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光绪临死前隆裕在他身边，他曾含泪用手指在空中画了“斩袁”两个字。又有人说：西太后死后，隆裕必欲杀袁，只因载沣懦弱而未成。

但从现有的史料记载中，也难以肯定确有朱谕、光绪弥留之际隆裕在侧以及隆裕力主杀袁之说。

然而，这些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并且还常常被人们当作史实来加以引用，却并不是偶然的。

这是因为，它们确实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真实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意愿及载沣当政的懦弱无能。而袁世凯后来在民国时代的卖国称帝等行为，更使人们觉得早就该把他杀掉。

因此，这些传说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早年曾任过营务处帮办，驻朝鲜通商大臣等职。

一、载沣对待袁世凯的态度

1895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伪装赞成变法，取得了光绪皇帝的信任，得以从一个道员小官被破格提升为侍郎衔的大员，担负训练新兵的重任。

可是后来他却见风转舵，在关键时刻向慈禧的亲信荣禄告密，背叛了新政，出卖了维新派。他因此得到了慈禧皇太后的宠信，升任山东巡抚。

1901年经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进一步青云直上，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等要职。

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练兵处，他出任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充为六个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头领。

在全国兵额三十六个镇中，他基本上掌握了六个镇的力量，而这六个镇又驻防在举足轻重的京畿，满族亲贵们不能容忍汉人掌握这么大的兵权。

1907年他被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似乎是夺了他的兵权。然而由于他一贯善于收买人心，拉拢部下，广交人缘，在军队中用各种手段树立个人威信。

虽不直接带兵了，他在军中的势力却不见削弱。调任，使他的手又伸向了内政和外交，他便成为当时朝廷里最有威权的两个汉大臣之一。

在皇族看来，另一个张之洞已是七十开外、无大野心、不必提防的老人，而且随后不久他就在1909年的秋天去世了。袁世凯却还不满五十岁，正当大可作为的时候。

他野心勃勃，能量很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戊戌变法失败了。慈禧把已经出手“归政”于光绪的大权又公然全部夺回到自己的手中。

光绪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终于在盛年凄凉孤独地死在被囚之所。因此，光绪对袁世凯有着刻骨的深仇大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把没有能够杀掉袁世凯当作他终身的憾事，这件大事，他自己在生时没有亲自做到，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载沣身上，想要载沣在他死后替他报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载沣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当然一向同情他的二哥光绪。只是当他长大做官以后，慈禧牢牢地掌握着政权，他自叹无力对兄长作出报效。

如今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慈禧已死，自己大权在握，这正是他为兄长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这一点，不论有没有嘱托或手谕，在他的心里都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从为先帝和兄长报仇的角度来看，载沣无疑地是要急于除掉袁世凯的。即使放下这一方面的理由不谈，载沣也不会留着袁世凯。

这是因为，袁世凯的存在完全同他的政治理想相违背。他要彻底实行皇族集权的计划，就必须扫除一切障碍。

对一个握有这样多的军政和外交实权的汉大臣，是不能容忍的，更何况他是袁世凯。因此，载沣刚刚上台，虽然急于要办的事情千头万绪，他却还是把除袁当作重要的紧急大事来处理。

当时在满族的王公大臣中，很有些人主张杀掉袁世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善耆和载泽等人。肃亲王善耆是清朝最高封爵中少数最显赫的“世袭罔替”的亲王之一。

他既参与军务，又任民政部尚书，载泽封爵镇国公，官居主管财政税收和银行的度支部尚书，同载沣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这是除袁派中两个经常能够在载沣面前说话的人，对载沣当然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朝廷里也有些人反对除掉袁世凯，他们可以说是保袁的一派。

其中最有势力的人物就是领衔军机大臣奕劻，这是一个不顾国家盛衰和民族存亡，只知贪财的人。他早已接受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当然要替袁说话。

另一个军机大臣那桐在各方面都紧跟奕劻，又同奕劻、袁世凯都是姻亲。他在保袁问题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军机大臣张之洞也是反对除袁的一个。

他认为，国家新遭大丧，皇帝年幼，维持一个安定的局面是十分要紧的，在这种时候不应当轻易地诛杀大臣。

他同袁世凯在个人关系上并不好，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作为一个汉大臣，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也可能他是出于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完全是从大局着想的。

也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无论这位汉人老臣出于何种动机，他的论点听起来却是颇有道理，很容易打动人心的。

要知道当时袁世凯的表现还只限于密告光绪，在宫廷内部的斗争中倒向了一边，还没有达到后来卖国称帝，人人想要得而诛之的境地。

因而张之洞的意见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面对着不同的两派意见，载沣便表现出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弱点来，激进者提出的办法他是没有胆量采取的。

例如用非常的手段，动用溥伟祖传的“尚方宝剑”，或借鉴康熙皇帝用计杀死鳌拜的办法，先杀袁然后公布他的罪状于天下。

二、载沣的性格

他只是拟好了一道谕旨，要将袁世凯革职，并送交法部治罪。这就未必是死罪，不一定能达到除袁的目的了。既然还给他留有时间，他便多半可以不死了。

可是，就连这道谕旨也没有发下来，它在一再修改的过程中被憋死而作废了，袁世凯本人深知自己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

从那以后，他一直不惜用搜刮人民的大量钱财，去运动满族的亲贵，同时极力接交外国人，以图在一旦动乱之时有人相助，得以保全。

过去仗着慈禧在世，虽也难免会受到排挤，总还算并无性命之忧。现在慈禧已死，载沣当政，他自知在所难免，便心怀鬼胎，惴惴不安，千方百计寻求逃生之路。

幸喜他以前的深谋远虑并没有白费，这给了他喘息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图谋暂时隐退。这样可以先得保全，躲开风头，待有适当时机，再求进取。

他在年轻时，曾因骑马摔下来伤了脚，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不平，但却丝毫不影响他当官出使，练兵带兵，步步高升。如今，他便以患“足疾”为由，自动提出辞职。

另据当时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士透露，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出面为袁世凯说情，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袁世凯被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他曾依靠日本顾问来训练他的军队，他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朱尔典是一个长期在中国活动的“中国通”，并于1906年升任公使，他得到过袁的很多帮助。他从英国在华的利益出发，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是外国人中保袁的重要力量。

当时袁世凯“吓得魂不附体，他匆匆地逃到天津躲在他的亲戚盐商何颐臣家里”，直到后来“取得朱尔典担保他生命安全的诺言，才敢回北京向皇帝谢恩辞行。”

终于，载沣在1909年1月2日，颁发了一道诏书。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加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

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的罢职，给争论不止的除袁和保袁两派提供了休战的方便。

从表面上看，似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样的结果，看来好象是除袁派占了上风，因为已经把他赶出了北京。

然而实际上却是保袁派的胜利，因为袁世凯并没损伤一根毫毛，他被保得很完整、很安全。

其实他也并没有回到他那偏僻的远离北京的原籍项城县，而是在黄河以北京汉铁路线上的彰德，定居在风景幽美的洹上村，以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他坐地活动频繁，交往不断，亲信活跃，信息灵通，时刻准备着待机而动，东山再起。罢袁世凯之职，离载沣接慈禧的班不过一个半月的时间。

好象这件事情办得快当，实际上如果载沣敢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手法去解决问题，就根本用不着迁延时日达月余之久。

时间的拖后，对除袁派显然是不利的；因为他的朋友多、说客多。保袁一派当时的主要理由，也是使载沣不敢决断的理由，就是说杀袁会惹起一场大乱。

他们说袁世凯练兵起家，在军队中的势力很大，他所亲手栽培提拔的亲信大将，都还掌握着实际兵权。因此杀袁必然会导致北洋军队的叛乱，对朝廷是极为不利的。

他们甚至说有可能会激化满汉的民族矛盾，从而把大清推向绝境。使载沣却步的症结并不在军队，而在于慈禧！

这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并非任何人妄自作出的推断，而是载沣自己晚年对家人亲自所说的。

他说，遵照先帝的遗诏，以得罪先帝的罪名而除袁，不但会得到满人的竭诚拥护，而且也会为同情光绪的汉人所接受，在当时确实是大得人心之举。

但是这样一来就要牵涉到变法维新，母子之争的是非曲直，这正是载沣所非常害怕的。歌颂光绪而谴责慈禧，他当时绝对不具备这样的大胆和魄力。

三、总结

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入一步地看到载沣遇事思前顾后、迟疑不前，因而往往误了大计的性格。

但是，如果隆裕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女性，她至少在除袁这件大事上可以同载沣合作，取得成功。

她同载沣虽有矛盾，但在除袁问题上，一个是为夫报仇，一个是为兄雪恨，两个人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太后，一个监国摄政王，两个人意见一致，有什么事情还怕做不成吗？

可惜隆裕为人浅薄，在除袁问题上也没有坚持到底。她并没有像载沣那样深沉的思虑，而是糊里糊涂地轻易放过了为夫报仇的大好机会，给自己豢养了一个狠毒的掘墓人！

载沣后来自己认为，在袁世凯问题上的失误，实在是他当政中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失误，伏下了他日后彻底失败的契机。

在退位以后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时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在当初不是罢了袁世凯的官，而是敢于除掉了他，那么，辛亥革命时期和以后，中国的局面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没有人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里却可以看出在载沣的性格中，内省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