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星电视停产，中央震怒，广东25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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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拥有一台上海制造的“金星牌”彩电曾是一种炫耀身份的象征。那个时候，每当这款彩电在各大城市的百货商场上架，都会引来数百人通宵排队，将这一奇特的景象定格为80年代独特的风景之一。

“金星牌”彩电问世于1982年，由上海电视一厂率先生产，这是全国首个引进国外彩电生产线的厂家，产品获得了来自日本、英国、西德、美国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认证，同时摘得了35项国家、部门、市级的优质产品奖项。

不可否认，在当时，一台18英寸的“金星牌”彩电售价高达2600~2800元，这对比全国城镇职工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45元，可以称得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上海电视一厂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1.38亿元，上交的税利总额大约为1.2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然而，这股好势头未能持续下去。随着1990年代的到来，金星彩电的市场份额迅速下滑，陷入了停产的危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呢？

事实上，199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彩电行业的新政策，使国内彩电行业从计划经济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向了市场经济模式，企业可以自主引进、自主营销和自主定价。这一政策改变了行业格局，导致了成百上千家电视机厂的崛起，甚至一些沿海县城也建立了电视机生产线。在1990年代中期，彩电产能迅速增加，价格战愈演愈烈，一些新兴品牌如创维、TCL、康佳等迎来了大发展，而金星等老牌厂家则节节败退或被淘汰。

金星彩电认为，他们的困境并非是由于自身不努力，而是因为竞争对手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段。这些不正当竞争手段主要包括广东沿海地区走私电子元器件成风，以及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竞争对手通过这些手段获得了巨大的成本和价格优势，使金星彩电等内地厂家难以承受，最终导致上海广电集团陷入困境，停产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一局势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随后发起了一场专项打击行动。

2000年7月15日，广东汕头的迎宾馆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重伤。这5名死者分别是广东省纪委的张正亮、周明，顺德市广电局的胡彬、欧阳有侣、林朝辉。他们是前来汕头调查案件的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

这起火灾引发了中央政府的愤怒，于8月7日派出了一个由公安部、监察部、国家税务总局等13个部门组成的“807”工作组，总共有约1200人前往汕头，开启了一场打击走私和出口骗税的大行动。同时，中央还下令武警部队的吴双战司令员，确保“807”工作组的安全。汕头作为一个地处“岭东门户，华南要冲”的城市，曾经是广东的第二大城市，其外贸出口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上广与天津。汕头也是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令人瞩目的经济潜力。

然而，这个繁荣的城市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走私活动猖獗，骗税现象泛滥成灾，成为了潮汕地区众所周知的秘密。调查发现，整个汕头地区，无论是政府部门、税务机关还是海关，都涉及其中，对骗税企业纵容有加，共同侵蚀国家财政。这些企业套取了数十亿的退税资金，然后以“创汇”的名义大肆挥霍，让每个人分得一杯羹。

在8月23日，工作组进行了突袭行动，封存了潮阳、普宁两市国税局及其19个分局、49个税务所的企业征管和退税资料。中国造币公司鉴定发现，查获的11万份商贸企业进项发票中，80%都是伪造的。两天

后，工作组展开了名为“台风”的行动，仅在潮阳和普宁就摧毁了18个地下印刷厂，缴获了6卡车的伪造发票。工作组的认定显示，汕头和普宁的犯罪分子伪造和虚开了高达17.2万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金额总计约达323亿元，这一案件可谓是“共和国第一税案”。

这一切发生在当时，当全国人均月收入尚不足500元的时候。2001年10月底，有19人被判处极刑，3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以上刑罚。同时，对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的328名涉案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64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可以说，“7·15失火案”对汕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一蹶不振，至今仍未能恢复元气。在改革开放初期，汕头的名气和经济地位都超过了深圳，但现在其经济总量仅相当于后者的十分之一。在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已经发展为一线城市，而珠海和厦门也成为了二线城市，唯独汕头被评为三线城市，逐渐失去了国家重视的地位。

可以说，汕头当初确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但却在后续发展中打了自己的脸。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当年的那场猖獗的火灾，它的破坏力太大了。

与此同时，在广东的湛江市，一场更为猖獗的走私活动也在酝酿之中。湛江地处大陆最南端，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2023公里，使得湛江成为走私活动的理想之地。然而，长期以来，湛江的走私活动规模较小，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

然而，一切在1992年底发生了改变，当时陈同庆担任湛江市委书记，他宣称走私是一条“脱贫致富”的捷径。结果，湛江的走私活动急剧扩大，整个湛江口岸陷入失控，政府与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国门大开，形成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黑色通道。

陈同庆的儿子陈励生，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但他却亲自组织了通信器材、电子元器件、汽车等领域的走私活动，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走私头目之一。另一位头目李深更是在湛江地区独领风骚，他养了一批年轻女子，利用金钱和色相，将湛江海关的关长曹秀康等132名公职人员牵扯进来。张猗则采用类似手法，将边防、商检、港务等关键岗位的官员都纳入她的势力范围。这些团伙的走私活动因此如虎添翼，无往不利。

林春华则是湛江走私头目中最为典型的暴发户之一。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的胆识和头脑却十分出众。他注册了8家公司，专门从事成品油的走私。为了实现他的“油王”梦想，他投入了上亿元承包了码头，并购置了4艘载重1000至1500吨不等的油轮，实现了从运输到码头、仓储、销售走私油料的全流程掌控。

1998年9月，联合工作组从北京赶赴湛江，展开了查案工作。经过调查，发现以李深、林春华、陈励生等人为首的团伙，走私案值高达110亿元，偷逃国家税收62亿元。在强大的威慑力下，海关、港务、商检等部门和单位有163人主动投案自首，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并上交了违法违纪的款项达1587万元。

1999年6月，走私团伙的头目李深、张猗、林春华、邓崇安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原调查处处长朱向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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