心接受早婚的安排。

首先，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属的观念。女性在这种观念下被赋予传宗接代的责任，她们的地位主要是依附于丈夫和家庭之中。因此，一旦女性年龄稍长，社会和家庭就会施加压力，要求她们赶快嫁为人妇，投入婚姻和生育的怀抱。

其次，古代社会普遍灌输了“嫁人是唯一出路”的思想，这严重扭曲了女性的自我价值感。从小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女性自然会认为嫁人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而不会去追求其他可能性。这种封建迷信对女性地位的压制，使得女性在面临早婚时往往会选择顺从，甚至是心甘情愿地接受。

历史上有很多典型的事例可以证明古代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早婚的现象。例如，明朝词人王穉登的《断鸿零雁记》中描述了女儿十三四岁就面临婚姻的情景，以及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被母亲许配给越王文衍之的儿子的例子。这些事例反映了古代女性面临的早婚压力，以及她们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

因此，女性地位低下是导致古代女性早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权利的严重剥夺，以及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消解。

在古代封建社会，催生多子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的平均寿命较短，父母们希望通过早生贵子来延续香火，以保证家族的繁荣和延续。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广泛存在，不仅体现在皇室和达官贵人中，也影响到了民间士大夫等普通家庭。

以清朝为例，皇室和达官贵人们特别注重催生多子。他们纳妾早，生育早，以期在有生之年多产子嗣。乾隆帝的爱妃许佳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初入宫时只有十四岁，随后便连续生下皇长女和一子二女，成为乾隆帝的宠妃。这样的例子激励着清朝上下追求生育多子，使得早婚现象持续盛行。

除了皇室和达官贵人，普通家庭也普遍遵循着早婚早育的原则。民间士大夫往往会在女儿十几岁的时候就将其许配给他人，希望女儿能够早日生育，为家族增添子嗣血脉。这种早婚早育的做法在当时社会是一种常态。

这种对多子的需求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在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皇亲国戚们的行为常常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

他们的催生多子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女子不得不面临早婚生子的命运。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也暴露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因为个人的追求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满足家族的利益。

在古代，女子早婚现象与当时的政策法规密不可分。这些政策法规通过明确规定结婚年龄，强制规定女性在十三岁左右就要嫁人，从而加剧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对女性地位的压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唐朝时颁布的《唐律疏议》规定男子十五岁、女子十三岁即可结婚，将早婚的年龄界定为法定年龄。这种法律约束迫使年幼的女子不得不早早结束单身生活，进入婚姻殿堂，尽管她们的身心可能都还未成熟。这样的法律规定加剧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她们在婚姻中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压力和责任。

其次，宋朝时期更进一步颁布了更为严苛的规定，规定女子十五岁不嫁就要受到家人的处罚，这种规定使女子们生怕耽误了婚期而遭受惩罚，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焦虑和压力。这种法律制度将女性的婚姻权利置于家人手中，使得女性无法拥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和婚姻时机的权利。

因此，古代的政策法规对女性地位的压迫是早婚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法规以国家机器的权力强迫女性早早结束单身生活，进而催生子嗣，导致无数女子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这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的严重剥夺和对传宗接代的极端重视，也揭示了当时政治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强制性干预，从而加剧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

在古代，大规模战争和沉重的赋税共同促成了女子沦为生育工具的现象。这是因为战争和税收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支持，导致统治者大力促进生育，将女性变相地作为生育工具来利用，间接导致了女子早婚现象的泛滥。

以明朝中期为例，东南沿海频繁受到倭寇的骚扰，边患不断。为了应对战争，朝廷积极推行“增赋广丁”的政策，鼓励百姓多生多育。由于赋税沉重，许多父母为了躲避苛捐杂税，纷纷让自己的女儿提前嫁人生育。这种现象在历史记录中有所记载，说明许多十三四岁的女孩被迫早婚，以避免赋役和税收的迫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当时天灾人祸频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为了躲避苛捐，许多农民纷纷让自己的女儿十二三岁就出嫁生育。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早婚现象不断增多。

因此，古代频繁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是导致女子早婚的重要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使女性成为了权力机器下的生育工具，被迫在身心未成熟时就面临婚姻的重担。这种强制手段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人性的黑暗面，暴露了古代社会中的不公和压迫。

在古代社会，父权制度占据主导地位，崇尚男权、抑制女权，这导致女性自我价值被同化，失去了选择婚姻的权力。从小开始，女性就被教导顺从于男性，丧失了独立人格。一旦父兄作主，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人，女性们就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安排，悲壮地踏入婚姻殿堂。

在王安石的《泊船瓜州》诗中，他写到：“十二三女，六七男。女使嫁，不由量。”这句诗表达了古代社会中女性被迫嫁人的现实。女孩们十二三岁就被迫嫁给他乡，她们对于自己的婚姻事宜毫无选择权。这反映了父权制度对女性的严重剥夺，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地位。

因此，父权制度同化了女性的自我价值，剥夺了她们选择婚姻的权力，使她们沦为父兄意志的附属品。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中十分普遍，体现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地位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