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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一天，一位叫姚一群的人在单位参加会议，该会议是单位领导请来了一位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员，来为大家讲述隐蔽战线上的红色历史。

姚一群听着听着，忽然听见了两个熟悉的名字——舒曰信和沈伊娜。

他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这不是父亲曾经老是念叨的名字吗？

姚一群的父亲叫姚子健，晚年他总爱说起以前的事情，这两个名字他就听父亲提起过。

他记住讲课那人的名字叫沈安娜，回去之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姚子健一听，顿时惊喜道：

“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要是能见个面就好了。”

后来姚一群才知道，自己阴差阳错间，竟为父亲查清了当年在革命期间的真实身份。

姚子健的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当年他孤身一人从江苏宜兴到上海求学，并成功考上一所中学。

姚子健本以为以后就能学习知识报效祖国，可这一切却都被蒋介石毁了。

1931年，姚子健的学校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停办，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就是蒋介石。

姚子健无奈之下只能转学到江苏无锡的一所学校，不久后淞沪会战爆发，为了躲避战乱，姚子健只能辍学回家。

后来姚子健了解到，日本人之所以在中国的领土上如此横行霸道，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抵抗，放任他们残害中国人民。

再加上自己求学无门，姚子健就更加恼恨蒋介石，在听说了共产党的政策后，姚子健就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但那时候他身边没有共产党员，又不知道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只能再想其他办法。

1933年，姚子健无意间看到了南京大石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的招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姚子健就报考了这所学校。

幸运的是，他成功考上了。

这所学校是一所军事化院校，由国民政府创办的，虽然姚子健痛恨蒋介石，但他并不排斥在这里获取知识，毕竟先辈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验。

姚子健能学的专业有两个，一个是地形，一个是制图。

考虑到革命的需求，姚子健选择了制图。

因为革命需要宣传，而制图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做宣传工作，抱着这样的态度，姚子健再次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

一年后，姚子健完成了学业。

求学期间，姚子健认识了一位好友，名叫舒曰信，令姚子健兴奋的是，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直想要参加革命的姚子健便在毕业前给舒曰信写信，请他帮自己联系党组织。

当时舒曰信正在上海，接到姚子健的信后，他就让姚子健到上海来当面一叙。

姚子健兴奋地收拾行囊去了上海，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要走的是怎样一条神秘又伟大的道路。

舒曰信那时候已经进入了中央特科，姚子健来上海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特科需要大量人才，像姚子健这样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文化的，就是我党需要之人。

到了上海之后，舒曰信带他去见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姚子健表现出来的急切想要入党的愿望得到了鲁自诚的高度赞赏。

鲁自诚告诉他，革命不能仅靠说的，得用实际行动证明。

姚子健表示只要他能入党，一定会为了革命事业肝脑涂地。

了解到姚子健毕业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军事化学院，鲁自诚就让他打入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

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这就算是进入中央特科工作了，他只知道自己终于能为革命做些事情了。

1934年5月，姚子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他正式到南京报到。

报考院校的时候，姚子健化名姚志刚，参加工作之后，他用的也是这个假名字。

根据他的专业制图，姚子健开始工作后就先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比如印刷军用地图前的准备事宜。

这个岗位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干了一段时间后，姚子健就借口自己眼睛不好，请求调到其他岗位。

没想到这一调经把他掉到了收发和管理军用地图的部门，在这儿能看到不少国民党军队部署，显然比之前那个岗位更有价值。

当时姚子健还有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内管理混乱，姚子健即便要做什么手脚，也很难被发现。

每次有军官来取地图的时候，姚子健就偷偷记下，回去就找一份一模一样的，准备交给党组织备用。

当时舒曰信在中央特科负责汇集情报，然后发往中央苏区。

如果是一般的情报，姚子健就用写信的方式传递给舒曰信，要是送地图，他就亲自到上海一趟。

姚子健明面上是国民党的人，一般的警察不会去查他的身，周末的时候，姚子健就带着地图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将地图亲手交给舒曰信。

舒曰信的夫人名叫沈伊娜，她也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有时姚子健也会将地图交给他。

上班之前，姚子健再坐火车回去，国民党内部经常有那种周末出去花天酒地的浪荡子，因此姚子健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他们都以为姚子健是趁周末到上海玩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年底，舒曰信夫妇调到了南京，姚子健就不用上海南京两地跑了。

七七事变之后，姚子健岁单位撤到了武昌，舒曰信夫妇也离开了南京，和姚子健联系的上级就换了一个人。

那些年来，姚子健深入虎穴，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

建国之后，鲁自诚曾承认，姚子健潜伏国民党的那段时间，工作完成的十分出色，组织上对他多次给予了肯定。

一直到1938年，受上级指示，姚子健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并在这里认识了潘汉年。

他们二人是同乡，又是革命战友，后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但他们的任务都是在刀尖上行走，工作任务的特殊性不允许二人有过多的接触，姚子健也严格遵守纪律，不会因为和潘汉年的同乡之交而和他主动交谈工作之外的事情。

4个月后，姚子健被调往延安学习。

临行前，潘汉年给了他两张纸条，让他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和抗日军政大学。

上面是这段时间以来，潘汉年根据姚子健的工作情况，给他的评价：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

小开（潘汉年代号）”

从1934年到1938年，姚子健做了4年的情报工作，调到延安之后，他便不再从事情报工作。

在这四年里，姚子健甚至不知道自己曾在中央特科工作，他只知道舒曰信夫妇之后和他联系的上线叫王学文。

1935年，中央特科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对于自己中央特科情报员的身份，姚子健一直不知晓。

直到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姚一群无意间在听讲座的时候，听到了父亲时常念叨的名字，姚子健才知道真相。

沈安娜和姚子健一样，都是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工作者，沈安娜当年打入国民党内部，凭借速记的本事深得敌人信任。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沈安娜都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为我党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79年，邓颖超同志在西花厅接见了沈安娜，还对她大加赞赏：

“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后来沈安娜时常受邀去讲解一些鲜为人知的红色特工的革命事迹，这才偶然遇到了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

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姚一群费劲千方百计，终于联系上了沈安娜。

见面后，姚子健十分激动地握住了沈安娜的手，并将自己与舒曰信夫妇联系的那些年的事情告诉了她。

沈安娜听后兴奋道：

“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这条线！”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姚子健终于清楚了自己在那段潜伏生涯中的具体身份。

姚一群阴差阳错解开了父亲身上这么多年的未解之谜，心中也十分欣慰。

对于姚子健而言，查清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功绩，或者强调自己曾经做出了什么贡献，他只是想见一见故友，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些艰苦的岁月。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们不是为了当英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信念，不考虑利害得失，铁窗风雨，家常便饭。”

当初有无数和姚子健有着一样信仰的同志，隐姓埋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他们也没想过功名利禄，只想为自己的国家贡献绵薄之力。

老一辈总是说，如果你也不当兵，他也不当兵，那谁来保卫国家？

相信那些革命志士们也是这样的想法，那些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为我们付出了太多，我们也将永远铭记。

2018年，103岁的姚子健老英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是中央特科最后一位历史的情报员。

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不意味着遗忘。

向姚子健老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