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埋在历史中的无限游戏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无论是书籍，还是电视剧/电影，甚至是音频/音乐，其实都是供给我们日常精神食粮的媒介，但影视则是它们中门槛最低、代入感最强、信息传递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也因此成为了大众文娱领域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

但，包括我在内的身边人大多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越来越难投入到一部影视剧或电影的观看中。

这可能跟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时间和精力都愈发有限相关，也可能与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潮流有关，还有可能就是我们越来越不具有深度思考的能力和动力，当然，也跟现在的内容题材有着直接关系。

在这种愈发浮躁且碎片化的社会氛围下，一部好的影视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反而能够被映衬得愈发强大，《大明王朝1566》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历史大剧有着极高的美誉度，尽管其是一部历史架构剧。

我也是最近才第一次看完这部剧，整个观看过程在心态上不仅不使人感到疲惫，反而有时能够让自己的血液和毛孔随之起伏。尽管这部剧没有解释我们所处现实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它以系统性演义的方式展现了诸多问题的由来。

这部剧呈现的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段和人物的故事演义，但表达的内核却是跨时空的人类社会命题。整个剧情逻辑是清晰且直接的，但剧中人物的决策逻辑又是复杂、深邃、必然、且充满宿命感的。

从始至终，这部剧都在表现冲突和刻画矛盾，但又由于各中人物阶级、立场、利益、理想的不同，这些冲突和矛盾都是以不可调和的方式被搁置、被让渡、被转移、被集聚，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所改变。

这部剧十分写实，展现的阶级矛盾也是赤裸裸的。

但这部剧又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如果没有胡宗宪、海瑞这两个角色，这部剧的冲突和矛盾就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出来，也就无法引出作为食物链最顶端的嘉靖的“长江黄河论”。这一议论的核心主张并不是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导向，而是以维持一种系统性权威/权利的稳态结构为根本需要。

这可能就是王朝兴替、阶级斗争循环往复的历史客观设定。

不过，也正是因为海瑞的刚烈、耿直、眼中不容一粒沙的理想主义人格，他还是成为了嘉靖眼中未来能够整肃大明朝官场的一把利剑，也成为了接下来“隆万改革”的主要前期推动者。

虽然这一改革并没有根本扭转大明朝的命数，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到了“严治官，宽养民”的效果，至少为这一残旧的国家机器续命了几十年。

但，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够出现像海瑞这样的人物，可是每个时代都不乏财政危机以及类似剧中“改稻为桑”事件的出现。

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借着这部电视剧的题材和内容，来试着按照“改稻为桑”原本的落地效果来探讨其逻辑必然性。从而来展现一些事物的背后，往往并不是基于少数人的阴谋，而是一种从上至下共同参与的阳谋。

这种冲突和矛盾在历史长河中循环往复，历朝历代的精英们都试图通过他们的智慧、斗争、权谋来寻找化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但至今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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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行为决策逻辑

嘉靖四十年初，内阁与司礼监一同进行御前财政会议。

这里有必要先展现一下各方的职能、以及其行为和决策的逻辑。

内阁是作为连接皇权与政府职能机构（即六部）的桥梁，一方面内阁需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要绝对服从皇权的意志；司礼监由宦官体系组成，可以认为是皇权意志的直接延伸，内阁拟定的方案/文件都需要获得司礼监的审批。

其中，内阁又分为两党势力，一是以已担任内阁首辅20年的严嵩为代表的严党，可以认为严党在过去20年里基本能够实现皇权意志与政府体系之间的紧平衡关系，这是严党得以长期贪腐的根本，背后是其庞大且强大的利益集团；

二是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清流，这一党派成员基本可以认为是太子党，其现阶段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扳倒严党，以确保未来能够实现新旧政权的顺利过渡，从而保障和扩大自身集团的利益。

那么嘉靖的皇权意志又是什么？

嘉靖并不是正统继位，他是被当时的利益集团选定的继位皇帝，按道理他容易成为一个傀儡皇帝，但从15岁其入驻北京开始，他就以皇帝的身份与当时的利益集团展开了较量，最终获得了“大礼议之争”的胜利。

可见，嘉靖是一个既有智慧、又有谋略、还有手段的能人和强人。

同时，其也会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为了巩固其绝对的皇权，其表面上会通过内阁来展现“君臣共治”的治国方式，但实际上内阁需要对皇权意志照单全收，嘉靖实则是大权独揽。

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嘉靖本人遇刺之后，其更加崇信道教，开始潜心修道、炼丹求仙，并且大兴土木，大规模修建宫殿和道观。而这些炼丹/祭祀/工程开支对嘉靖来说是必要的，自然也就成为了国库每年的必要开支。

简单来看，嘉靖的个人意志就是——既要名、又要权、还要利。

换言之，就是国家运转/国库不能出乱子（出了乱子也是为人臣的无能），皇权要保持绝对权威（各方势力都需要彼此制衡），内库/内帑要维持充沛的现金流（一方面用来满足嘉靖的私欲，另一方面用来支撑东厂等特务稽查体系）。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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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改稻为桑”？

御前财政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进行年底决算和拟定来年预算。

去年的全国财政情况是，全年税收4536.7万两，预算开支3980万两，实际开支5380万两，赤字达到843.3万两；其中，严党把持的工部超支至少650万两，主要是修水利超支250万两和修殿宇超支400万两。

由于绝大部分赤字来自于严党把持的部门，导致国库亏空，太子党准备借此扳倒严党。但由于大部分超支的最终指向是嘉靖本人，最终也是嘉靖授意通过了这次年底决算。

在来年预算中，由于北部蒙古的侵犯以及东南倭寇的骚乱，兵部需要增加至少400万两的预算开支来应对北方蒙古的军事行动（即修长城）以及剿灭倭寇平定东南海域，但国库已经无力承担这部分支出，并且大明部分地区的税赋已经征收到嘉靖四十五年。

所以，来年预算如何计划和分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太子党的主张是压缩预算，以“节流”的方式应对来年的整体财政开支。但这样一来，不仅严党把持的部门预算会大幅缩减，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嘉靖需要的宫殿修缮和扩建等项目也将被搁置，这其实就违背了嘉靖的个人意志。

因此，严党提议通过“开源”的方式来补充国库资金，具体方案就是“改稻为桑”。

进一步而言，只要来年能够平定东南倭寇，那么大明的丝绸（也包括瓷器和茶叶）就可以出口至西洋。一匹丝绸在国内的市价大概6两，而出口价格至少10两往上，那么只需要扩大国内丝绸的产量，再通过出口创收就能够填补国库。

表面上这一逻辑是通畅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短时间之内收集到丝绸所需的原材料，这意味着从来年初开始，需要在主要桑田产地（其实就是浙江）将大规模的农民转变为桑农。

如果从账面价格来看，每亩桑农的收益肯定还是要高于普通农民的收益（大概是3:2的关系），但农民种田主要是为了糊口，桑农则需要拿钱买粮才能糊口，因此桑农承受的绝对风险要高很多（例如在欠收的年份粮食价格会疯涨）。

事实上，明朝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这意味着桑农经济的专业化程度也很低。

像浙江这样的主要蚕丝产地，其桑农往往也是分散在各个村里，并且桑农会跟同村的农户形成合作关系，即桑农会将每年出售蚕丝的所得来购买同村其他农户的粮食，从而维持生计。当剧中官兵践踏苗田的时候，桑农齐大柱就是带头反抗的那一个，可见桑农与农户的利益绑定之深。

那么理论上，一个地区桑农与农户数量的比值会有一个极限，当桑农的占比超过这一比值的时候，桑农所能够购买的粮食会比往年更少，导致桑农的整体收益也开始减少。因此，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转变为桑农的可能性很低。

对此，严嵩给予的解决方案是从外省调拨粮食至浙江以匹配桑农所需的粮食问题。

但嘉靖质疑道，外省调的粮肯定卖的会更贵，桑农是否能够愿意？严嵩的回答是，桑农的收益会更高（但另一面是风险也会更高）。进而，嘉靖也就顺坡下驴不再追问更多细节，并且授意针对改造的桑田给予农田的税赋，意思就是明面上传达嘉靖没有占尽百姓的便宜。

从而，“改稻为桑”也就从严党的预案变为了嘉靖的个人意志，成为了来年首要的国家策略，核心绩效目标就是来年年底的决算不能再有赤字，并且还要扭转国库亏空的局面。

如果“改稻为桑”国策失败了，严党可能会面临欺君之罪，不仅会倒台，还可能面临这20年来贪腐盘剥的清算。但如果严党没能在此时提供“开源”的解决方案，那么其可能马上就会面临倒台，所以“改稻为桑”也可以认为是严党不得不的选择。

其实，高风险的另一面往往隐含着更高的利润，“改稻为桑”也能够为严党集团带来非常高的收益，原因就在于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半年内）完成改桑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只有用非常手段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嘉靖也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而一旦做成了其隐含的油水又极高。

但，嘉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当前的财政问题，具体到结果就是，这个项目不能够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或者是尽可能减小这一因素的影响，但绝对不能够动摇皇权根基；只要能够完成来年大概50万匹丝绸出口生意，并且将多挣的银两（大概450万两）入国库，那么严党捞油水也就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严党来说，只要“改稻为桑”得到了嘉靖的许可和授意，那么在具体执行层面上，严党的操作空间也就大了很多。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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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稻为桑”具体的商业逻辑

事实上，织造局在浙江能够直接控制的年产能只有20万匹（即沈一石的20万匹丝绸产能），现在需要新增年产能30万匹，那么“改稻为桑”在经济层面的理想解决方案需要用时间换空间，前后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

例如，浙江需要在某个地区先做试点，并且筹集/调度与之改桑所需的粮食以供桑农正常购买，同时还要尽可能保证桑农有一定的生产结余；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这时要加大向外省采购粮食的力度；最后再在全省推广，同时与外省建立起稳固的粮食采购关系和渠道。

而这还只是丝绸上游供给端的调整时间，如果要通过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来补缺大概850万两的国库缺口，则前后至少需要5年时间。

但，这也意味着来年的400万两军事预算也就没有了着落，东南海运通道也就无法打通，而嘉靖意志下的殿宇工程也将被搁置。

因此，“改稻为桑”必须要在一年之内完成。

如果按照一年时间和最理想的改桑情况（农户非常配合转为桑农），“改稻为桑”涉及到的资金环节包括：

浙江省出资向外省购买所需的粮食用于匹配来年年底的粮食需求增长；

桑农将蚕丝出售给织造局（这类似于盐铁专营的逻辑，织造局负责收购上游蚕丝，然后再转售给下游的产销主体），并用其中的收入购买下一年的粮食；

丝绸大户需要承担丝绸的生产/销售等运营环节，但丝绸大户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半官方性质的丝绸大户（例如沈一石），二是完全市场化的丝绸大户（例如后期收购沈一石资产的安徽丝绸商），前者需要并向织造局和地方政府上缴大部分丝绸货品，后者则主要承担地方政府的税务支出。

可见，上述资金环节的关键点是，织造局会把新增产能（即30万匹丝绸/年）分配给谁？这部分新增订单的商业效益是否能够支撑这一逻辑链路的正常运转？

剧中给出的前提条件包括：

a、桑田收益要高于农田收益的50%；

b、1亩桑田能够产出2两蚕丝；

c、2两蚕丝能够生产1匹丝绸；

d、1两蚕丝的市场价格等于1石粮食等于1两白银；

e、1匹丝绸在国内能卖6两白银；

f、1亩农田的收购市价在30-50两白银之间。

进一步分析：

每亩桑田织造局能够收购2两蚕丝，收购价为1.5两白银；

但织造局出售蚕丝给丝绸大户存在两个市价，给一般的丝绸大户为2两蚕丝2两白银（市场价），给沈一石的价格是2两蚕丝1两白银（内部价）；

由于织造局在这一环中至少要做到不亏损，那么可以推断一般丝绸大户和沈一石的产能大概是1:1的关系，即两者都有20万匹丝绸的年产能。

又由于国内每匹丝绸的市价为6两白银，那么一般丝绸大户和沈一石的原材料成本占比分别为33.3%和16.7%；

通过沈一石账本记载，过去20年其共生产了400万匹丝绸，其中210万匹上缴中央，100万匹分给地方官府，自留90万匹用于维持经营，那么沈一石的毛利率只有22.5%；

如果不考虑作坊的劳工成本以及设备的折旧成本，沈一石的净利率为5.8%；

又由于市场的均衡状态，一般丝绸大户的净利率也应该是5.8%，那么其缴纳的各类费用和税赋大概为60.9%，其中的大头都给了地方财政。

可见，织造局30万新增产能给到沈一石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实际上给了沈一石20万新增产能任务）。因为，其每年直接向织造局上缴的丝绸比例就达到了52.5%，织造局再将丝绸以15两白银/匹的价格出售给西洋市场。

换言之，织造局用1两白银的成本（即蚕丝的内部价）获得了最终15两白银的出售价，其净利润已经翻了14倍（不考虑任何运输及交易环节的成本）。而如果给到一般的丝绸大户，织造局的净利润只有1.5倍。

再进一步看沈一石的商业模型，其目前的丝绸业务净利率为5.8%（其实这一利润空间也来自于织造局给的内部价），而通过兼并土地该桑田带来的新增产能的业务净利润如下：

1亩桑田产出2两蚕丝，佃农和沈一石各分得1两蚕丝，织造局以0.75两白银收购佃农的蚕丝再以0.5两白银的价格转卖给沈一石，则沈一石每亩桑田的蚕丝成本为0.5两白银，其织成的1匹丝绸的市价为6两白银，如果分别给织造局和地方官员的比例不变，沈一石的净利润就达到了14.2%。

所以，哪怕这里面仍有再次分配的操作，但沈一石得到的肯定会高于其现有的5.8%净利润率，所以沈一石承接这个项目的内在动力很足。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变为沈一石能不能吃得下这个项目。

在严党和织造局眼里，作为白手套的沈一石能够拿出多少钱其实大家心里可能都有一个数。

在明面上，过去20年沈一石从与织造局的业务中获得了直接利润约为140万两白银（按照5.8%的净利润计算），而这些年沈一石的不动产至少达到了1000万两（包括25座作坊、107家商铺、6.5万亩桑田）。

以此推算，沈一石的流动资金大概有个小几百万两白银。而如果按照每亩农田正常的市价30石粮食-50石粮食计算，沈一石需要一次性投入600万两-1000万两白银。显然，严党和织造局都不会认为沈一石能够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

但沈一石作为江南最大的、最富有的丝绸大户，也只有通过他才最有可能完成这新增20万匹丝绸项目的落地，那么方法只能是想办法压低农田的收购价格。

沈一石给出的报价是10两白银（即10石粮食）每亩田，这其实也是沈一石的能力边界，因为其实际流动资金大概只有不到200万两白银（主要是180万石粮食），意味着在这次项目中他也要ALL IN所有流动现金，他未来也可能会面临流动性危机的风险。

在三方的几轮交涉后，尽管严党和织造局并不认为这200万两白银就是沈一石的全部现金，他们也只能够通过一些丧良心的手段达成目的，例如：

刚开始只是传达中央文件内容，引导农田改为桑田；

效果甚微，当地政府开始施加压力驱使农户改桑；

依然没有效果，政府连同军队开始强行踩踏农田，并对反抗者冠以通倭的罪名来杀鸡儆猴；

临近春播后期还没达到预期效果，当地官员借着端午汛期毁堤淹田，用“天灾”的方式迫使农户卖田换粮；

再通过限制粮船进入灾区的措施，进一步迫使灾民贱卖土地。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织造局、严党和沈一石才能够交差并且获利，而被迫贱卖土地的灾民，将在下一年成为佃农，为沈一石充当廉价生产力。例如，农民去年每亩农田的收益是1两白银，下一年成为佃农和桑农之后其每亩收益下降至0.75两白银，也就是这次人祸之后，这群农民被剥削了25%的年收益。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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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步亦趋的历史规律

在电视剧中，正因为有胡宗宪和海瑞两个理想主义人物的坚持，才导致了“改稻为桑”计划最终的破产。

但，从嘉靖本人到严党、以及太子党，都不希望海瑞继续追查“改稻为桑”中的龌龊，都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进行冷处理，这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要想解决眼前迫切的财政窟窿问题，只能是“苦一苦”老百姓这一种方法。

所以，从“改稻为桑”被提出的那一天起，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家其实就都成为了这场阳谋的参与者。

“改稻为桑”的失败，令这一国策的基层和中层推进者全部沦为了“背锅侠”，沈一石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白手套，其深谙此道，也早就明白了失败的后果，但他其实是这里面最没有选择余地的一个。

沈一石之所以能够成为江南首富，一是充当了严党集团的白手套，二是充当了织造局的马前卒。

在沈一石的账目中，其过去20年总共生产了400万匹丝绸，也就是其每年都生产了20万匹，而沈一石的产能也一直维持着年20万匹的规模，也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沈一石就拥有这25座作坊的产权。

而严嵩主持内阁也有20年之久，这很可能意味着沈一石是通过严嵩的关系使之能够低价收购这25座作坊，而这些作坊的上一任主人，则很可能是严党之前的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光有严党这一后台还不够，沈一石还需要与其直接管理者织造局维持稳定的关系。织造局一把手杨金水（太监）当职不过5年时间，沈一石就花了20万两将一江南名妓送给杨金水作对食，可见官商这门生意并不好做，耗时耗力也如履薄冰。

其实，沈一石也是杨金水的白手套，而杨金水又是嘉靖的白手套。

因此，沈一石从一开始就深陷“改稻为桑”的政治漩涡中，只要是摊派任务失败或是严党式微，他都将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但，下一个沈一石也会很快出现，成为下一个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事实上，站在彼时彼景的大时代角度，并没有比“改稻为桑”更好的解决思路。

一是当时已经是处在嘉靖执政的末期，并且也是整个大明朝的中后期，当时的社会阶层已经完全固化，大多数生产资料已经被皇室成员、士大夫阶层、官商阶级等把持和控制，而他们的利益又直接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相关，间接上也是支撑皇权稳固性的重要因素；

二是中国历代搞激进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例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清光绪帝等，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而当时的嘉靖已经来到了知天命和而耳顺的人生阶段；

三是自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并且直接导致北宋灭亡之后，历代君主对变法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在心态上对经济改革变得谨小慎微，在执政理念上转变为闭关锁国，核心目的就是要保证皇权/执政的稳定性。

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这实际上是由分权带来的社会工商业的激励政策。

但随着时间的推衍，各种税赋便开始层层叠加，整个社会都将朝着积重难返的方向发展，这其实是分权后中央与地方/士大夫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

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势力（或官僚阶层）的崛起，导致这台国家机器的行政成本会逐年增加，这可以认为是不可逆的历史规律。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基本都是集权式的改革，例如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刘晏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大致上，只有那些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权或是实现了疆域大范围扩充的王朝和君主，才能够将变法执行到底；而那些在王朝中期做结构性再分配的变法，基本都以失败或是被搁置而告终。

事实上，明朝从开国之初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一方面中央掌握兵权，另一方面由于宰相制的废除，皇权通过代理内阁制也掌握了行政权。但哪怕是这样一个帝国，在其中后期也难逃上述历史规律。

因此，“改稻为桑”的出现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不以人为意志所转移。正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尽管，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但历史的规律和事件或许比很多理论研究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