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什么杀嘎达梅林？

在嘎达梅林的英勇传说中，他不仅仅是蒙古族的崇高英雄，更是一位奋起反抗军阀、保卫蒙古人民土地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承载着勇气的火焰，如同蒙古大草原上燃烧的烈日一般辉煌。在嘎达梅林的率领下，他包围着蒙古大地，挺身而出，与军阀进行激烈博弈，捍卫着家园的尊严。这段历史故事如一幅壮丽的画卷，勾勒出嘎达梅林坚毅的面容，展现着他为蒙古人争取自由的不屈斗志。

1922年，张作霖与吴佩孚在所谓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分赃不均而展开残酷角逐。这场战争终究沦为张作霖的惨败，被迫撤退至东三省，僵持于防御之地。尽管东北的天险使得直系军阀难以轻易渗透，然而大漠的威胁却如寒风刺骨，不断令张作霖感受到后背的阴寒。

漠北的游牧民族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北这块丰饶之地。当时的东北是中国通往俄罗斯远东的贸易要道，富饶的资源使其经济繁荣。漠北的游牧民族垂涎于这片土地的经济优势，时不时地发动劫掠，趁着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势，他们怂恿直系军阀联手，企图一举夺取这片战略胜地，使漠北游牧民族蓄势待发，日后必将崭露头角。这是一幕充满着权谋和危机的历史画卷。

张作霖早在1908年便领悟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当他还是徐世昌麾下的一员时，与蒙古王旗的达尔罕王发生多次激烈冲突。

尽管当时张作霖的军队装备了先进的枪械，但在蒙古铁骑的冲锋下，依旧遭受巨大挫折。蒙古王旗的骑兵勇猛无匹，枪械难以阻挡他们迅猛的冲击和马刀的砍击。为了避免被动挨打，张作霖不惜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达尔罕王。尽管达尔罕王的儿子包布并非出类拔萃，但为了联姻，达尔罕王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这场联姻成为张作霖与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色楞结盟的契机。

随后，为了增加粮食收入并扩大军队规模，张作霖与那木济勒色楞商定在漠北开垦草原为农耕地。张作霖将一部分汉人赶入漠北，进行农垦与军役的双重任务。这一计划在提高粮食供应的同时，为张作霖成功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这种过度的开垦导致了牧民生存空间的急剧缩小，迫使他们离开故土，背井离乡，不得不涌入城市寻找生计。显然，那木济勒色楞在这一过程中牺牲了漠北游牧民族的利益，与张作霖形成了实际上的官垄地主阶级。这是一段历史上权谋和代价并存的动人故事。

在达尔罕旗内部的矛盾激化之际，总兵嘎达梅林因不满达尔罕王为了与张作霖合作而牺牲蒙古民族的利益，多次在垦务局表达反对，最终被免去总兵职务。这深刻反映了游牧民族对于土地政策的强烈反感，而他的勇敢反对在历史中留下了坚定的印记。

在民国初年，由于蒙旗不断开垦土地，漠北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清朝末年为抵御俄国入侵，清政府派遣农垦军赶走居民，使得蒙汉两族相互冲突，为游牧民族的劫掠提供了契机。中华民国成立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准备在漠北进行大规模开垦，但由于达尔罕青王的原因一直未能实施。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与达尔罕王联姻，漠北地区才迎来大规模的破坏式放垦。

然而，这一过程引发了抗垦起义，漠北的蒙古部落牧民因为生存空间受到压榨，与清王朝展开激烈斗争。这些斗争一直缺乏行动纲领，反抗主要以“劫掠汉人”为手段，缺乏群众基础与支持，直到嘎达梅林的出现。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接替奉系军阀的地位，推进开垦计划。嘎达梅林在此背景下发动“独贵龙运动”，希望那木济勒色楞停止与张学良的合作，终止放垦。然而，那木济勒色楞却将嘎达梅林投入狱中。幸得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琪琪带领部族人将其救出，使他免于一死，留下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篇章。

嘎达梅林脱离狱中回到自己的部落，召集抗垦军队，奋起反对东北军和达尔罕王的放垦计划。初时，嘎达梅林寡不敌众，屡次被达尔罕旗卫队追击，直至在北山邂逅了白龙。白龙是一位汉族英雄，同样受农垦军出身的压迫。在北山，他聚集了一群被地主剥夺生计的汉人和蒙古人。嘎达梅林逃到北山后，得到了白龙的拯救，两方同是放垦和地主剥削的受害者，因而结成同盟，齐心反对张学良的放垦计划和地主剥削。

尽管两方民族不同，但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蒙汉”同盟，制定了一致的行动计划，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原本以抢掠为主的反抗方式转变成了针对大地主阶级的“反抗运动”，迅速得到蒙汉两族人民的支持，队伍逐渐壮大。嘎达梅林与白龙的队伍迅速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展到上千人，这支千人骑兵队伍在达尔罕的卫队前屡次取得胜仗。

嘎达梅林的义军名声很快传遍漠北地区，他们烧毁荒务局，赶走测量队，成为当地蒙汉两族仰慕的英雄。嘎达梅林的部队因纪律严明，不肆意劫掠，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一些牧民甚至自愿送儿子加入嘎达梅林的队伍，小孩子也积极担任侦查员，为他们提供情报。嘎达梅林的起义部队很快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义军。为了剿灭嘎达梅林，达尔罕王调动了全部兵力，但最终依然无法击败嘎达梅林的骑兵。在这场充满英雄主义和抵抗氛围的斗争中，嘎达梅林崛起成为漠北的一位不朽传奇。

放垦计划受挫，东北军张海鹏的骑兵团和汤玉麟麾下的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紧密配合达尔罕王，联手对嘎达梅林进行围剿。面对东北军骑兵的包围，嘎达梅林只能分兵撤退，以保留实力，避免陷入全军覆没的困境。然而，这次分兵也埋下了嘎达梅林最终牺牲的伏笔。

1931年4月9日，东北军调动4000多人的兵力和地主武装，全面围剿嘎达梅林。最终，嘎达梅林被逼至通辽北舍伯吐附近新开河（今乌力吉木仁河）畔的红格尔敖包屯渡口。

不料，由于没有考虑到春后开河时期，河面水流湍急，夹杂着浮冰。嘎达梅林及其残部的渡河逃生计划彻底流产。他最终被包围全歼，李守信在击毙嘎达梅林后，将其头颅割下送给崔兴武。崔兴武用木匣装载嘎达梅林的头颅，并通过汤玉麟转交给达尔罕亲王。为了警示他人，达尔罕亲王将嘎达梅林的人头悬挂在旗内供众人观看。至此，嘎达梅林的起义告终。

后来，为了纪念这位蒙古族英雄，人们在乌力吉木伦河边修建了梅林庙。1990年，科左中旗人民政府在其牺牲地修建了一座永久纪念碑，以表达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怀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嘎达梅林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许多交响乐和剧作。蒙汉两族人民都在纪念这位勇敢抵抗暴政的英雄。嘎达梅林的起义虽告失败，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撤回关内，放垦计划未能继续推进。嘎达梅林守住了蒙古大草原最后的土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张作霖为扩大势力在漠北进行的放垦剥削蒙汉两族底层人民，导致漠北大草原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科尔沁地区因过度放垦而沦为荒漠，曾经的大草原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有不复存在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