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路过界山达坂草原，一次冒失的举动，让我至今难忘！

1983年，此时我们汽车团营部依然驻扎在喀什叶城县。6月份，我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阿里地区狮泉河那边道路施工任务重，物资的缺口很大。南疆的几个汽车团都收到了任务，我们连45台车陆续被派出。

我们排共15台车，派出了12台，也踏上了征程。从叶城出发，过库地达坂、红柳滩、界山达坂，最后的目的地是班公湖。

过去一路上风餐露宿，受尽艰辛，所幸这次运气不错，虽然车辆依然会出现小毛病，但还是顺利抵达了班公湖。完成任务后，我们也没做过多休息，就赶紧返程。

返程在穿过界山达坂的草原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们车队共有15人，除了我们12个驾驶员之外，副连长带队，还有连部卫生员，炊事班班长。由于我是班长，所以就打头阵，在前面领路。

6月份的草原非常美，一路上我们还能看到许多野生牦牛，悠闲的吃草，偶尔也能看到藏族同胞骑着马放牧。

由于任务的顺利完成，我们也都很放松，我一边驾驶着车辆，一边和副连长聊的热火朝天。

正当副连长给我讲他们老家那边的事时，在我前方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藏族汉子骑马的身影。原本以为只是萍水相逢擦肩而过，没想到他却朝着我们过来了，手臂高高扬起，嘴里似乎在喊着什么。

我和副连长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都提高了警惕。当时边疆情况有些复杂，我们不敢大意。我慢慢的减速，副连长的一只手也摸到了枪。

车停下来后，副连长摇下了一点玻璃，问道：同志，有什么事情吗？

对方看到我们停车问话，非常激动，嘴巴里说着藏语，还用手比划。可惜我们都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但也能看出他并没有恶意。

副连长示意放下警戒，我们跳下了驾驶室。眼前这位藏族大汉大约30来岁，但具体年龄我们也判断不出来。他看我们无法理解他的意思，神态更是急切，嘴里说的更快了。后来看我们还是没反应，就拉着副连长的胳膊，想把他往马上拽。

此时，后方的战友也都下了车，其中来自青海的炊事班班长说道：他是不是在说“门巴”啊？这位战友懂一点点藏语，他肯定的说道：就是说的门巴，就是医生的意思。这位大哥可能是家里有人生病了，想要找医生。

我们仔细听了一下，感觉确实说的是“门巴”，又像是“闷八”。副连长大手一挥，就说不管了，藏族同胞拦住我们的车，肯定是有事，去看看吧！

最后副连长安排其他车先走，留下了他自己、我、卫生员还有那个青海战友，做手势让他在前面走，我们后面跟着。藏族大哥看着我们跟着他，大喜过望，使劲挥动着马鞭，极速骑行。草原上，我们的车反而还没有他马跑得快，大哥还时不时要减速等我们，现在想想也是汗颜。

大约15分钟，我们到达了一个河谷，这里搭着两顶帐篷，看样子是有两家人在这里放牧。进入帐篷后，我们愣住了，帐篷里四五个人围着一个10来岁的小孩，小孩正躺在毯子上，歇斯底里的喊叫着，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看出这小孩腿受伤了，左边小腿骨那有明显的变形。

卫生员小张赶忙上去查看情况，初步判断是骨折，但具体是摔的还是怎么的也不得而知。刚开始小孩喊的声音还挺大，但渐渐地声音逐渐微弱。

小张有些发愣，副连长生气了，吼道：愣那里干什么？赶紧给弄药啊，你没看这孩子疼的都受不了了吗？

小张哭丧着脸，带着哭腔跟副连长说：连长，这我治不了啊，我就只能简单包扎处理一下外伤，治一下头疼脑热什么的，这接骨我不会啊！

说实话，当时连队的卫生员水平确实有限，平时也就能简单开点药，打个针。整个边疆，啥人才都缺，像他这样的技术兵种更是缺，好多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就上岗了。

副连长黑着脸道：那你就这样看着啊！赶紧想办法啊，在晚些就迟了。你就算没上过手，也看到过，学过啊，总比我们强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人死了吧？

可能是连长的话起了作用，小张也下定了决心。虽然手还是有些抖，但总算不像一开始那样六神无主了。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药箱，先给那小孩打了一针止疼药，然后给他挂上了盐水输液。小孩的痛苦得到了缓解，小张开始找东西，想办法给小孩上夹板固定。

为了害怕小孩乱动，我们几个人还按着他的胳膊，大气都不敢出。小张拆了一床被子，将棉花取出来，小心翼翼的垫在伤处，又找了两根木棍，用绷带牢牢扎住，做成了一副简易夹板。忙完这一切，小张整个人大汗淋漓，手脚发软，心理压力也是相当大。

副连长也长舒一口气，低声问道：这就完了？还得不得有啥问题啊！

小张瞥了一眼众人，特别是家属（其实家属听不懂汉话），轻声跟副连长说：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固定是固定住了，但到底能不能长好，我也是一点把握都没的。还是得把小孩送到医院，让那边的医生再给看看。

副连长想要和家属说明情况，但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他让炊事班班长老孙上，可惜老孙也是个半吊子，说的倒是热闹，但也是鸡同鸭讲，都不明白彼此的意思。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帐篷里进来一个人，是小孩的“阿古拉（叔叔）”，他倒是能讲汉话，虽然发音有些怪异，但勉强还能听懂。

副连长跟他讲明了情况，说还需要及时送到医院。但这里是草原啊，他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医院。而且他们主要是骑马，孩子这情况根本没办法忍受那种颠簸。

孩子叔叔跟其他人说了几句，帐篷里的人都眼巴巴的看着我们，一脸希冀的样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最后还是副连长拍板决定，让他们出两个人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走，等出了草原到三十里营地的战备医院去找医生看。

孩子的家属大喜过望，最后商量过后，孩子的阿爸和叔叔跟我们一起走。做了一个简易担架，让小孩躺在上面，小张还将自己的被子打开铺车厢里，让孩子的爸爸和叔叔坐上面，一人攥着担架一头，尽可能的避免颠簸，小张自己也守在车厢里，随时观察情况。

临行前，孩子的亲人都眼泪汪汪，就和生离死别一样，我们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回程时，我这车开的也是百爪挠心，想开快，又害怕太过颠簸，万一孩子有点磕碰就前功尽弃；开慢了，又害怕耽误孩子的病情，路上发生什么意外；又担心车辆出现故障，耽误时间。从界山达坂到三十里营地这300多公里路程，是我驾驶生涯中最难熬的几段旅程之一，至今难忘。

所幸天佑，第三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终于赶到了三十里营房的战备医院。副连长和小张帮忙去帮孩子办理了手续，我和老孙在外边车里休息。等到他们两人从医院出来后，我问副连长情况怎么样？副连长如释重负，说没啥大事，小张处理的还算到位，小孩子嘛，长得快，后面注意点不要长歪了就行。

后来，我从小张嘴里得知，副连长还给那孩子留下了20块钱。我没有太感意外，因为我早就知道我们副连长虽然脸黑爱训人，但他其实也是有一副菩萨心肠，看不得别人受苦。从在草原停车到帐篷救人，其实他都担了很大风险的。如果人真出了问题，他面临的处境恐怕也不会太妙。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也都没放在心上。那年的8月份，我们再去班公湖那边执行任务。回来时，又是界山达坂草原，我和副连长开玩笑说：这次应该不会遇到啥事了吧？

副连长笑骂：你这乌鸦嘴，别乱说。没想到我的话竟然应验了，远远的就看到了小孩的父亲骑马飞驰而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骑着马。我有些紧张，不禁问道：不会是上次那小孩出啥问题了吧？

副连长也有些纳闷，说不会啊，医生说没啥大问题的嘛！不管了，应该不得是啥坏事。果然接到我们时，他们脸上露出了大大的笑容，我们顿时也放宽了心。

小孩的叔叔上前跟我们讲明了原委，孩子在战备医院住了大半个月就回家了，医院那边帮他们找了个跑新藏线的过路车，他们搭顺风车回的草原。孩子恢复的不错，才两个月时间就已经下地走了。

他们九月份就要搬离这片草原牧场了，从三十里营地医院回来后，就一直等着我们再次经过，要好好感谢我们。但我们之前过这里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没想到老天保佑，我们回程的时候，他们终于撞见了我们。

他们热情的拉着我们车队的战友，往他们的定居点那边去。我们使劲推辞，但盛情难却，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拗过他们，跟着一起去了上次的河谷营地。

当我们到达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的招待。两个先前迎接我们的大哥，先我们一步回来，竟然杀了两只羊。这份礼实在是太大了，我们都有些受宠若惊。由孩子的叔叔充当翻译，爷爷奶奶向我们表达了感谢，特别是副连长和卫生员小张。

那晚，我们欢聚一堂；那晚，我们把酒言欢，甜淡的青稞酒味道似乎一直萦绕在心间；那晚，我们欢声笑语，谈笑声似乎随着风儿飘向了草原的各个角落。

虽然我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却消弭了语言不通的障碍。那一晚的草原，带给我无尽的回忆和美好。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张照片，特别符合那个小孩父亲的气质，真就和我们看到的一样

第二天走的时候，副连长坚持要给钱，不然就是违反纪律。但他们坚决不要，双方推辞不下。我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给副连长出了个主意，干脆将我们随车带的喷灯、铁锅、搪瓷缸子送给他们，这些东西藏族同胞很喜欢，而且对他们在草原上生活很有帮助。到时候我们出了草原，到了兵站重新置办就行。

果然，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非常高兴。但回过头来，又给我们装了许多风干牦牛肉干，让我们回去在路上吃。哎，是我弄巧成拙了，这人情越欠越大了。回到连队的时候，大家都还在纷纷感慨，这些同胞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后来，在部队里面看《雪山泪》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何当初他们敢拦我们的车，恳请帮助。

原来在藏族同胞的眼中，解放军真的就是“菩萨兵”，我为自己当时的戒备心理感到羞愧，也为后来我们的救人成功感到庆幸，因为我们总算没有辜负那份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