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于默颖｜明代蒙古的济农制度

于默颖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聘内蒙古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生导师，《内蒙古社会科学》历史栏目编辑，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明蒙关系史、蒙古史研究。出版专著《明蒙关系研究》《古代蒙古族政治制度研究》（合著），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

摘要：“济农”为蒙古语ǰinong的音译，源自元代“晋王”一词。达延汗之前“济农”仅是一个职衔称号。达延汗征服右翼后，在八白室前正式授命三子巴尔斯孛罗特以济农身份统辖右翼三万户，标志着济农制度的正式确立。明代济农以副汗身份统领右翼，守卫八白室，地位要高于元代的晋王。济农选任制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自巴尔斯孛罗特之后，济农一职一直由衮·必里克一系嫡长子孙继承。至明末清初，济农权位衰落，由右翼三万户首领变为鄂尔多斯一部之长，这既是达延汗分封制的必然结果，也是受明蒙封贡关系影响所致。

关键词：蒙古；鄂尔多斯；济农；

“济农”为蒙古语ǰinong的音译，明代汉籍中译为“吉囊”和“吉能”，清代译为“济农”，是汉语借词，源自元代“晋王”一词。忽必烈即位后，废弃漠北旧都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营建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元上都古城）为元朝的两都。虽然大汗和汗廷离开了漠北，元朝政治中心南移，但蒙古高原腹地作为太祖龙兴之地和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所在，仍是蒙古族统治的根本之地。为了加强对漠北根本之地的统治，忽必烈实行以亲王镇守漠北，代表大汗实行统治的制度。1266年（至元三年）封次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后改封北安王）镇岭北。那木罕死后，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以梁王甘麻剌改封晋王，镇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漠北诸王千户均受其节制。

这样就形成了身兼大汗的元朝皇帝坐镇两都统治天下，晋王出镇漠北、代表大汗镇守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节制漠北诸王千户的格局。甘麻剌死后，子也孙铁木儿嗣晋王。成宗死后也孙铁木儿凭借手握的漠北强大军事力量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泰定帝。泰定帝即位后随即以次子八的麻亦儿间卜嗣封晋王，镇守漠北。1328年（元致和元年、天历元年）两都之战中，时在上都的八的麻亦儿间卜丧命，自此，晋王一系结束了对漠北的统治。

元代晋王长期统领太祖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并负责主持蒙古地区的成吉思汗祭祀活动。元室北迁草原后，与游牧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蒙古旧制逐渐恢复，至达延汗时期，蒙古正式建立了济农制度和左右翼体制。大汗作为蒙古政权的最高领袖，统领左翼各部，驻帐察哈尔万户；济农则作为副汗，统领右翼诸部，并直接领有成吉思汗八白室所在的鄂尔多斯万户，负责八白室的守卫和祭祀活动。可以说，明代蒙古的济农制度正是对元代以晋王为代表的亲王镇守漠北、代表大汗实行统治的制度传统的一种继承。

一、济农制度的建立

明代蒙古的济农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由瓦剌贵族脱欢、也先父子拥立的岱总汗脱脱不花汗时期。

目前见于记载的第一个拥有“济农”称号的人，是达延汗的曾祖父阿噶巴尔济，他是岱总汗脱脱不花的胞弟。《蒙古源流》中记载：“太松台吉于己未年自立为合罕，时年十八岁，封十七岁的阿黑巴儿只为吉囊。”其中，太松台吉即岱总汗脱脱不花，阿黑巴儿只即阿噶巴尔济济农。阿噶巴尔济被封为济农，并被派往右翼。然而，据蒙文史籍记载，这位济农在其兄脱脱不花汗与也先矛盾激化、双方诉诸武力的关键时刻，惑于瓦剌贵族的挑拨离间之计，背叛了汗兄，投奔了也先，致使脱脱不花汗势孤力单，兵败而死。阿噶巴尔济济农随后也被也先设计杀死，其子哈尔固楚克台吉也在逃亡途中被杀。

见于记载的第二位拥有“济农”称号的人是阿噶巴尔济济农之孙、达延汗之父巴彦蒙克，蒙文史籍中也称其为孛罗忽济农，汉籍史料中则有孛鲁忽、孛罗、孛忽等多种称呼。据蒙文史籍记载，巴彦蒙克为哈尔固楚克台吉的遗腹子，为也先之女所生。他在3岁时被送往东蒙古，留在阿罗出少师处，后来阿罗出将女儿嫁与他。而据汉籍史料记载，1470年（成化六年），孛罗忽率部与出入河套的阿罗出少师联合，“平虏将军、总兵官、抚宁侯朱永奏：虏酋阿罗出潜据河套，出没边境，近孛罗又率穷寇作筏渡河，并而为一，贼势愈众”，此处的孛罗即孛罗忽。孛罗忽与阿罗出二人还曾联合遣使至明朝贡马。孛罗忽是阿罗出的女婿，可见孛罗忽与阿罗出通过游牧民族传统的缔结姻亲的手段联合起来，“并而为一”。

但是在高原板荡、群雄逐鹿，诸部纵横捭阖、动荡纷争的环境下，双方的联合并没能维系多久。1471年（成化七年），孛罗忽又结新贵，联合实力强大的异姓贵族癿加思兰将阿罗出逐出河套，吞并了阿罗出的部分属众，势力逐渐强盛。此后，孛罗忽与癿加思兰、满都鲁一起行动，不断大规模深入明朝边境劫掠。1475年（成化十一年），癿加思兰“乃与众商议，欲立孛鲁忽太子为可汗，而以己女妻之，因立己为太师，孛鲁忽不敢当，让其叔满都鲁”。孛罗忽让出汗位，与癿加思兰共同拥立满都鲁为大汗。满都鲁即位后，封其为济农，称孛罗忽济农，“由此，满都鲁合罕、孛罗忽吉囊祖孙二人协议一致，共同治理着六万户”。孛罗忽济农尽力协助满都鲁汗，复兴黄金家族统治，一度颇有起色。然而，大汗与济农祖孙二人协力统治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

因为，对已经习惯于擅权弄政的异姓权臣来说，他们不希望看到黄金家族统治的复兴，因此处心积虑破坏满都鲁汗与孛罗忽济农之间的团结。当年，阿噶巴尔济济农受瓦剌贵族挑拨，背叛其兄，与瓦剌联合，结果大汗败亡，济农本人也被杀。如今，同样是在异姓贵族的极力挑拨下，满都鲁汗与孛罗忽济农二人很快矛盾激化。1476年（成化十二年）十月，“满都鲁与癿加思兰杀孛罗忽及满都知院、猛可等三人”，孛罗忽被杀，所部被吞并。有学者曾高度评价孛罗忽，“他显然率领一个相当强盛的部落群体，这是自明初以来第一位不受他人掣肘，统帅一个强大土绵的台吉。最后虽然也失败了，但他的识见、才干，在明代蒙古封建主群里，显然属于上乘”。在满都鲁汗与孛罗忽济农的经营下，黄金家族初步复兴，为达延汗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在达延汗之前，目前所见只有上述二人拥有济农称号，其时“济农”应该如太师、丞相等一样，仅是一个职衔称号，还谈不上是一项稳定的政治制度。济农作为明代蒙古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其正式确立或形成当是在达延汗征服右翼蒙古之后。达延汗即位后，应部分右翼贵族所请，命次子兀鲁斯孛罗特为“济农”，前往右翼。这当是达延汗建立济农制度的首次尝试。然而兀鲁斯孛罗特在八白室前举行济农就位仪式时，被右翼异姓贵族设谋杀害。这一事件也成为达延汗武力征服右翼的直接导火索。1510年（正德五年），经达兰特哩衮战役（Dalan terigün，意为七十山头，一说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大青山；一说为内蒙古伊克昭盟右翼中旗东北的“大蓝土禄”，也作“达兰土鲁池”，其地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苗圃苏木达拉图鲁嘎查)，达延汗对右翼的军事征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于是，达延汗在八白室前重新宣布汗号，并正式封第三子巴尔斯孛罗特为济农，统辖右翼三万户，“答言合罕彻底收服了右翼三[万户]，收聚平抚六万户大国，在圣主的八白帐前重新宣布了合汗的称号，降旨说：‘我的十一个儿子当中，令长子铁力·孛罗的儿子不地继承我的合汗之位！功勋卓著的巴儿速·孛罗曾经亲自陷阵，为我夺回了右翼三万户的政权，就令他在右翼作吉囊”。达延汗在八白室前正式授命巴尔斯孛罗特“在右翼作吉囊”，以济农身份统辖右翼三万户，标志着作为明代蒙古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济农制度的正式确立。

关于济农的职权和地位，乌兰指出，“元代，皇帝坐镇都城大都，晋王镇守蒙古本土，守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明代，大汗掌管全权，吉囊掌管右翼，守成吉思汗八白帐。”“吉囊的职位相当于大汗的副王，执掌右翼之权，一般由大汗的儿子或兄弟出任。”的确，就政治关系和职权而言，明代蒙古大汗和济农与元朝皇帝和晋王颇为相类，但就政治地位而言，显然明代的济农要高于元代的晋王。

元代，晋王是以大汗代表身份镇守蒙古本土，守卫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而明代，济农则是以副汗身份统领右翼，守卫八白室。按照达延汗的制度安排，作为最高首领的大汗住帐于察哈尔万户，直接管辖左翼三万户，济农住帐鄂尔多斯万户，掌管右翼三万户，大汗、济农分别担任左、右翼之长。因此，在蒙文史籍中大汗与济农被并称为二主，所谓“上天有太阳、月亮二物，下土有合罕、吉囊二主”。可见，济农地位是很高的。

关于济农的选任，乌兰认为一般是由大汗的儿子或兄弟出任。在巴尔斯孛罗之前，的确是这样，如阿噶巴尔济济农是脱脱不花汗之弟，孛罗忽济农则是满都鲁汗侄孙（满都鲁汗无兄弟也无子嗣），履职前夕被杀害的兀鲁斯孛罗特以及其后继任的巴尔斯孛罗特均是达延汗的儿子。但巴尔斯孛罗特之后，济农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由选任制改为嫡长子继承制，这与汗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是相一致的。巴尔斯孛罗特之后，其嫡长子衮·必里克继为济农，之后，济农一职一直由衮·必里克一系嫡长子孙继承，直至明末清初。

二、明代蒙古历任济农及其主要事迹

达延汗统一后右翼蒙古第一任济农为巴尔斯孛罗特。巴尔斯孛罗特之后又有六位济农，分别是衮必里克、那言大儿吉能、不彦把都儿黄台吉、卜失兔、薛呤皇台吉、尔邻勤。

（一）巴尔斯孛罗特

巴尔斯孛罗特（bars bolod）（或译为“伯尔色博罗特”），在蒙汉文史籍中又有“赛那剌”“赛因阿拉克”“锶阿郎”“赛那浪”“赛那浪罕”“洒阿汗”“阿着”“阿著”“哈不害罕”等名号，为达延汗第三子。据蒙文史籍记载， 1508年（正德三年）蒙古右翼亦卜剌、满都赉阿都勒呼叛乱，杀害达延汗派往右翼担任济农的次子兀鲁思博罗特，当时，巴尔斯孛罗特在右翼蒙古满官嗔部首领火筛家里。

为免遭杀害，他留下幼子阿勒坦汗，带3岁的长子麦力艮逃回达延汗处。随后参加达延汗对右翼的征讨，作战勇猛，立有战功。1510年（正德五年），被达延汗任命为统领右翼三万户的济农，驻帐鄂尔多斯万户。1517年（正德十二年），达延汗死后，因达延汗生前指定的合法汗位继承人博迪年幼势弱，巴尔斯孛罗特夺取汗位，称哈不害罕（Abayai qayan，叔皇帝）。大约1519年（正德十四年），汗位被博迪夺回，不久，巴尔斯孛罗特死去。

（二）衮必里克

衮必里克（Gün bilig），史籍中又称麦力艮吉囊（Mergen ǰinong）、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库蔑里麦力艮哈喇吉囊（Kumeli mergen qar-a ǰinong ），巴尔斯孛罗特长子。巴尔斯孛罗特夺取蒙古大汗之位后，以长子衮必里克继承右翼三万户济农之位，称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汉籍中多以其官号“吉囊”称之。

据蒙汉文史籍记载，衮必里克一生事迹主要有几个：一是率领右翼蒙古各部出征青海亦卜剌、卜儿孩，收服其众；二是单独率右翼出征或与大汗共同出兵，多次攻打兀良哈万户，最终肢解吞并了该万户；三是率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多次大规模入掠明边，给明朝西北边防造成很大危机；四是参与了蒙古的求贡活动。衮必里克死于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衮必里克时期，是右翼济农职权最强盛的时期，不仅威令行于右翼三万户，对大汗也构成了一定压迫，明朝官员甚至就认为“套虏吉囊屡犯边境，且有并吞小王子之心，其为边患不细”。

（三）那言大儿吉能

那言大儿吉能（Noyandara ǰinong），清译“诺延达喇吉囊”，明代汉籍中多称其为“吉能”，衮必里克济农长子。1542年衮必里克死，其嫡长子那言大儿继承了济农之位。吉能主要事迹有三个方面：一是多次用兵瓦剌和西番。吉能与其叔父阿勒坦汗一起率右翼各部不断扩张势力，继续用兵瓦剌，同时拓展牧场，入西海征掠番族，并进入水草肥美的青海地区。二是不断抄掠明朝边境。嘉靖中后期是明朝与蒙古关系全面恶化的时期，当时明朝九边全线面临危机，东三边面临来自蒙古大汗所率的左翼各部的入掠危险，中三边和西三边则不断受到阿勒坦汗、老把都与吉能所统领的右翼各部的扰掠。吉能统领的鄂尔多斯部出入河套，不断寇略明朝陕西延宁诸边，并征掠明朝关西七卫中的安定等羁縻卫所，使明朝西北边防局势异常严峻。

三是与明朝实现了通贡互市关系。嘉靖年间，为了与明朝实现通贡互市关系，蒙古方面曾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其中尤以右翼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用力最巨。在蒙古求贡过程中，吉能也曾参与其中。如《明实录》记载，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二月，阿勒坦汗再“遣使李天爵赍番文至，云：‘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段一匹，与大神掛袍、麒麟蟒段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永远为好，递年一二次入贡。”

保只王子即全蒙古的大汗博迪汗，吉囊台吉即鄂尔多斯万户首领那言大儿吉能，把都台吉则是永谢布—喀喇沁万户首领巴雅思哈勒昆都楞汗（也称昆都力哈）。在这次聚会上，博迪汗代表着左翼蒙古察哈尔和喀尔喀两个万户；右翼蒙古方面，那言大儿吉能代表鄂尔多斯万户，巴雅思哈勒昆都楞汗代表永谢布—喀喇沁万户，土默特万户则由阿勒坦汗代表，所谓“四大头目”，实际上代表的是全蒙古。可见，吉能也代表鄂尔多斯万户积极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

1571年（隆庆五年），以把汉那吉事件为契机，明蒙达成了双边关系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明朝首先与阿勒坦汗、老把都等所领的土默特、喀喇沁、永邵卜部实现了通贡互市。虽然当初应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之要求，阿勒坦汗约同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诸部共同遣使向明朝提出“相戒不犯边，专通贡开市”的要求，但封贡之初，并未包括吉能所部。这应当是由明朝方面原因造成。当初按照王崇古拟定的方案，与吉能的封贡协议由与鄂尔多斯万户相邻的陕甘延宁四镇督抚另外安排落实，但陕西总督王之诰对此有异议，“始臣（王崇古）谓套虏应听陕西督抚另议封贡，而陕西总督王之诰又复执议，俟吉能子侄二年不犯方可听许”，故而未能积极跟进促成。

“俺答封贡”后，阿勒坦汗随即在谢恩表中为吉能请封，“将臣兄吉囊子孙吉能等，原系臣长枝，臣已约会，同心内附，彼亦输心归顺。今臣等各受封官，吉能等未蒙授职，臣等祖宗恐怪臣等，伏望圣恩，将吉能一体赐以官职，许其贡市，容臣等分守漠北、河套，每年进贡。”同时，吉能派鄂尔多斯部重要首领、曾为阿勒坦汗撰写朝贡表文的切尽黄台吉等人向明朝提出封贡要求。六月，在陕西三边总督戴才主持下，与鄂尔多斯部的封贡协议达成，明朝授吉能都督同知，其部下头目四十九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至此，在吉能直接统领下的鄂尔多斯万户也与明朝实现了和平贡市关系。然而封贡次年，1572年三月，吉能染病而死，明朝赐祭“如女直夷人都督同知例，加彩币二表里”，以示优恤。吉能死后，鄂尔多斯万户逐渐衰落。

（四）不彦把都儿黄台吉

不彦把都儿黄台吉（Buyan bayatur qong tayiǰi），清译作“布延巴图尔鸿台吉”，明代汉籍称把都儿黄台吉，吉能长子。把都儿黄台吉于1568年（隆庆二年）左右进入甘肃大小松山一带驻牧，“以寇钞瓦剌为务。而把都儿为夺酋长，在河西之日久，剌咂诸族往往阴附之”，所以也被称为鄂尔多斯“西哨”部落。封贡之初，把都儿黄台吉被授予指挥佥事。1572年三月，吉能病故，其时，把都儿黄台吉仍在西海。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把都儿黄台吉作为吉能长子，应当继承济农一职。但蒙汉文史籍对此均无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蒙汉文史料中记载把都儿黄台吉事迹时均没有济农称号，而在记载其祖、父吉囊、吉能及儿子卜失兔济农时则往往有济农称号。

《蒙古源流》记载把都儿黄台吉事迹最详，也仅记载了其在西征瓦剌返回鄂尔多斯的途中，为瓦剌辉特部贵族额薛勒贝杀死之事，时间为丙子年，即1574年（万历二年）。汉文史料中则记载了把都儿黄台吉承袭明朝授予其父的都督同知职衔。《万历武功录》记载：“而会吉能新物故，打儿汉诸酋互相雄长，致沮贡议。于是，抚臣郜光先令威正恰把不能赴西海，征把都儿还，袭都督同知秩。是岁，隆庆壬申也。”打儿汉台吉即《蒙古源流》中的阿木答剌·打儿汉诺颜，清译阿穆尔达喇，为吉能之弟，被明朝授予指挥同知；隆庆壬申即1572年。《万历武功录》还记载1573年即万历元年把都儿死去。而据《明实录》记载，把都儿黄台吉袭替都督同知的过程颇费了一番周折。

其时，吉能的病故使明朝与鄂尔多斯部建立不久的封贡互市关系面临危机和考验，对于鄂尔多斯能否继续与明朝和平通贡互市，明朝方面十分担心，“今酋首吉能物故，其子把都儿黄台吉西掠未回，尚有打儿汉台吉诸酋分据套中，名分未定，统属无人，恐各酋自相雄长，易生反侧”。另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年闰十二月辛卯条记载，就把都儿黄台吉的袭授问题，甘肃巡抚廖逢节曾上奏朝廷，“及查故酋吉能原授都督同知之职，今各枝皆以承袭，其子似当一体准袭，部覆如议，但查把都儿黄台吉是否吉能之子，应否承袭，令具番文转请，从之。”

后宣大山西总督右都御史方逢时应兵部咨询再次上奏：“吉能死，子把都儿黄台吉应袭父职，缘本酋西抢未回，若俟回套之日再取番文，诚恐失酋虏之望，有乖羁縻之术，审时度势宜准行该镇早令承袭，兵部覆奏。许之。”明朝最后批准尚未回到河套的把都儿黄台吉袭父都督同知一职。实录记载此事的时间已在万历三年六月，即1575年。综合蒙汉文史料记载，把都儿黄台吉或者并未返回河套，既没有在八白室前举行任职济农的仪式，也没有具“番书”向明朝请求袭职，而是由明朝方面折中通融，袭授其父都督同知一职。《北虏风俗》记载把都儿黄台吉“授都督同知”。

《明会典》等记载贡酋部落共六枝，其一为鄂尔多斯部，“一吉能，后为把都儿黄台吉等，今为卜失兔阿不害等”。可见，吉能死后，把都儿黄台吉承袭都督同知，成为鄂尔多斯部与明朝进行贡市的代表。但真正负责贡市事宜的是吉能之弟打儿汉台吉，其“万历癸酉至丁丑，皆主贡市如约”。万历癸酉至丁丑，即1573至1577年。从把都儿黄台吉袭都督同知来看，他自然是当继承其父吉能的济农职位，但他并未能回到河套，在八白室前举行正式就职仪式，所以在史籍记载中没有济农称号。

把都儿黄台吉究竟死于1573年，还是1574年，或是1575年？《万历武功录》所记载把都儿黄台吉死于1573年，这与实录记载在1575年六月明朝批准他袭授都督一职的时间相差太远。《蒙古源流》记载把都儿黄台吉死于1574年，但卜失兔继为济农是在1576年，中间隔断两年，无从解释。而如果说把都儿黄台吉死于1575年，那么卜失兔于1576年袭济农一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五）卜失兔济农

卜失兔济农（Bošoγtu ǰinong），清译 “博硕克图济农”，明代汉籍也称作“卜失兔台吉”“卜失兔阿不害”等。把都儿黄台吉死后，其长子卜失兔在切尽黄台吉的扶持下继承济农之位。“忽图黑台·切尽·黄台吉在不彦·把都儿黄台吉被杀之后，于乙亥年回师驻营，说：‘父亲在家中[安然]辞世，儿子在荒野死于敌手。如今八白帐断了供奉，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于是在丙子年，把生于乙丑年、年已十三岁的卜失兔吉囊扶上了吉囊位。”丙子年即1576年。卜失兔1576年承袭济农职位，1624年去世，历时48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济农。史籍记载了他的不少活动。汉文史籍主要记载其与明朝继续开展贡市及在征掠瓦剌和诸番途中抄掠西北边境的活动。万历前期，卜失兔与明朝关系相对较好，“万历初至甲申，皆如约”。

甲申即1584年。之后，因不满明朝贡市抚赏不均，“宣大甚厚而延绥独薄”，加之属下数位首领在马市后染天花而死，家属怀疑是明朝边吏投毒所致，于是与明朝关系开始紧张，在延绥、宁夏、甘肃、青海诸边屡次与明朝发生冲突。1592年（万历二十年）宁夏哮拜兵变，卜失兔曾率部策应。蒙藏文史籍中还记载了其崇信和扶持藏传佛教的活动。1578年卜失兔随阿勒坦汗赴青海参加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会晤，皈依喇嘛教，被索南嘉措授予“斫迦罗伐剌底·彻辰·吉囊·哈失罕”（Zakrawarti sečen ǰinong qaši qan）称号。

1585年（万历十三年）卜失兔迎接三世达赖至驻牧地，按达赖所指示地点建庙，至17世纪初建成，称伊克召（Yeke juu，即王爱召）。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卜失兔赠迈达哩活佛(Maidari Khutuktu)“大慈法王”(Yeke-de Asarakchi Nomun Khaghan)号，迈达哩胡土克图也赠给他“转金轮斫迦罗伐剌底·彻辰·吉囊·哈罕”（Altan kürdün –i ergigülügči čakirawar-t sečen ǰinong qaγan）称号。这样，与当时其他蒙古著名首领一样，卜失兔也通过藏传佛教高僧的授予，获得了彻辰济农汗的称号，借此勉强维系济农仅剩不多的权威。1624年（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卜失兔济农病死，时年60岁。

（六）薛呤皇台吉

薛呤皇台吉(Sereng erdeni qong taiǰi)，卜失兔长子。1624年，卜失兔济农死后，长子薛呤皇台吉嗣济农位，但其仅仅任职六个月便死去。“那期间，生于辛卯年的长子薛呤·额儿迭尼·皇台吉于丙寅年即罕位，时年三十六岁，在位六个月，于同年去世。”辛卯年即1591年，丙寅年即1626年（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

（七）尔邻勤

尔邻勤即尔邻勤·额耶赤·歹成(Rinčen eyeči dayičing)，清译“林沁额叶齐岱青”，《明实录》中记为“尔邻勤吉能”，《清实录》等中也称为“额林臣”“额璘臣”“额璘沁”。薛呤死后，其弟尔邻勤继任为济农，“那时[卜失兔吉囊的]次子尔邻勤额耶赤·歹成生于庚子年，丁卯年即位，时年二十八岁。当时，以萨冈扯臣黄台吉是从前有德之人的后代，指令他宣诵了罕号”。丁卯年即1627年。1628年（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尔邻勤率鄂尔多斯部参与了右翼诸部联合抗击林丹汗西征军的行动。1632年林丹汗率部西逃，途经鄂尔多斯部，尔邻勤济农被迫率众随其西行。林丹汗远遁青海，尔邻勤中途率部返回故地。

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尔邻勤济农率鄂尔多斯部归降后金。《蒙古源流》记载尔邻勤返回故地后，“即于那个甲戌年在先祖圣祖[灵位]前，以原先的‘斫迦罗伐剌底·彻辰·吉囊’之号重新即位，时年三十五岁”。甲戌年，即1634年。实际上尔邻勤是1635年归降后金后恢复的济农位。1649年（清顺治六年）鄂尔多斯万户被编设6旗，作为最后一代济农，尔邻勤被封为左翼中旗（郡王旗）札萨克郡王。明代蒙古济农制度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三、济农权位的衰落

明代蒙古济农地位和职权的鼎盛时期是巴尔斯博罗特与衮必里克父子担任济农期间。巴尔斯博罗特自不必说，他甚至在达延汗死后一度取得大汗之位，权势自然盛极一时。衮必里克济农时，其威令也行于右翼各部。明朝著名边臣、深谙蒙古情势的王崇古曾上奏朝廷对鄂尔多斯万户形势作了深入分析，从中也可窥见济农地位和权势的变化。“臣历任陕边先后十二年，历查套虏在昔吉囊未死，部落未分，九子少壮，各统其众。东则俺答、老把都听命惟谨，北则土蛮睥睨莫能拘制，故在嘉靖初年，九边骚动，损将陷兵，无岁不逞，强横已极。自吉囊之死已二十年，部落既分，诸子多死。吉能老而不能制其子侄，酋首众而各肆残虐。”

王崇古所称的套虏吉囊、俺答、老把都就是右翼三万户。俺答、老把都对吉囊“听命惟谨”，可见作为右翼之长的衮必里克济农能够号令诸部，而且其权势强盛，甚至大汗土蛮（即图们汗）也“莫能拘制”。到吉能时,济农权威已经开始下降，名义上他仍然是右翼三万户的首领，不过由于实力和辈分关系，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右翼领袖，吉能不过是鄂尔多斯万户的部长而已。“吉囊所卤忻、代倡伎，纵淫乐不休，卒病，髓竭死。诸子不相属，分居西边，而俺答日益强盛。”吉能之后，济农作为右翼名义上的首领地位已经难以维系，事实上已经沦为鄂尔多斯万户的首领，甚至在鄂尔多斯万户内部的权威也大为下降。卜失兔济农权位衰落殆尽，不过徒拥空名。明朝方面对此多有论及。

“初卜失兔为都督，其部长切尽台吉最用事，切尽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诸部。”“时，卜失兔以都督同知，为套中主，威令不行，其下各为雄长。”“及吉能父子皆死，其孙卜失兔幼弱，不能制驭诸部，而用事夷酋如切尽黄台吉者又相继死，以故各酋涣散，不相统一”。“河套之虏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长，彼此涣无统摄。卜失兔虽为套主，然徒寄空名于上，实无统驭之才。” “套虏卜失兔为主而莫能自主，诸部漫无统纪，起伏不恒，而庄秃赖最桀骜，众视以翕张。”济农权威衰落在蒙文史籍中也有反映。《蒙古源流》记载图们汗统治时期为加强汗权，设立五执政，五执政中鄂尔多斯的代表是切尽黄台吉，而不是济农卜失兔。显然，济农在鄂尔多斯本部的影响力也大大下降了。

济农权位衰落，由右翼三万户首领变为鄂尔多斯一部之长，与蒙古大汗权势下降、仅为名义上的宗主汗，实际不过仅仅是察哈尔万户之汗，是一样的情形。济农权位衰落既是达延汗分封制的必然结果，也是受明蒙封贡关系的影响所致。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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