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君臣为什么会离心离德？

崇祯皇帝

明末崇祯时的明朝遇有两大挑战：

1、东北后金已崛起，想遏制不易。

2、明末处于小冰河时期，天灾不断，以致灾民不断产生，灾民数量越积越多，如何救助越来越多的灾民，对明朝政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救助不到位，灾民很容易走向起义道路（当时主要在西北）。

这两大挑战，任何一个解决不好，明朝将遭受很大的灾难。在这两大难题面前，明末崇祯君臣唯有齐心协力，方能共度时艰。

那么崇祯朝君臣为何最终没能齐心协力，共度时艰呢？个人以为主要责任还是在崇祯皇帝，为什么这样说？

个人以为崇祯皇帝的以下的几项作为最终导致崇祯君臣越来越离心离德。

1、对“阉党”逆案处置的扩大化与批量化，人为制造了朝臣间的裂痕。

对“阉党”逆案扩大化与批量化处理，难保其中不会有冤案产生，因为有些“阉党”成员可能是迫于形势与无奈，替阉党魏忠贤做了些事或者替阉党说了些好话。这些没犯什么大错误的人也被打进“阉党”逆案，必定心中不服，必定时不时谋求翻案，上下活动，好重返朝堂，如此必定使明末党争愈演愈烈。

当时的内阁辅臣韩爌、李标等就劝谏崇祯皇帝对“阉党”人员不要批量化、扩大化处理，应该单个单个的个案处理，确实做了危害朝廷事的官员才依律处置。但崇祯皇帝不听。

明末内阁辅臣韩爌、李标曾这样劝谏崇祯皇帝对“阉党”的处置：

“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

总当详核人品，辨别忠奸，然后举措得当。”

对官员应全方位考察，详察其人品与才干，方能辨别忠奸、举措得当。

2、“阉党”被打压后，对“东林”人员又未给予足够的信任，导致最后留在朝堂的人以温体仁、周延儒等不具治国方略或首尾两端之人居多。

对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部分“东林”人员在崇祯朝的遭遇。

韩爌，内阁首辅，崇祯三年（1630年），被迫去职。

李标，内阁首辅，崇祯三年（1630年），被迫去职。

钱龙锡，内阁辅臣，崇祯三年（1630年），因袁崇焕案牵连被长期关押并遣戍，直到南明弘光时才被释放。

刘鸿训，内阁辅臣，崇祯元年（1628年）被谪戍，后病逝于戍所。

成基命，内阁辅臣，崇祯三年（1630年），被迫去职还乡。

文震孟，崇祯元年（1628年）前，被阉党削职为民，崇祯元年，被任命为皇帝的日讲官。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升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没多久被温体仁排挤，落职闲住，于次年病卒。

钱谦益，崇祯元年（1628年），被温体仁排挤，罢职还乡，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被重新起用。

朝堂上“东林”与“阉党”人员都被批量清空不少后，可用之才就大为减少了。

3、对明朝制度的破坏。

明朝发明了许多好的制度，有廷议、廷推等具备民主性质的议政制度，有较科学的决策制度——内阁“票拟”制度。

但这些制度遭到崇祯帝破坏，崇祯帝喜欢这三样：

①“中旨”频出（“中旨”指皇帝未经内阁票拟而自行发出圣旨）。

②频频“改票”（“改票”指皇帝对内阁票拟意见不满意，而将章奏发回内阁重新票拟），这导致内阁辅臣直接“摆烂”，票拟时留白，任由皇帝胡作非为。

③喜欢“特简”（“特简”指皇帝未经群臣推举而自行任命某人任某职），如杨嗣昌被任命为“督师”，是未经廷推的。

崇祯皇帝对制度的破坏，“君侵臣职”亦引发许多朝臣的不满。

如果崇祯帝在处置“阉党”时，能听从内阁票拟意见，不扩大化处理；对犯错的大臣能听从内阁票拟意见，能给予别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明朝有许多好制度，制度设置的本身就是为了限制君权（尤其后世君主）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明朝毕竟还是封建社会，君主在法理上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启以前的皇帝愿意遵守这一套规则。但崇祯皇帝却不愿遵守，他认为非常之时，不应该遵守常规。

所以当时的大思想家刘宗周就提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应成为一种宪制规定，也就是成为一种皇帝不得干涉的规定。如果真成了一种宪制规定，就与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已经很相似了。

4、当朝臣犯错时，往往严厉惩处，造成许多朝臣不敢任事。

以上种种，使崇祯朝君臣最终矛盾重重、离心离德，当矛盾重重时，作出的决策必很容易失误，决策失误得多了，最终离亡国就不远了。

面对明末那种局面，个人以为崇祯皇帝如果坚持遵从明朝原有的群议制度，集合更多人的智慧，应有破局的可能。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奈何崇祯皇帝过于相信自己的智慧，未能给予朝臣更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