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走低，如何破局？

2023年，我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城镇化率持续提高。记者在中国人口学会日前举办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对相关专家进行采访，专家表示，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未来人口总量较长时间内将保持下降趋势，持续建立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成为提升家庭生育意愿、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关键举措。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表示，未来人口数量变动趋势由生育率决定，生育率越低，维持时间越长，总人口减量越大。

“2022年是我国人口负增长起始年，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初期常伴有人口增减交替波动。”原新说，“受育龄女性减少、生育意愿疲软、迟婚迟育不育等影响，2023年人口负增长趋势持续加深；2024年受生肖龙年和疫情后生育率反弹影响，也许会缓和一些，但长周期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趋势不会改变。”

原新介绍，未来30年，无论生育水平高低，总人口减量速度会相对温和。但远期来看，总人口减量会比较剧烈，这是人口发展规律。解决未来人口问题必须打出“提前量”，把握全局观。

谈及我国出生人数持续下降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表示，育龄女性规模、育龄女性已婚率、已婚女性生育率直接影响出生人数。

陈卫介绍，2017年至2022年，我国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00万，其中对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440万。女性结婚年龄推迟导致已婚率下降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全国办理结婚登记人数连续9年呈下降趋势。2017年以后，我国已婚女性生育率开始下降，进一步降低出生人数。

“婚育意愿降低与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很大关系，生育成本大幅上升、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和公职双重期待等，都会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近年来，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变迁同样是影响婚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个体在这方面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陈卫说。

“在我国，婚内生育仍是主流，生育并非个体行为，而是家庭内部资源调度和协调分配后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表示，从家庭视角看，我国生育率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新生家庭和原生家庭更替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新生家庭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原生家庭离散的速度。2022年，我国一人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为17%，2002年这一比例仅为8%，日益增加的一人户总量说明新生家庭与原生家庭更替不畅，这与年轻人推迟婚育年龄甚至“不婚”“独身”有关。新生家庭成立的迟滞对提升生育率带来不利影响。

“所以，弥补家庭生育功能不足变得尤为重要。”宋健提出，要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组建家庭，如提供宜居住所、改变加班文化、扩展婚恋交际圈等，还要聚焦生育核心人群，增强和恢复家庭生育功能。

落实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帮助更多家庭消除生育障碍、提振生育意愿成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谈到，近年来，全国各地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但与群众期盼还存在不小差距。“积极的生育保障体系应包含三方面内容：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保障基本制度、家庭服务支撑体系。”

贺丹介绍，通过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全方位干预生育影响因素，以降低居住成本、减轻教育焦虑、减轻医疗负担、促进女性就业、保障假期待遇、倡导婚育新风为重点；通过生育保障基本制度来保障生育支持政策落实，同时支持服务体系发育和完善；通过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家庭服务支撑体系，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婚恋服务、母婴保健服务、托育服务、家庭育儿指导、家庭观念养成等支持，减轻生育焦虑和压力。

“建立积极生育保障体系，既可以满足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减负需求，提升家庭抵御风险和不断发展的能力，又可以有效提高劳动参与水平和质量，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贺丹说。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生育支持政策开展了丰富探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杨凡表示，这是长期建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杨凡建议，从多方面着手，比如建立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高层次、跨部门协调机构，将生育支持相关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管理考核中，加强对各项政策法规制定中与生育友好冲突因素的审查；设立生育支持资金，实施更长周期和差异化的生育补贴制度，强化税收调节作用，充分发挥社保政策协同作用，创新金融手段激励作用；允许灵活弹性的休假方式，激励引导夫妻共同育儿；加强婚恋服务支持，联动机构做强社区和家庭托育服务，加强对女性育儿的就业支持；树立尊重生育、重视家庭和性别平等的社会风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