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期频繁碰瓷中俄的波罗的海三小国,熟悉二战史的童鞋都知道,二战后该三国顽固派人士组织了名为“森林兄弟”的抵抗武装,对苏军进行了十多年的顽固抵抗,一直到1956年才差不多销声匿迹。2023年,为纪念新发现的森林兄弟游击队头目尤萨斯·维特库斯的遗体,三小国之一的立陶宛也相应地为他拍摄了一部传记电影《我希望如此,尤萨斯》(Buciuoju, Juozas)。
尤萨斯·维特库斯(Juozas Vitkus),游击代号卡齐米耶拉蒂斯(Kazimieraitis),1901年12月10日出生于立陶宛马热基艾区凯图内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名叫尤扎帕斯·维特库斯(Juozapas Vitkus),母亲名唤马里约纳·普洛尼特(Marijona Plonytė),据其子维陶塔斯·维特库斯日后出版的回忆录记载,他的爷爷同时也是一名图书走私商人。
日俄战争后,尤扎帕斯带着一家人搬到了英国伦敦,想再移民去北美新大陆,但由于妻子马里约纳患上了疾病,加上全家人又不懂英语,而一度在伦敦陷入困境,以至于其孩子们都被送去条件恶劣的孤儿院。最后经过一番折腾,维特库斯一家还是不得不搬回立陶宛的蒂尔克斯莱镇。
在蒂尔克斯莱镇,尤萨斯·维特库斯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完成了小学教育,还学会了拉小提琴。1913年,他进入特尔西亚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马泽凯贸易学校,兼修法语和德语。1918年,立陶宛独立运动组织开始在当地组织政权,尤萨斯也担任了蒂尔克斯莱镇的公务职员,后来又进入考纳斯战争学校学习军事技术,毕业后被分配到道明司加第4步兵团(1940年该团被改编为苏联红军第215步兵团,隶属于第179步兵师),并参加了抵抗苏俄的立陶宛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结束后,尤萨斯·维特库斯得以作为一名军官继续接受高等教育,1924年至1926年,他在考纳斯战争学校学习高等军事技术课程,1929年至1934年,他在布鲁塞尔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工程技术,这期间他还顺便结了婚,并与妻子热那亚·格里包斯凯特(Genovaitė Grybauskaitė)一连生了七个孩子。1938年,尤萨斯被授予立陶宛陆军中校军衔,并退出一线岗位,在考纳斯战争学校教授军事工程学,如果二战没有爆发,或许他也就这样平淡度过了后半辈子。
1940年立陶宛被苏联占领后,尤萨斯·维特库斯起初选择继续在苏军服役,并担任维尔纽斯后勤基建部门负责人。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全面入侵苏联后,尤萨斯离开苏军并加入了总部位于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地下抵抗武装——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LAF),担任阵线总部的参谋,并向地下抵抗组织学员们教授军事工程学。
1944年苏联红军收复立陶宛后,苏联开始调查尤萨斯在战争期间是否参加过什么反苏组织,虽然积极分子阵线是个抗德组织,但同样也反对苏联,为了避免遭到逮捕,尤萨斯只好搬到立陶宛南部城市祖基贾,在当地找了一份林业公司会计师的工作。不过为了帮助战争时期的同伴们,尤萨斯最终决定走上反抗苏联之路,同年5月,他在当地建立了祖基贾集团游击司令部,发布了一份游击斗争指导文件,并以此为依据组建了梅尔基斯游击队。
1945年11月18日,在与其他立陶宛抵抗组织官员会面后,梅尔基斯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改称A区,次年春又改称南部游击区,并由尤萨斯·维特库斯担任总指挥。尤萨斯在他的管理区域内颁布了各项法律法规,还出版了游击队报纸《自由之钟》(Laisvės varpas)。他完全以正规军的形式改组游击队,规范他们所使用的代号、制服,打算与苏联来一场长期对抗战争。
当然我们都知道,正规战形式的游击战,必然只能是自寻死路。果然,1946年7月2日,尤萨斯亲自指挥的一支游击队在拉兹迪贾伊地区的森林里与苏联内务部的一支讨伐队发生交火,尤萨斯本人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并在被送往位于莱帕林吉斯的特工总部途中去世,终年45岁。为了纪念尤萨斯,1949年,立陶宛独立组织、自由战士联盟主席团特别授予其自由战士称号,并追授其一级自由战士十字勋章一枚。
上世纪90年代,立陶宛再次独立后,尤萨斯·维特库斯作为抗苏英雄自然又被搬上宣传舞台。1997年,根据立陶宛总统令,尤萨斯被追授一级维蒂斯十字勋章,1998年又被授予上校军衔,驻扎在考纳斯的立陶宛陆军工程营以及维尔纽斯和考纳斯的一些街道也都被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他的家乡、他的死亡地点以及维尔纽斯、马里扬波列、考纳斯和瓦雷纳地区,还为他修建了多个纪念碑。
2022年11月,立陶宛抵抗研究中心宣布,经过七十六年的不断搜寻,他们终于在位于莱帕林吉斯的原立陶宛克格勃总部的院子地下,发现了尤萨斯·维特库斯的遗体,立陶宛国家法医服务处负责人对遗体的DNA样本进行了比对,最终确认了死者的身份,遗体随后被庄严地安葬在安塔卡尔尼斯公墓。
遗体被发现的新闻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无人在意,但在小小的立陶宛国内还是引起了一定热度,维特库斯家族的成员和立陶宛官方都希望趁热打铁把此人的事迹拍成电影,而被他们所选中的导演人选则是立陶宛女导演艾格尼·萨兰斯卡特(Agne Zalanskaite),她早在2017年就为尤萨斯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直接受害者》(Nepaprasta auka),颇得维特库斯家族认可,2020年她还拍摄了一部抵抗运动题材电影《游击队》,所以在拍摄战争故事上可谓轻车熟路。
由于立陶宛人才的匮乏,艾导只能亲自上阵撰写剧本,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尤萨斯的子孙们,以及还记得他的人,总是对剧本批判说:“不,不,导演,我的父亲或祖父不是那样的。”毕竟,这些人脑子里的尤萨斯形象已经被定格,可能与屏幕上想要展现的完全相反。幸好,立陶宛著名导演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教授在观看完影片《我希望如此,尤萨斯》的首映后表示:“很难理解你是在看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艺术作品,祝一切顺利。”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页面更新:202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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