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秋涛上将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警卫连长孔诚回忆如何冲出包围圈

1940年7月，我们新四军老一团奉命扩编为新一支队，下辖新一团、老一团、特务营，约三千余人，傅秋涛任支队司令，江渭清任副司令，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王怀生任参谋长。当时我任司令部警卫连连长（已接到命令调特务营任副营长，未到职）。我们警卫连武器精良，主要任务是保卫支队机关和首长的安全。

在整个"皖南事变"期间，我始终跟随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亲身经历了从部队打开突破口成功突围，到全程掩护傅秋涛突破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日军、汪伪军的重重包围、封锁，浴血奋战，历经艰辛，最后到达新四军江南敌后根据地。

1941年1月4日，我们警卫连奉命跟随支队机关从土塘出发，转移北上。出发前听支队首长讲，这次行动，新四军全军分左、中、右三路出发，我们新一支队是左路纵队（一纵）。根据军部指示，支队首长给我们布置的行军路线是经章家渡、茂林、越球岭，在琅桥河同军部会合，然后绕过宁国附近，插到苏南溧阳竹篑桥地区，和在苏南的新四军汇合。当时，战士们听说北上打日寇，个个精神振奋，告别驻扎三年的皖南，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4日晚，我随支队司令部机关从土塘出发后，行军路上，天气骤变，下起了瓢泼大雨。乌云密布，天黑得像锅底一般，伸手不见五指，而脚下又滑溜溜的。战士们走得很慢，每人都背着三四天的干粮和沉重的武器装备。为了加快行军步伐，上级命令我们每一个班点两个火把。霎时，路上一片通明，远看像一条"火龙"，蜿蜒前进。队伍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行军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5日晨，部队到了章家渡，经浮桥过河。后来浮桥断了，部分部队只得挽起裤腿涉水过河。随后，部队在大康王村休息了一天，6日凌晨顺利通过球岭。从球岭下山时，我们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琅桥河已被国民党52师占领。这时，从右边丕岭方向，也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是国民党顽军开始围歼我新四军转移部队的一个信号。当战士们得知围攻我新四军的敌人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军队时，个个义愤填膺。支队首长命令部队攻占琅桥河，并占领琅桥河四周的山头。

6、7日激战了两天，战士们对这些背信弃义、不打日寇、专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军恨之入骨。我们的部队接连攻占了琅桥河四周的山头，一口气向东南方向推进了几十里。

8日，支队首长与军部用无线电联系，军部指示部队后撤待命。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冲出去的部队又撤了回来。后来经过侦察才知道，我们突围的这一路线，已被国民党顽军层层设防，严加封锁。琅桥河左边到磅山一带是敌108师，右边是敌40师，正面是敌52师。我们这支部队的干部大多数是老红军，有打硬仗的传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我们相信，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冲垮面前的敌人。这时，军部和三纵队方向也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我们在琅桥河地区等待了好久，却迟迟不见前来汇合的部队，估计是被敌人阻击在丕岭和磨刀岭山区了。

9日，我们支队和军部失去了联系，随身携带的粮食都已吃完，敌人又把四周的山头占领了。晚上，司令员傅秋涛召集干部集体研究，决定按照军部意图，从磅山一带突围继续北上。突围的具体部署是：新一团在前进方向的左面，老一团在右面钳制敌人，支队机关在中间。我们警卫连跟着支队机关，担任前卫突击，特务营断后。

我们警卫连三个排的武器装备比较强：一排装备的全是冲锋枪（那时叫手提花机关枪）；二排装备的全是快慢机新驳壳枪﹣﹣这还是不久前华侨集资买来援助新四军、由叶挺军长带回来的；三排装备的全是日式三八大盖。另外，全连还有三挺歪把子轻机枪。一个连有这样的装备，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也是少见的。

1月1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警卫连趁着雨夜向磅山敌人阵地摸去，摸到一个山丫口，遇到敌52师一个重机枪阵地。我带一排在前面突击，副指导员胡汉杰带着二排在右边打掩护。我们端着冲锋枪一阵猛打猛扫，敌军还未清醒，就被我们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的重机枪在山地机动能力小，很快就被我们打散，重重的障碍顿时被我们撕开一个大口子。于是，一支队司令部机关和一些部队紧跟着冲了出来，当时突围的大约有三百多人。我记得有傅秋涛司令员和他的爱人陈裴然同志、江渭清主任，司令部王槐生参谋长、特务营饶惠谭营长，老一团熊应堂团长，一营汪其祥营长等。

我们成功突围后，发现后面的部队未跟上。我连指导员周忠良和副连长带三排在后面掩护部队，也未突围出来；副指导员胡汉杰突围时带二排的一个班冲到右边去掩护，此时也失去了联系。

我是带着本连五十多人掩护支队首长和部分机关突围出来的。司令员傅涛马上派人到后面去联系，并要号长吹号联络。过了一会儿，派出去联系的人回来了，说敌人又把"口子"堵上了，并且已有敌军来追赶我们。于是，司令员傅秋涛就带着我们朝大山深处走去，隐蔽了起来。后来，又陆续聚集了五百多人，司令部和老一团的一些主要干部，都突围出来了。

不久，敌40师组织了两个团、108师也组织了一个团开始四处搜山。我们只得白天隐蔽于深山密林之中，到了晚上才得以行动。为了缩小目标，傅司令让老一团的一个干部带一部分战士分开先走，就地游击，联络突围出来的部队以打击敌人。特务营营长饶惠谭同志带上我们十多个人组成短枪队去侦察向苏南转移的路线，伺机袭击敌人的后方。剩下的人掩护支队领导在附近的山上隐蔽，打游击。

我们短枪侦察队的十几人，有营长汪其祥、参谋郑子成、小司号员刘世梅等人。1月18日晚，我们先摸到泾县县城附近，袭扰了国民党的据点和医院，弄到了一点药品，又侦察了附近的敌情。当时天还未亮，我们赶到泾县和宣城之间的大路边上，钻进一条山沟隐蔽起来，等到晚上天黑之时再行动。在沟口，我们找到了一户百姓人家，当家的对我们很好，把全家叫起来为我们烧水，又借给我们几床被子，送我们到山冲上的棚子里去休息，中午还给我们送了饭。这是我们突围出来后第一次吃上热饭。吃完饭，除了担任警戒的战士，其他人抓紧时间睡了一个好觉。

敌人到处严密搜山，形势相当严峻。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扛着被子下了山，快走到那户人家时，发现不对劲，房子四周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我们把被子一丢就向后走。突然，从房子里冲出一些敌人，对面山上也有敌人，刚才我们回来的路上也埋伏了一个排的敌人。敌人见我们后撤，一面打枪一面叫"抓活的"，并从四周围了上来。在这紧要关头，特务营长饶惠谭果断带领我们向敌人还没占领的右侧山上跑去。山很陡峭，我们攀着岩石和树枝奋力向上爬，子弹"嗖嗖"地在耳边响个不停。我们一口气跑了四十多里山路，来到另一个山头上。大家又累又饿，一查点人数，当时出来侦察的十多人中，郑子成同志牺牲了，还有两位同志负伤，小司号员刘世梅被敌人抓去了。

我们回到了司令员傅秋涛和部队隐蔽的山上，向首长汇报了侦察到的情况。当时，傅司令员的爱人陈裴然同志怀着孩子，在部队出发前就快"足月"了，由于连日奔波，突然发作。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老乡看庄稼的草棚子，她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儿。周围山上经常有敌人来"搜山"，当时正值寒冬，天气很冷，但大家都不敢生火，只好把孩子包裹起来。我们在附近找来一个保长，给他做工作，要他帮忙收养这个孩子。他很同情，答应收养。这个小女孩是解放后才找回来的，后来在昆明一部队医院工作。

为了进一步缩小目标，傅秋涛司令员带着我们9个人组成一个小队，一边与敌人周旋打游击，一边伺机向苏南转移。支队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带了二十多人组成另一个小队实施转移。我们这一队有陈裴然同志、一营营长汪其祥、老一团政治部主任汪克明、连长胡锦秀、营长韩石先等。不久敌人搜山，我们这个队就和江主任他们失去了联系。春节前夕，乡间路上走亲拜年的人颇多，我们借这个机会，从宣城和郎溪的结合部插了过去。这条路离苏南新四军驻地最近。那时我白天化装去侦察路线、买粮食，晚上又要当"向导"，和大家一起赶路，很少休息。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早点把首长安全地护送出皖南。

由于日寇占领了苏、皖边境的大部分县城，当涂、高淳、宣城等几个流亡的国民党县政府也搬到了南猗湖西南一带。他们为虎作伥，为非作歹，经常带着地方民团到处搜捕我新四军零散人员。有一次，我们在拂晓前赶到南猗湖附近，那里情况相当复杂，白天不便于隐蔽，结果被敌人发现。我们只得边战边撤，撤到湖边，湖上有一条渔船，船上的老乡对新四军很有感情，马上载我们渡了湖，甩掉了敌人的追击。有时，我们遇到一些地头蛇，就警告他们，我们是新四军的先头部队，大部队在后面，如敢为难，就不客气了。他们听了，不摸虚实便吓跑了。就这样，我们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关口"。

白天，我们大都隐蔽于独家独户的老百姓家里；晚上，抓紧时间赶路。遇到敌人，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绕，闯过层层封锁，到达江苏东坝、下坝镇附近。那里有一条河，是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河对岸驻扎着国民党江苏保安团。傅秋涛司令员派汪其祥营长到东坝、派我到下坝去侦察，其他同志就地隐蔽，休息待命。汪营长到东坝时，遇到敌人保安团，被抓了去，把身上的十几块银洋全搜去了，后来他伺机逃了出来。我化装后只身来到下坝，侦察到敌人查得很严。我在饭馆吃了饭，又到茶馆坐了一阵，了解到了敌人的部署。这条河只有东坝和下坝两处有桥，但都有敌人的据点严加把守，无法通过。离下坝半里路有一个渡口，敌人设防不严。我赶到那个渡口，找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撑渡船的船夫，给他做工作，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抗日部队，被国民党打散了，要渡河北上继续抗日。这个老船夫觉悟很高，答应当天晚上就把我们送过河去。

当晚，我们避开敌人，分两批渡河。我和几位同志先渡过去，警戒下坝方向的敌人，傅秋涛司令员第二批渡河。不料船在快靠岸时，拉船的绳子突然断了，小船被湍急的河水冲往河心。我和另一位同志立即跳下河，把船推到岸边，然后把傅秋涛司令员等同志背上了岸。

就这样，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浴血奋战，通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经宣城、郎溪、广德，经过了近三个月的艰难"闯关"，在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带领下，于1941年4月到达了江苏溧阳竹篑桥的新四军6师16旅驻地。旅长罗中毅、政委廖海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久，他们又派人把我们护送到常熟地区的新四军东路江抗司令部（即新四军6师师部），见到了师长谭震林同志。支队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带领的二十多名突围出来的同志，也陆续汇集到了这里。我们警卫连光荣地完成了"皖南事变"后的成功突围、护送支队首长到达新四军苏南驻地的任务。

后来，我们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新四军各部队，继续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孔诚，1917年10月生，湖南省浏阳市人，四川省军区原副司令员。1935年参加红军，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康巴平叛斗争，先后五次光荣负伤；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苏南敌后抗日游击先遣队，在韦岗伏击战中，被誉为"抗日老英雄"；1957年8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