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阅古篇

藏富于民，从古至今，这四个字见之于文辞议论之作，但真正能将她付诸实施在封建朝代仍是有间接或隐隐可以寻见。可封建朝代在天下太平时没有安抚民心，在天下大乱时却想依靠搜刮民脂民财，以拯救王朝于末路更是常见。

最早倡导"藏富于民"的人，可能是百花齐放的春秋时代的管仲。现存《管子》一书，其《权修》篇说"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而《治国》篇更是开宗明义，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为什么？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所谓"安乡重家"。

老百姓因为有家庭、产业才安居一地，不愿迁移。也因为如此，才会服从政令，不敢犯罪。这样一来，当然就容易治理了。相反，如果老百姓一穷二白，对乡土没有留恋，可以很轻易的迁离，也就不在乎是否犯禁，同样也会导致治理的困难。虽然《治国》把富民的策略放在重农抑末上，但这种"富民"的想法却真正触及了政治治理的根源：与此相关，《管子*九变》中还涉及到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当代人时不时会提起的“爱国”：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为什么在战争年代，老百姓会自己主动去作战？文中列出了九条理由，其中列在前面的五条均与“安乡重家”有关，而“至亲坟墓之所在”、“田宅富厚足居”又是最重要的两点，反而“有厚功于上”（为君上立大功，即“德于上”）则排在最末。换句话说：正是为了保卫私产，才让老百姓在战争中奋勇向前，至死无悔。而不是去保卫什么... ...

正因为如此，《管子》对贫富不均持坚定的批判态度：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意思是指：太富的人，因为无所谓国家的爵禄赏赐，根本使唤不动；太贫的人，因为一无所有，刑法对他也起不了震慑作用。正是因为贫富不齐，才导致法令不能得到执行、万民不能得到治理.

不难发现，《管子》对“藏富于民”的主张，其目的就是在探讨如何确保政权的持续存在，以及如何有效地达成政治和社会治理。

对于中国历史的社会经济而言，“藏富于民”的根本手段，就是实行低税制。所以《管子*大匡》中记载，“桓公在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齐桓公在位19年，削减商业税的征收，按50取1的比例征税。田赋和俸禄都用粮食支付。按照田地的质地分类征税，每二年征收一年的税。收成非常好的年份按10取3的比例征收，收成一般的年份按10取2的比例征收，收成比较差的年份按10取1的比例征收，饥荒之年则不收税），似有将此作为桓公称霸的原因之一。

然而，人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在碰到财政问题时，都把眼光集中到老百姓身上，榨取百姓身上最后的资源就成了应付财政危机的一大手段。以下列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汉武帝刚登极时，因为先前文、景两帝的积累，国库充盈，人民也富足。但汉武帝心里一膨胀，外击匈奴，征两粤，开西南夷，灭朝鲜，战争不断；内则封泰山，巡幸各地，大建宫室。再加上水灾和饥荒，本来充盈的国库，经过这样的折腾，很快就用度不足。于是开始加征口赋（人头税），“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汉元帝时改为7岁开始征收），税额由原来的20钱增加到23钱，以致于老百姓小孩子也不敢养，出生时直接就闷杀了。口赋之外，成年后（20岁）需要交纳“算赋”（120钱为一算）。

此外还有“更赋”（兵役）。虽然田租低（三十税一），但人头税却非常重，是田租的5-7倍。由于完不成这些赋税，老百姓就算有田地，也往往贱卖之而从事商贾，这样又导致土地朝豪强之家集中，形成兼并局面。只是汉武帝时汉代国力还很强盛，没有带来更严重的问题。但到王莽时代，因为“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愈贫困”，加上饥馑，最后引发了赤眉起义，西汉王朝随即覆亡。

第二个：唐初实行租庸调法，其中的租指田租，每年输粟2石；调指绢布类物品，因地制宜，定额征收；庸则是差役，不充役者可以输钱代替，超役者则减免租、调。其中最关键者是田租，因而涉及到授田制度。唐初授田以丁口为依据，每丁授田一顷，户主、老弱废疾等相应增减，还有宽乡（地多人少）、窄乡（人多地少）之差别。但均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并且移民后田地可以买卖。从百亩输粟2石来看，这个税制应该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实行这一制度，本意是为了恢复经济，保障国家财政。但随着制度的运转，弊端随之而出。如人口增减、迁徙、灾害、官吏舞弊等等，都会带来田地的变动。

而授田之法本来就预留了丁多田多以及买卖的漏洞，所以到天宝年间，这个制度就已经遭到破坏。到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就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即根据"量出制入"的原则作好预算，然后按照田地应税总额和人丁数进行分配，分夏、秋两次征收。这个制度，原本也是为了利民，但由于预算高、物价变化、官吏盘剥等原因，外加巧立名目征收其他杂税，最终也是导致了唐末的农民起义，唐朝随之而亡。

第三个：明代的赋役法，最初基本沿用了杨炎的两税法，有地租和丁徭，地租分夏、秋两季交纳，丁徭则有里甲（按户轮流执役，十年一轮）、均徭（即差役，以丁为单位，亲身承差的称作力差，出钱由政府招人代役的称作银差）和杂泛（官府临时差派的徭役）。由于户籍制度的破坏、土地兼并、官吏舞弊等问题，于是各地又演变出均平法、征一法、十段锦、一条鞭等赋役法，其中一条鞭法影响最大，并在后来为张居正改革所吸收，成为万历以后中国赋税征收的主要形式。

其具体做法，就是通算一个州县的赋役总量，再将它分摊于地亩，折算成银两，合并征收。推行一条鞭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先前赋税征收和徭役差派中的弊端，缓解民困，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所以在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的财政曾经一度好转。虽然如此，用度不足一直是明朝廷头痛的问题，更何况吏治的腐败以及豪强的土地兼并还不断加重民众的负担。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明朝廷想到的办法就是“加派”，也就是在赋税正额之外加征。

最典型的，就是万历四十六年加征"辽饷"（先后加征了四次），崇祯十年加征“剿饷”，崇祯十二年又加征“练饷”。而就在崇祯五年，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在上疏中就说到：“自有东事（对后金的战争）以来，时时忧饷，人人筹饷，而东事之坏，卒不因于无饷，四方之骚动，或反因于急饷。"三饷加征，不仅未能挽救明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因为更多的民众不是因此起来"保家（家已破）卫国（谁的国？）”，反而响应闯王"不纳粮"的号召加入了反抗队伍。

无须再列举更多的例子。可以看到的是，在和平时不去整顿吏治，不去安抚百姓，不去建立合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制度，危亡时希图百姓忠君爱国，终究也是一场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