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梦，让人不寒而栗？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评论员 晁星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近日表示，他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神经连接”已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设备植入手术，移植者目前恢复良好。

消息一出，随即引爆舆论。有媒体直呼，脑机接口技术迎来里程碑时刻；更有不少网友追问，技术风险大不大，会不会又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一）

何为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接口，指大脑与计算机的直接连接。大致上，脑机接口可以分为侵入式（有创）和非侵入式（无创）。

侵入式，就是把传感器的电极直接植入大脑里面；非侵入式，就是把传感器的电极放在头皮外面，类似于做心电图。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多以研究无创脑机接口为主，美国则以有创脑机接口居多。而“神经连接”公司的目标，就是通过在大脑中植入微小的电极，利用电流让计算机和脑细胞产生互动，将人的“意识上传”。

马斯克的宣传一贯以新奇和夸张吸引眼球，这也让脑机接口给大伙某种魔幻之感，但其实这项技术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1924年，德国医生汉斯·贝格尔首次发现并记录脑电信号，开启了人们对大脑与脑机接口的探索。时至今日，近百年的时间里，脑机接口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已被应用于医疗健康、状态检测、智能生活、国防安全等众多场景。

比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揭幕战上，截瘫青年诺·平托身披“机械战甲”开出第一脚球，通过“意念”控制重获“自由”，向世界展示了脑机接口的价值；

比如，2018年，清华大学脑机接口团队为一位渐冻症患者设计了一套中文输入的视觉脑机接口系统，帮助患者完成了脑控打字的任务；

再如，2023年，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团队发表了一种脑—脊髓接口（BSI）的研究成果，通过植入记录和刺激系统，实现大脑和脊髓的数字化连接，这一突破甚至还能帮助瘫痪患者恢复行走能力

……

可以说，脑机接口在医疗等方面的应用前景的确令人期待，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未来10到2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将产生最多20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二）

当然，于马斯克而言，脑机接口技术还承载着其对抗人工智能的野心。

在他的科技观中，能够以每秒1万亿比特的速度通信的人工智能系统，将最终打败只能以每秒39比特的速度通信的人类。到那时，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系统来说，将来将变得“毫无用处”，除非“我们变得像它们一样”。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有了科技狂人马斯克的参与，脑机接口技术的热度正被极大推高。我们既要看到高强度创新和高调商业化开发对于脑机接口创新潜力的催化效应，也要认识到其中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

最为关键的是，不能让一些重要问题与争议，被精明的推广策略所掩盖。

就眼下来看，虽然对专业人士来说，它或许是新世界的大门，是传统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人机交互效率低等问题的答案。但这项技术距离成熟仍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还面临许多风险挑战。

（三）

首先，安全性未知、技术障碍重重。

比如，“神经连接”曾被控诉虐猴，实验中的猴子反复感染、癫痫发作。再如，当前神经和认知科学最基本的共识之一，是人的心灵和认知活动不只与大脑相关。马斯克通过脑机接口让人类不惧超级机器智能的设想，在科学上恐怕还有太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其次，伦理争议不断，可大致归纳为两大边界问题——

一则，隐私边界。一些神经伦理学家认为，脑机接口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大脑是“人类最后的隐私边界”。脑机交互技术会不会给使用者带来潜在心理伤害，甚至让人被大脑黑客劫持？要知道，电影《黑客帝国》里Matrix正是通过脑机接口来“圈养”人类成为生物电池。

二则，人机边界。当人与机器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我”的记忆和情感全都可以被编程和重写时，还有“我”的存在吗？或者说，“我还是我吗”？人类社会是否会进入反乌托邦式的未来——

社会行为被机器控制，因为我们为了神经网络的便利而牺牲了自主性？这会不会是自毁之前的疯狂？恰如人言，脑机接口背后，有着太多让人不寒而栗的“灵魂拷问”。

（四）

AI大模型、脑机接口……这无疑是一个科技狂飙的时代，也是一个科技伦理风险层出不穷的时代。

理性来看，这样那样的“科技末日论”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但种种现实担忧也绝非杞人忧天。

在科技伦理上，如何把握好创新与风险的平衡通常被称为“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尚未出现，监管者无法提前预测其影响并采取行动；而当它已经出现时，采取行动往往为时已晚或成本过高。

相对乐观的是，人类又总能通过不断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而调整治理手段，一次次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以汽车为例，在汽车大规模上市前，人们就为其安装上了刹车。呼唤技术安全向善，装好刹车再上路，这样的防范意识，对这个科技狂飙时代更为弥足珍贵。

有学者将“赛先生”的两个发展趋向形容为“赛维坦”（对科技无所抗拒又无能为力）和“赛托邦”（科技最大程度造福社会）。

既然无法远离技术，那就坚定驯服“赛维坦”的信心，保持实现“赛托邦”的理想，在遵从科技伦理、人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力求价值引领与技术“纠错”并行、秩序保障与创新提升协同、权益维护与义务承担对称，科技向善就可望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