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新史家为何以旧史家的私淑弟子自许？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刘开军

老派学者推崇旧史家，显得名正言顺；新史家若以旧史家的私淑弟子自许，就有点令人费解，似乎不够顺理成章。但这是事实。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恰恰显露出传统进入近代史学的一条途辙：旧史家成为新史家的学术偶像。这里以何炳松的章学诚研究为中心，做初步探讨。

何炳松称他与胡适、姚名达三人“都是私淑章氏的人”

1913年2月，23岁的何炳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不久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1915年秋至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翌年夏，何炳松获政治科硕士学位，7月回国。1917年9月后，何炳松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预科讲师，同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讲授“西洋文明史”“外国地理”等课程。1920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选用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做课本，并将之译为中文，192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若据此认定，何炳松在史学上偏向西方，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留学经历，又在译介西方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新派学人，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旧史家。

1928年，何炳松即称他与胡适、姚名达三人“都是私淑章氏的人”。“章氏”即章学诚（字实斋）。这里的“私淑”二字值得玩味。孟子表达对孔子的尊崇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所谓“私淑”，即无师徒之名却有学术承传之实。私，窃也，属私人行为，是个人决定而非受他人意志左右。私淑之人，必是真心折服，出于纯粹的学术吸引。后学精研私淑之人的学说，以其为宗旨。一言以蔽之，于学者而言，私淑之意甚重，不可轻言。何炳松等人私淑章学诚，这是考索近代史家的学术偶像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他们私淑实斋，确非攀附学术权威，而是有事实依据和充分理由的。早在1919年日本学人内藤湖南表彰章学诚之前，何炳松已关注章学诚史学。1922年1月，胡适志在“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发学界关切，至1925年11月已出第三版。1925年3月29日，姚名达购读《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个月后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9月，姚名达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认定以“章实斋的史学”为题。姚名达发现《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不足，胡适便请他作订补工作。姚名达先成《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要“使读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待到1929年胡适和姚名达合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时，书首又有何炳松长序，盛赞实斋史学，并给姚名达的研究提出建议，道出了何、胡、姚之间“一种特殊的交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何炳松的高明在于，他以章学诚为偶像，却拒绝盲目崇拜

何炳松的史学著作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实斋影踪。何炳松于1922年发表《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1925年发表《章学诚史学管窥》，此后反复研读《章学诚遗书》，且有常读常新之得。他的《历史研究法》意在介绍西洋史法，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何炳松以为西洋讲求史法之名著如朋汉姆的《历史研究法课本》和郎格罗亚、塞诺波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不过是数十年前的事情。而中国专论史学的名著，有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史通》和近二百年前的《文史通义》，不仅早于西方史家，而且“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刘、章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或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哉？”时至今日，此等见识仍是不刊之论。《历史研究法》共十章，每章开篇都用一段中国古人的名言高论为引子，其中以章学诚的言论为多。如第一章《绪论》引用章学诚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第四章《知人》征引章学诚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第五章《考证与著述》抄录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亦出自《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第八章与第九章也都分别摘录《文史通义》的《和州志列传总论》《古文十弊》。何炳松分明是在讨论西洋史学研究法，却时刻不忘回溯至章学诚，这不仅是一种体例上的有意安排或历史知识上的疏通，更是一种学术精神上的认同，或者还有向学术偶像致敬之意。

何炳松撰写于1928年的《通史新义·自序》，也是一篇阐发实斋史学的大文章。这篇序言毫不掩饰对实斋的推崇：“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何炳松介绍《文史通义》中《释通》《答客问》《申郑》诸篇的通史观念，尤为服膺“撰述”与“记注”之分，认为凡有志于编纂通史者应对此说“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1932年，何炳松又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综上，称章学诚是何炳松的史学偶像，大概并不为过。当然，倘若何炳松的见识止步于此，一味赞美章学诚，也就不足称道了。高明与迂腐虽有天壤之别，但有时又只有一步之遥。何炳松的高明在于，他以章学诚为偶像，却拒绝盲目崇拜，不以感情掩盖理性：“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份了”，就“有‘腐化’的危险”。这正是何炳松具有了近代史学意识的重要表征。

彰显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本土底色

何炳松等人在史学上私淑章学诚，犹如传统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一条精神脐带。何、胡、姚三人中，姚名达虽早逝，却对章学诚的学术多有领会与实践；胡、何二人是民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力推动了章学诚史学的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密集地讨论章学诚，挖掘实斋史学的意蕴，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家关于《文史通义》的集体记忆，至20世纪40年代“几于家有其书矣”。此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扮演了古今对话和中西沟通的重要媒介这一角色，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时期有关实斋史学的各种研究与撰述，生动地彰显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本土底色。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