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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268年秋，蒙军筑城白河口、鹿门山之时，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即察觉到蒙军此举将对襄樊的守御构成严重威胁，遣人赴鄂州告急，但荆襄帅吕文德过于托大，以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可支十年”，又有吕文焕坚守，万无一失，而未及时援救。

迫于形势危急，吕文焕只好以襄阳守军主动出击，力图打破蒙军包围，却为蒙帅阿术所击败，死伤惨重，退守城中。

1、蒙军对襄阳的包围圈

蒙军为阻碍宋军增援襄樊，使城外堡垒得以顺利筑成，不断派遣偏师攻击京湖诸州县。1269年（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正月，蒙帅阿术亲自率军深入京湖地区，至复州、德安府等地，俘万人而还，大大削弱了襄阳外围州郡的宋军力量。

为督视蒙、汉诸军加紧攻围襄樊城池，忽必烈又命枢密副使史天泽和驸马忽剌出前往襄樊指挥。

二月，史天泽率新签发的二万民兵前来增援。史天泽作为深受忽必烈信任的军政重臣，德高望重，战功卓绝，尤其擅擅长攻围作战，故他一到襄樊城下，便命蒙军在赶紧修筑白河口、鹿门山城堡的同时，又于襄阳城外修筑一条长达数十里的堑壕栅壁，其西起万山，南包襄阳以南三十里的百丈山，并在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带构建一字城，联亘诸垒，贮存粮饷，断绝宋军自南边陆路增援襄阳的通道，向宋人“示以久驻必取之意”。

随后都元帅阿术亦命所部将领唆都等人领兵夺取京湖、淮西的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等要隘，以牵制京湖、淮西的宋军增援襄樊；并在襄樊四邻地区“连珠扎寨”，构成纵深达数十里的围困阵地。

三月初，白河城修毕，阿术自白河统兵进围樊城。

不久，鹿门城筑成，蒙军由此初步完成了对襄樊城的全面包围。

南宋荆襄帅吕文德在得到蒙军于白河口、万山、鹿门山诸处兴筑城堡的消息后，虽然后悔不已，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所以处乱不惊。

他一面上报朝廷，一面急调军马分头增援，并传撤知郢州翟贵、两淮都统张世杰整顿兵马粮草，申严备御。

三月间，以春深水涨之机，他又命张世杰为京湖都统，率马步舟师驰援襄樊，与蒙军激战于赤滩圃。

六月，蒙军在襄阳城西南的万山、射垛冈、鬼门关一线修筑堑壕，阿术遣兵马一万五千人拒守，以掐断襄樊城内军民的樵柴补给之路。为杀开一条血路，南宋荆鄂都统制唐永坚率水军自襄阳城内出击，但兵败被俘。由此，蒙军对襄阳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

2、宋军的拼死救援

鉴于南宋两淮兵马不断西援襄樊，忽必烈急令益都行省董文炳率兵马二万余人自山东南征淮南，以威胁长江下游的南宋防线，牵制其军队西调。

同时，忽必烈又不断遣使臣宣谕南宋官民，“示以不欲用兵之意”，以蒙蔽宋人。

在获得襄樊被围的消息后，宋廷不顾蒙军不断骚扰淮南、威胁长江下游防线的举动，急调淮西诸军驰援京湖战场。

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春夏之交汉江水涨，驾轻舟运送衣粮至襄阳城下。因担心遭到蒙军的掩袭，夏贵并未入城，仅在城下与襄阳知府吕文焕交语而还。当时蒙军行军千户何玮建营于襄阳东北汉水边，以封锁汉水航道。夏贵遣部将纵火焚毁北关，进逼蒙军兵营，何玮率军死战，击退宋兵。宋舰于是顺流南归。

七月，秋雨大作，汉水暴溢，夏贵凭恃宋军水师的水上优势，再次率领军士五万人、战船三千艘勇闯蒙军防线，欲护送粮食衣甲进入围城之中。因秋水猛涨，筑于鹿门山下江边的蒙军兵营悉被淹没，蒙军只得迁往高岸扎营，并在汉水之西修筑新城，以阻绝宋军自水路救援襄阳者。

夏贵于是先分遣水军偏师出没于汉江东岸林谷之间，作为疑兵，而亲统主力停泊于鹿门山西岸边，欲强袭蒙军在汉水边新筑的城寨。

正在新野养病的蒙军都元帅阿术，得知宋军舟船在汉江东岸活动，便告诫诸将道：“此乃虚张形势，不可与战，宜整舟师以备新城。”

于是暂主军事的枢密副使赵璧指挥蒙军在新城附近据险设伏，选精骑扼守要冲。

次日，夏贵果率舟师过虎尾洲，控扼江面，进逼蒙军新城。宋、蒙两军舟师相持七天后，夏贵率先攻击新城，赵璧命新城守将坚守不动，自己率军出鹿门，绕行二十余里，与伏兵夹击宋军后队，夺得南宋战船五艘，迫使宋军水师敛兵而退。

第三日，阿术乘机统领诸将渡江，向西尾追夏贵所部骑兵，水军万户解汝楫等人也进迫南宋水师，合战于虎尾洲。宋军大败而南溃，士卒被杀或溺死者达二千余人，被俘三百余人，战船被夺五十艘。

3、张弘范的“绝计”

忽必烈虽然决定不惜代价夺取襄樊要地，并从各地调军加强对襄樊的包围，使在城下的士兵多达十万人，还以忽剌出、史天泽为平章政事，阿里为中书右丞、行河南等路省事，赛典赤行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省事，以协调前军指挥和后方供应保障，全力攻取襄樊两城，但因襄樊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加上守城军民顽强抵抗，蒙军一时也难以施展有效的攻城手段。

史天泽虽然采用当年围攻济南李璮的战法，欲通过长围久困，以待宋军粮尽援绝而不攻自破。

然而不同的是，襄樊城内物资储备较为丰裕，一时也看不出守城军民有“自毙”迹象，而且宋人为打破蒙军对襄樊的包围，并为防御蒙军自京湖长驱直入江南腹地，调集了几乎所有能征贯战的骁将与劲卒于京湖地区，以加强那里的兵力部署和增援襄樊，此虽然未能冲破蒙军的包围，但还是给围城的蒙军以莫大的威胁。

如此僵持下去，战局的发展，对蒙古来说并不一定有利。于是益都等路行军万户张弘范向史天泽建言道：

国家取襄阳，为延续围困之计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向者夏贵乘江水暴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有御之者。而襄阳之境南接江陵、归、峡诸州，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于万山筑城以断其西道，于灌子滩(在襄阳东南三十里)置栅以绝其东路，然则庶几速毙之道也。

史天泽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派张弘范率所部一千人戍守万山堡。万山堡、灌子滩寨筑成后，襄阳自西北、东南出入之通道被截断，使襄樊城内宋军处境更为艰难。

为打通进出襄阳的通道，次年二月，吕文焕调遣守城步骑一万五千人，战船百余艘，水陆并进，突袭蒙军万山堡。

此时万山守将张弘范正好率将士出东门操练射术，宋军奄至，帐下将佐认为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等待援兵。

张弘范叱道：“吾与诸军在此何事，敌至而不战乎？敢言退者死！”即命部将李庭列阵阻挡宋军的进攻，严令诸军“闻吾鼓则进，未鼓勿动”，自己亲率二百骑兵为长阵，绕出宋军之后。

宋军步骑相间轮番冲击蒙军阵地，蒙军坚守不动。当宋军数番进攻未成，士气再三而衰时，张弘范击鼓发兵，蒙军转守为攻，前后夹击，李庭横枪单骑冲入宋阵，虽然两处负伤，犹力战不已。

蒙军将士随之疾进血战，宋军不支溃败，退回襄阳。

襄阳宋军突袭万山城失利，表明襄阳宋军反包围的企图已彻底失败，从此困守襄樊的吕文焕只得以渔舟偷渡汉水窥伺军情，交通消息。蒙古万户李恒设伏擒之，并加强水面巡逻，使得襄阳出外的水路亦被断绝。至此，蒙军完成了对襄樊两城的战役包围。

4、贾似道的“骚操作”

1269年末，南宋京湖主帅吕文德因对允许蒙古人在襄樊城外设置榷场而遭致如此恶果悔恨不已，暴发背疽，病重不起，上表宋廷恳请致仕。

十一月，宋廷诏授其少师，封卫国公。十二月，吕文德病卒，宋廷赠官太傅，赐谥武忠。

虽然宋廷随即任命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为湖广总领、知鄂州，但迫于形势，贾似道只得向宋度宗表示要亲赴荆襄战场巡边，直接指挥救援襄樊之战。

贾似道其实也不愿离开京师，但为了让戏文唱足，又指使群臣纷纷上疏加以劝阻挽留，然后顺势俯徇“民意”，留京师镇守。

当时，吕文德之婿范文虎为以殿前副都指挥使之职总领荆襄禁军，闻李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救援襄阳，大为忌妒，便致书宰相贾似道曰：

“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阔(即京湖帅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

好大喜功的贾似道甚喜，即命范文虎之军直接听命于相府，而不受李庭芝的节制。李庭芝屡欲进兵襄樊，范文虎却“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而以“吾取圣旨未至”作为托辞，延宕时日。

李庭芝由此与其生隙，不能并力共进，只得坐视襄樊日陷困境而不敢稍有作为。不久，又至春水涨溢之时，汉水边的蒙军寨堡再次被淹没，襄樊之围稍懈，京湖制置司乘机遣战船将布帛、钱、米、盐、薪等物资送入围城。

5、刘整的“毒计”与宋人献策

面对蒙军控扼陆路，而宋兵穿行水道，使得围攻襄樊之役陷入长围而不死的尴尬局面，都元帅刘整便于三月中向忽必烈建议道：

“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有水战不如宋而已。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此建议为忽必烈所接受。于是刘整多方筹措，建造战舰五千艘，日练水师，如遇雨天不能进行水上训练，就画地为舟而习之，获“练卒七万”，使蒙军长于骑击、短于水战的弱点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

同时，刘整为彻底控制进出襄樊的汉水水道，一方面在汉水沿江两岸大量修筑城堡，增兵戍守，另一方面又于汉水中流筑起高台，上设弩炮，与两岸夹江堡垒相呼应，以抵御宋军战船的冲击。

蒙军通过大规模建设水师，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宋军的战术优势，并与沿江城堡相配合，彻底截断了南宋支援襄樊的水路通道，使襄樊城内军民的处境更加严峻，城内外联络只能依靠勇士携蜡书悄悄潜行出入，往复甚艰。

南宋朝野有识之士都明了襄阳之得失有关赵宋小朝廷之存亡，故很关注襄樊战局的发展。

在此襄阳久围、诸军不敢救援的危急局势，官民纷纷上奏献策。

江南处士金履祥本来因见宋廷腐败，已绝意进取，但眼见社稷危殆，便向朝廷提出了“牵制捣虚之策”，即请宋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北部一带)，则襄樊蒙古之师，将不攻而自解”，并将海舶所经之处难易远近的详情仔细备列。

当时山东、河北的蒙军精锐大多调赴襄樊城下，以宋军所具有的舟师优势，即使不能迫使襄樊城下蒙军撤围还救，起码也不失为南宋反击之一策，但贾似道根本未把此策当一回事。

耳闻朝野议论不绝，贾似道为稳固其权位，再次祭出辞官要挟天子的故伎。

六月，贾似道连上十余道奏疏，托疾退辞，迫使宋度宗以卑词坚留，并给予称“师相而不名”的殊礼。

右丞相马廷鸾率三省、六部、台谏、三学、馆阁、诸司官员连章请留，终于赢得贾似道收回辞官之奏。不久，宋度宗又诏贾似道“十日一朝”，以便在葛岭家中保养“贵体”。

贾似道既已达到以辞官要君而“专权固位”的目的，便以己意处置救援襄樊事项，遣范文虎统领殿前司、两淮诸军，前往襄樊“会合备御，并赐钱百五十万犒师”。

十月，范文虎既获贾似道之令，即率战船二千艘增援襄樊，但在灌子滩头遭到蒙将阿术、刘整等所率蒙军的阻击，一场大战，宋兵溃退，被擒杀千余人，损失战船三十余艘。

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四月，宋军范文虎、呼延德、夏贵诸部又乘汉水暴涨之际，先后护送船队将大量粮食物资运入襄阳，但范文虎所部在往返途中，于湍难遭到蒙军万户阿剌罕等的袭击，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俘。

不久，夏贵之军也被蒙军击败，丧失战船数百艘。

6、南宋举国救援的失败

宋军的数次增援，虽都因蒙军的顽强阻击而损失惨重，但宋廷仍不断向京湖调集精兵，欲打破蒙军攻取襄阳的战略企图。

同时，宋廷又命两淮宋军袭击防备相对空虚的山东、河南蒙军，以达到迫使围攻襄樊的蒙军回援之目的。

有鉴于此，忽必烈在命令蒙军继续围攻襄樊以外，又命遣四川、河南的蒙军再次攻击嘉定府、重庆府、泸州以及汝州（今河南临汝)等地，以牵制宋军。都元帅阿术也以所部军兵略地汉南，以进一步孤立襄、樊两城。

诸路蒙军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俘获宋军将士、战舰甚多。但宋军未为所动，仍继续竭尽全力增援襄樊。

六月，范文虎在宋廷与李庭芝的屡屡催促下，不得已而率部将苏刘义、夏松等水军十万增援襄樊，蒙帅阿术率军迎击，夹汉水东西两岸摆开战阵，又命部将失里伯、张禧通所部水师正面出击，将领百家奴统领战舰顺流而下，至鹿门山布阵，堵住宋军北上的通道。

张禧于黑夜中先以轻舟探路，探知水道深浅曲直后，然后将水师分为四翼进迫宋军。宋军接战不利，因不明水情，被逼退向水浅处，船只搁浅，无法运动，战舰百余艘被夺，只得向南溃退。

蒙古平章合答又遣水军万户解汝楫等人于半路邀击，擒宋军总管朱日新、郑皋等将领，宋军大败，范文虎乘夜色驾轻舟“中道遁去”。

当时，襄阳城南的各制高点均为蒙军所控制，不仅阻扼宋军入援，且对襄阳城防构成重大威胁。

为此，宋将来兴国于七月间率兵突袭蒙军万户阿剌罕所把守的百丈山营寨，以便夺取制高点，掩护城内出击，打开陆路通道。

但来兴国的突袭，虽始得小胜，但蒙军随即四处来援，击退了来袭的宋军，并追杀至湍滩，擒杀宋军士卒二千余人。

云集京湖的宋兵因增援屡屡遭挫，土气低落，李庭芝也数次“自劾请代”，宋度宗因无人可代而不允。

八月，宋廷为鼓舞士气，不惜国库空乏，屡屡拿出巨资赏赐前线将士，以钱三百万贯遣京湖帅李庭芝诣郢州调遣犒师，以钱二百万贯给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随军给用。

为就近增援襄樊，宋廷并命京湖制置司由江陵府北移镇抚郢州（今湖北钟祥），命范文虎以下将帅悉进驻与郢州隔汉水相望的新郢与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河口，以重兵扼守汉水要冲，再命夏贵所部策应各部。当时有宋人对此评论道：“今朝廷竭天下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

这虽然说明了宋军的无能，却也反映出宋廷救援襄樊确已竭尽了全力。

7、蒙古凭啥可以持续围困襄阳？

与南宋空国入援相似，蒙古对襄樊的围攻亦陷入了竭尽国力、难以为继的困境。

仅据《元史·世祖纪》统计，自1268年九月蒙军正式围攻襄樊以来，因此而征兵、征粮及赈济灾民的记载不绝于书：

是年十一月，签发河南、山东边城附籍诸色户充军。1269年二月，签发民兵两万赴襄阳；三月，诏益都签军万人，人给钱钞二十五贯。1270年七月，签发诸道回回军，阅检诸路炮手户。1271年二月，以沙州、瓜州鹰坊三百人充军；四月，签发壮丁备宋；七月，签女真、水达达军；九月，签西夏回回军等。

因长年战火不断，蒙古统治区域内天灾人祸相继，而中原沿边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廷只得拨出并不丰裕的粮食储备用来赈济：

1268年九月，山东益都路发生饥荒，以米三十余万石赈之；十二月，以中都、河北、山东、河南诸处大水，免征当年田租；是年，京兆大旱。1269年正月，山东益都等地大水，发生饥荒，命赈之；三月又赈曹州饥；四月，河北大名等路饥荒，赈米十万石；六月，河南、河北、山东诸郡旱、蝗灾，悉免代输筑城役夫户赋；十一月，济南饥荒，赈米十二余万石。

1268年十月，诏恤沿边诸军，其横科杂赋，命当事官抵偿。

1269年五月，诏禁戍边军士放牧践踏屯田禾稼；六月，免益都新签军兵家中单丁者一千六百余人为民，七月，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正犯死罪明白者各正典刑，其杂犯死罪以下者量断遣之”；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各地官司依据本地“风土之所宜”而推行之。

1270年二月，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司农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五月，因“诸路课程岁银五万锭，恐疲民力”，故岁减十分之一；核定诸司官吏俸钱及诸处税收定额等。

十一月，申明诸路官吏劝课农桑赏罚之法。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

1271年正月，敕南京、南阳、归德等处民赋，皆“折输米粮，贮于便近地，以给襄阳军食”。六月，敕“凡管民官所领钱谷公事，并俟年终考较”。九月，诏“四川民力困弊，免茶盐等课税，以军民田租给沿边军食”。十月，以高唐州官员“劝课有效”，河南府陕县令“怠于劝课”，而分别予以奖罚，“以示赏惩”。

由此，蒙古统治区域内虽然灾害相继，但依靠其在中原一带大规模屯田，招民耕作，发展农桑，从而提供了大量米粮，不仅安然度过水旱虫灾的侵害，并有力保障了襄阳前线的军粮供给，在自然灾害相当严重的1270年，蒙廷还能调发清州、沧州盐二十四万斤，转输南京开封米十万石供给襄阳军前。

为保障襄樊会战的顺利进行，蒙廷还在中原南阳、义阳（今河南信阳)等地建置了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据文献记载，南阳迫近汉水、沔水，向北正当河南诸路要冲，故蒙军于此修战舰，积屯田，心存粮草钱物，转运供给，十分繁忙；1271年，又将河南、河北器械、粮储等悉聚于淮西义阳，以供襄阳与两淮蒙军之需。

又由于襄阳地处江汉平原，来自蒙古草原的马匹忍受不了南方酷署潮热，往往患病，影响作战，故蒙军千户昂吉儿设法将所部战马赶到北方的太行山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于是其后蒙军战马患病者，全归昂吉儿负责，岁疗病马以万计，有力地保证了前方作战需要。

如此长时期地为大规模作战提供后勤供给保障，对于蒙军来说可是第一次，但因诸方努力，加上忽必烈汗调度有方，做得还是相当成功的，故至1271年四月，仍能敕围攻襄樊的“军士自今人月给米四斗”。

这对于蒙军成功完成对襄樊的彻底围困，并坚持到襄樊战役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与蒙古的战役策划、指挥、物资供给等成功相对比，宋廷做得却十分混乱与无序，故而其救援襄樊作战的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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