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4 ：同治皇帝放弃跪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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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73年清廷终于放弃了传统体制讲究宗主国的体面，外邦使节当然要向上国皇帝行跪拜礼的惯例，允许各国驻华公使按近代外交讲究平等的原则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40、之前在乾隆时代，解决洋人抗拒跪拜这样的问题，地方官员与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自有“妙计”。比如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去篡改使团的外交文书，把一封以彼此地位平等为基础书写的外交文件，翻译后变成了下级对上级毕恭毕敬的呈文，许多关键语句被大幅篡改。

41、到了嘉庆时代，这位比父亲乾隆更重视“天朝上国”体面的皇帝，愤怒于使团只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还可以强硬地将再次来访的英国使团赶出中国。再到咸丰时代的“庚申之变”被英法联军赶出紫禁城，仓皇逃亡热河并最终死在了那里，清帝国已没有了以武力驱逐英国驻华使团的实力。

42、更何况《天津条约》里，已有中英两国地位平等的明文规定。加上“最惠国待遇”的存在，该规定意味着所有与清廷建交的欧美国家，都已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得了以近代平等礼仪觐见清帝国皇帝的权利。

43、清廷唯一能做的只剩拖延。所以咸丰宁愿死在承德也不肯回京，决不给各国驻华公使觐见的机会。所以，咸丰死后，清廷又以同治皇帝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为由，长期将各国公使拒之于紫禁城外。

44、到了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清廷干脆做出了空前绝后的失礼之事，不但不邀请各国公使，还要求他们不要在婚礼当天出门。清廷担心的，是各国公使在婚礼上不跪拜同治皇帝，仅行鞠躬礼，会让参加婚礼的群臣惊愕莫名，严重冲击皇帝在本国臣民前的体面。

45、1873年2月23日，随着年满18岁的同治帝正式宣布亲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集体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皇帝以表祝贺。在所有的托辞都已失效的情况下，恭亲王只能战战兢兢地汇报请求，与其等洋人启动武力威胁然后我们再同意觐见，不如现在趁他们言辞恭顺就同意算了。

46、清帝国在1874年遭受的最大冲击，是日军以弱旅入侵台湾，而已改革多年的清军却无力将之驱逐，只能褒赞日军侵台乃“保民义举”，以向日本政府支付白银50万两的代价解决争端。

47、固守“天朝上国”的礼仪尊荣，不愿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以致对海外情形完全茫然无知，是清廷在“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中步步落后的重要制度因素。固守传统天下观，对近代主权国家观所知甚少，则是清廷在“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频频落入日方陷阱的重要文化因素。

48、1875年同治去世、光绪即位，清廷随后急速迈入慈禧时代，慈禧太后是一位典型的权术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统治者，“同治中兴”是她的权术所能企及的极限高度。引领时代走出变局最需要的是见识，然而，晚清改革最深的痼疾是，有见识者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基础稳固者无见识。

49、1876年清廷终于决定向欧美国家派驻外交官。当时的清廷正处在一个频繁与世界发生交流和冲突的时代，没有常驻海外的使节直接导致清廷在对外交涉中长期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既抓不住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也得不到最紧要的情报，结果只能是不断发生外交灾难。

50、尽管当时的清廷已办理洋务30年，但当时的朝野士大夫还在玩南宋以来的那套老把戏，搞什么“以和为辱，以战为高”，谁主张与洋人讲和谁就是汉奸，谁高喊与洋人决战谁就最爱国，实在是不可理喻。

51、郭嵩焘被清廷选中派往英国，成为首位驻外公使，然而，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郭嵩焘是1875年底被选定的，早在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说此行去向蛮夷致歉，实在是自取其辱。最典型的例子是到了1876年的八九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欧洲担任驻英国公使，怒不可遏的湖南士子们组织聚会痛骂郭嵩焘，结队出动焚毁了郭出资整修的上林寺，并张贴告示扬言要捣毁郭宅，郭氏一门因此受惊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