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秦基伟回忆“格子网”里抓鬼子和接待盟军观察员

“格子网”里抓鬼子

一九四二年六月，为了扭转严重的局面，太行军区结合反“扫荡”斗争，部署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我们组织边沿地区的县区游击队、武工队、敌工站、公安局等一起参加，声势浩大，效果显著，使接敌区域的许多维持会土崩瓦解。

日军离开本土，远道侵入中国，兵力严重不足，许多据点都是伪军守的，只有重要的城镇、桥梁、关隘才是旧本人守。

伪职人员都知道日本人兔子尾巴长不了，都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他们一面敷衍日本人，一面为我们的武工队、游击队和民兵提供方便，传递情报。

我们一分区基干武装及临城、内邱民兵，不仅打击向根据地修路之敌，而且组织县（区）游击队、武工队，跳到敌人“蚕食”的格子网中开展游击活动，培植与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秘密群众武装，对敌开展了隐蔽与公开的斗争。使深入敌后的武装成为第一线，而在正面抑制敌人前进的武装为第二线，正面坚持与敌后游击柏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

在一次反“扫荡”的前夕，为了获得确切情报，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号召各分区抓俘虏，而且明确说了“要抓日本人，最好是个官。伪军抓了没用。”日本鬼子不好抓，我们抓了一个多月都没抓到。我接到报告后，很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日本人有三头六臂，决心抓个活标本回来给大家做动员。

我带了基干团一个排，到井陉和获鹿一带等待时机。这两个县都是日本人的模范县，鬼子的统治比较严密。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还恰恰地冲着“模范县”来的。一是“模范县”里敌人往往麻痹；二是因为从模范县里抓个活的回去更有说服力。

到了井陉后，我就把当地抗日政府的领导和敌工干部、武工队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听他们介绍情况。他们在介绍的情况中，有一点引起了我的重视，这就是日本人的通信方式。他们各碉堡之间没有电话，但每天有两次定时联络，靠的是人工传递。因为都是他们的天下，所以他们有些不在乎，出来联络时，有时两个人，有时一个人，骑着毛驴，倒背大枪，从这个碉堡到那个碉堡。

情况摸定，我的决心也定下了：就抓他的联络兵。

当然，这一计划必须渗入到敌人腹地才能实施。孤军深入，大纵深，远距离，敌情复杂，地形生疏，行动起来是很危险的。

话说回来了，不危险能叫打仗吗？我当然希望四平八稳坐在家里从天上掉下来个俘虏，但那是不可能的。

决心已定，我让人准备了两副绳子，一根木杠，挑了三个人，交给排长带着。为什么要带上绳子和杠子呢？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很厉害，死不投降。日本兵身体强壮，又训练有素，有的还会柔道和空手道之类。你去抓他，既要对付他拼命，还要防止他自杀。我跟排长如此这番交代清楚，行动便开始了。

那是秋天，大约就是八、九月间，高粱还没熟透，青纱帐正好藏身。我们的捕俘小组一直钻进快跟元氏接壤的一个镇子旁边，在敌两个据点的必经之路上潜伏下来。

果然，当天就有一个日本兵骑着毛驴，摇头晃脑地向另一个据点走去。

一走进设伏点，我们的四个同志从天而降，他还没回过神来，脚就被捆住了。就这样的神速，我们那位排长的手还是被他咬下一截手指。

这个日本兵撞到我们手里算是倒大霉。用脏袜子把嘴一堵，两只手捆在一起，两只脚捆在一起，大木杠子中间一插，抬猪一样抬回来了。那种姿势，他想放个屁，恐怕都放不出来。我们本以为联络兵身上应该带保密文件，但抬回来一搜查，什么都没有。他们这种联络是口头的，审问他，拒死不讲。后来这名俘虏彼送到延安反战同盟了，听说表现还不错，抗战胜利后被放回日本。

第一次做外事工作

在一分区工作期间，除了对付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外，我们一般不主动与敌正面交锋，而是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加强抗日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但也使我抗日军民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这一时期，除了指挥作战和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工作，分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地方武装建设上。

在最紧张的环境里，我也没有放弃学习，记日记仍然坚持不断。警卫员心眼也够用，挎包里背上日记，每晚睡觉前，便把日记本送上来，在老百姓家里的炕桌上，借着油灯，一条二条，一件事两件事，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过了些日子就进了一步，日记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汪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据切身体会，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前提下，我就地方武装的特点撰写了一篇文章，从地方武装的群众性与地方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全面性与复杂性、分散性与广泛性几个方面阐述了我本人对地方武装建设的见解。这是我第一次把实践经验同理论结合起来，系统地全面地阐述自己在某一领域里的思想。这篇题为《地方武装的特点》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上级机关和部队的好评，认为论证充分，材料翔实，对当时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漫长的抗日岁月里，曾经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还有其他国籍的一些朋友。直接参战的有美国空军。有些飞机在作战中被击伤或坠毁，飞行员均得到我太行抗日军民的救护和照顾。

一九四四年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将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黎明的熹微渐渐地显现在太行山的上空，我们由敌进我退转变为局部的反攻，并且已初步具备了全面反攻的条件，根据地的形势一天好似一天。

十二月下旬，太行军区通知我们，有个美国朋友要到一分区来，一是为了向曾经救护过美国飞行员的抗日军民表示感谢；二是作为盟军观察员了解我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

到一分区来的惠德赛先生是个中国通，大个子，高鼻梁，说话叽哩咕噜。大半中国话夹点洋文，性格比较豪爽。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和第一专署专员杨维同志、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大任同志会见了惠德赛，我就本区周围敌情和我军斗争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杨维和王大任同志作补充发言，主要谈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军民关系等情况。惠德赛对分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得以顽强生存并连续不断地打击日军，表示由衷的敬意，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

正式介绍完了，我们又给他讲故事，讲怎样钻进格子网里抓俘虏，讲怎样把布纳的旧鞋底卡在铁轨上颠覆敌人的火车，讲怎样割敌人的电话线又不致于影响群众，讲得惠德赛眼睛瞪得老大。讲一段，他就大叫一声“好！”故事讲完了，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接待的条件自然有限，东西全是土产，但我们把朴素的宴会办得很热火。

说来饶有趣味，我用我们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把这个洋大哥灌得人仰马翻。开始我们只是劝酒，什么“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干杯”啦，什么“为打败法西斯取得最后胜利而干杯”啦，为他“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而干杯”啦，这些话一说，他高兴得嗷嗷叫，“呵-噢-干！”“嗯-欧-干”，脖子一仰一杯下去了，做个鬼脸又是一杯下去了。

这个美国朋友确实很豪爽。我说一句他喝一杯，绝不含糊。我当然也不含糊，拿大碗跟他碰。不多一会，他就酩酊大醉。

惠德赛先生在一分区住了好几天，我还陪他打篮球。那时我们打球成癖，星期天就组织机关干部比赛。跟外国人打，大家更来劲。

除了打球，我还给他照过像，用的就是那架缴获的“卡得尔”。那机器恐怕也有一把年纪了，到我手上使唤起来不怎么灵便，但我仍然爱惜得要命。分手的时候，惠德赛送给我一支袖珍手枪。他说，在一分区这几天，是他在整个敌后之行中所度过的最愉快最受启发的日子。他把我们看作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分区的干部战士对惠德赛先生的印象也很好，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是真诚的，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让人痛心的是，惠德赛先生离开我们之后，在二分区遇上了敌人的扫荡，不幸牺牲了。后来听说，他的日记里记有他在一分区时的观感以及对我个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