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义回忆录：我参加革命琐忆

1939年在贾力更、云浦等人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三边公学学习。1945年分配到晋绥分局支援前线宣教团工作， 9月到察哈尔镶红旗开展工作， 1946年10月任内蒙古骑兵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1950年，专业任绥远省民委盟民科长， 1953——1956年入华北干部文化学校学习， 毕业后任内蒙古统战部一处处长， 1957年调任呼和浩特郊区区委书记， 1965年任呼和浩特新城区区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 1973年出任呼和浩特农机水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升任内蒙古工商联副主任， 1984年离休。系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理事，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至今。于2010年7月29日在呼和浩特市去世，享年88岁。

土默特旗塔布赛村，是我家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我从小就没见过祖父的面，听父亲说，爷爷叫云寿。他老人家为人忠实厚道，说一不道二的，全村上下、左邻右舍都很尊敬他。村里有什么大小事情，总要来请爷爷去给“说合”解决，爷爷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总是公平合理、近情近理的，当事人一般都能接受。所以，无论什么事一经爷爷出面调解，差不多都能妥善解决。父亲叫长毛，二十几岁时就给村里或外村人当长工赶车。父亲省吃俭用，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到了岁数已是老大不小，按农村的习俗，早该成家立业的时候，才由亲友帮忙资助和母亲结的婚。真是“三十年的富光棍，一娶媳妇尽打尽”，婚后，日子过得就一年比一年紧困了。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八个，实在养不起就给出一个。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象我们这样的人家，过个半饥半饱的生活可真不容易呀!我的五个哥哥都出去给人家当了长工，没明没夜地给东家干活受苦，舍不得吃，更不舍得穿，就这样也难供养两位老人糊口度日。母亲万般无奈，在我刚满十三岁时，就搬人说合，给村里人揽牛放马，过着风里来，雨里去的痛苦生活。那时人们常说：“天阴下雨长工歇，放牛小子造了孽。”真是一点不假呀!我家只有老七因年龄过小和时光好转，才没有当过长工。

一九二九年，二哥贵河已当了六七年长工，因实在受不下地主的欺凌和盘剥，偷跑到老一团，托人顶了一名姓赵的空额，所以叫成了赵贵河。七弟也跟着姓了赵，叫赵戈锐,他从十二三岁参加革命时就用的这个名字。

一九三六年春天，母亲因没明没夜地操劳家务、补不完的破衣服、烂袜子，且又常年吃不饱、穿不暖，真是“儿多母饿”呀!在冻饿劳累的煎熬下，一病不起，下不了地了。在我家那种穷困潦倒的境况下，哪有钱请医生治病呢?在缺医少药，生活无着的夹攻下，母亲与世长辞了。母亲一死，留下一家光棍，老的老，小的小，都毛手毛脚的连做饭缝衣也干不好，一家人过着生一顿，熟一顿,破烂不堪的穷光景。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鬼占领了归化城。绥远省国民党那么多的军队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来听人说：人家早向山西、河套等处撤退了。日本鬼子很快又占领了我的家乡一塔布赛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今天要军粮，明天抓兵，后天拉夫修公路，筑工事、修土围子……搅得人畜不得安宁。象我们这样当长工受苦的人，不是被拉去应差、就是派出去送粮，经常得受保甲长和鬼子兵的气，不是挨骂，便是挨打。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有心情劳动呢。当时我天真地想：世道总不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吧?总有一天会出来个治乱能人，一举剿灭日寇，安定社会秩序。使穷苦百姓过上太平安乐的日子吧!

一九三九年春天，父亲也患病不起，不几天就病故了。全家人草草地埋葬了他。父亲一死，生活就更无着落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天中午,云浦(乌兰夫的弟弟)来到我家串门，和我们谈论了好多事。记得他谈过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东洋来我们中国，国民党那么多军队为什么就连小日本也抵挡不住。特别是谈到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办事的，是穷人的党；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军队：八路军正在黄河那边浴血抗战，只要全国各旅人民团结抗日，一定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最后他动员我和俊峰(我五哥)过黄河去投八路军。云浦走后，我想了很多，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如果那一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真的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那不是真的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社会了吗?那时我还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听云浦说共产党不打骂人，叫我们上学识字，大了干事情，想到这里心里真的是乐开了花。

在云浦来我家大约半个月左右，一天中午，村里忽然开来了大队国民党的骑兵，听说叫“跨三连”。军队一进村就把我们几家蒙古人家包围住，不容分说就要抄家。特别是对乌兰夫同志的家更是大抄大搜，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只是借搜查之名，抢劫了一些东西，宰杀了一些牛羊，扬长而去了。这次搜查连我们那样穷苦人家也没放过。他们得不到财物，就吊打拷问我的三哥玉河，硬把我三哥打成残废,我们兄弟几个跑出村外躲藏了几天，白天不敢回家，真是又气又恨，但在那个世道里，有冤有苦只有往肚里咽。

这股军队过去后，有一天夜里，村里忽然又开来二三百骑兵。他们当天夜里并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二天，他们才只准外来的人进村、不准村里的人外出，但是这支军队对老百姓，却很好，不打人，不骂人，不抓老百姓铡草、喂马或溜马，饮马,他们吃饭也是有甚吃甚，不向老百姓要肉要面。这支队伍和前几天来的那个“跨三连”完全不一样，当时使我很纳闷，他们的枪还让我们这些孩子拿摸也不发火。这支队伍走后，云浦对我说：“昨天来咱们村的这支骑兵，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我们大青山地区打游击、抗日救国的八路军。”通过这两支部队的比较，我对共产党、八路军从心底里产生了热爱和信服的感情。再加上我在十几岁时就听说过：奎璧常到我们村，张禄他们到过俄国，俄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我想俄国成事了，我参加了革命，我们也一定能成事。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坚决投八路军参加革命，学文化、学知识，出来为穷苦农民办事。

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我正在地里劳动，云浦走到我跟前问道：“成义，成天受苦哪是个头?你想不想做点有前途的事?”我说：“咋不想，咱还能有甚前途?”云浦说：“念书去怎么样?有个学校，公家供吃供穿。就是远一点，你去不去?”他和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惯惯儿的，他为人很正直，我知道他说的是正经话，不是哄我。就回答道：“再远也不怕，去!”见我挺坚决，他笑了笑说：“好，先准备准备，什么时候去我会告诉你。走以前不要对别人说。”到了阴历七月，说是要在十四日出发。这时我才知道，一起走的，光我们村就有十几个人，有云晨光、云照光、云成烈、布赫、云曙碧、云林和赵俊蜂我们兄弟俩，据说还有别的村的，反正都是蒙古族青年男女，我也没去打听，赶紧准备开了。

七月十四日吃过晌午饭，我们拉拉溜溜离开了村子，下午就到了小里素，住在乌兰夫的舅舅家。到晚上人就集合齐了，除了我们村的以外，还有张玉庆、李文精、李永年、云生格、云世英、朱玉山、奇俊山、李贵毛、云林秀、云治安、云治忠、巴增秀、云祥生，还有个张禄，共是二十二个人，当时决定十五日上路，晚上由贾力更作了动员，这时我才认识他。人家说贾力更是大干部，我看他穿一身农民的衣裳，抽烟用的是小烟袋，一点架子也没有，跟普通人没有区别，印象真好。他给我们讲话说：送大家出去念书，就是培养你们参加革命。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推翻所有的剥削阶级，使人们不受剥削和压迫。当前我们的革命任务，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打倒它，想要过上太平日子，实现民族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革命，要打倒日本侵略者，没有干部不行，没有本事也不行，所以要送大家到延安去学习、深造，将来更好地搞革命。他还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形势，他说，现在是国共联台抗日，蒋介石抗日是三心二意的，不是真抗日。他如果和我们联合，自然好，那就联合下去；他不联合，我们就自己扛起抗日的大旗，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共产党一定能够掌握中国的命运，实现耕者有其田，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他还嘱咐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要好好学习。他的话对大家的启发、教育很大，就是现在看，也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接着，他对路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一作了安顿。他说这一带往西南方向，善岱周围到处都有伪政权和大马队(即保安队)。明天上路，大家都要化装。男的要向乡亲们借镰刀、绳子和粪箩头，装成放牲口割草的、拾粪的；女的骑上毛驴，挎上个竹篮子，由一个后生在前边拉着驴，后面跟一个上年纪的，装成走亲戚,回娘家的。路上，一定要拉开距离走,不要攒在一搭儿，以免敌人生疑，出了岔子，为了彼此不致于失掉联系，他还规定：走一段路，就用一截七八寸长的高梁杆或麻杆子削成箭头，后边的人一定要沿箭头指的方向前进。同时还规定了在路标上刻上前进、停止或疏散隐蔽的记号，前安后顿，直到大家都记住了才休息。

第二天，我们就按贾力更的安排，一村倒一村地前进，一路都比较安全。这天黄昏，我们走到准格尔旗西官府地面的四先生窑子村，就在那里住下了。晚饭做好了，我们刚端起碗来，突然，保安队来了，诈诈唬唬地问：“这么多年轻人，是干什么的?”贾力更上去说：“我们从土旗来，是去，伊盟探亲的。”那些人根本不信，张罗着要把我们押起来。那时候西官府已投降了日本人，我们的护照不能往出拿。贾力更一看时色不对，端了个饭盆子装作去打饭的样子，乘机溜出去了，估计是没法救我们的。我们被那些保安队抓起来时，只失散了布赫和云祥生两个人。后来，我们因为西官府奇子祥和李永年、李文精是同学，因而没有受大制，两三天后就被放出来了。出了西官府就渡河，这时布赫他们也赶来了。贾力更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黄河边，所以他没有到河那边去。这一路上，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写字。他的蒙文写得特别好。后来听说，他用蒙文写的材料，是有关我们的情况，还有写给上级的报告，这些东西是由带队的张禄带到延安的。他既温和又精干，遇事能够随机应变，是个非常好的负责同志。一九四二年杨植霖同志回到延安，说贾力更牺牲了，我们都感到非常悲痛。陕北公学给他开了追悼会，大家都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好，同时也把生产搞好。我一直牢记着他在小里素给我们讲的那些话，决心照着他说的去做。我和他接触虽然不多，但是，他的的确确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蒙古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时，除了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官僚及其军队和村里地主恶霸的凌辱外，还受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迫害。记得，那时我外出做工，母亲咐嘱我对人不要说是蒙古族，就说是汉族，那样好办事；说是蒙古人，就会受歧视。有时连住宿、吃饭也会遭到非难的。一九三九年我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组织上对我们少数民族学员关怀备至，汉族同志，特别是不少领导同志经常和我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使我真正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暖!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