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数个世纪以来波旁王朝的统治。其传播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刻、方式手段之暴烈，都是世属罕见基于《人权宣言》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逐渐深入深入人心，由此开启西方现代民主的新纪元。

“法国大革命是否必然爆发?”这一命题在欧洲思想界引发巨大争论。不同的思想家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在如何看待革命爆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斯塔尔夫人立足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并将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封建时期、绝对君主制时期与代议制政府时期。

民主革命打破了绝对君主制的困境，缔造了代议制共和国。在斯塔尔夫人看来，革命并非偶然发生，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的事件长期酝酿的结果。

1789年事件是对社会深层结构问题的回应，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损害了旧制度的肌理在这一观点中，斯塔尔夫人肯定革命的合法性、捍卫1789年原则，实际上认可了“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移，而这构成了共和国诞生的基础。

1789年革命是否必然爆发？

“1789年革命是否必然爆发?”在艾德蒙·伯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1790年11月，伯克发表《反思法国大革命》，这位来自英国辉格党的下院议员，十分担忧法国革命会对他的同胞产生颠覆性影响。

在伯克的隐忧中，实际上反映了对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他看来:“光荣革命的本质是恢复’一种传统而非“创造’一个新社会，被“恢复’的是一个有国王、贵族居于其间的“均衡’政体传统。”

而法国人所声称效仿英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对英国宪制的歪曲，法国革命以共和政体取代了君主政体，使法国骤然与过去切割开来为法国文明本身带来了可怕的威胁。

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所强调的“人类理性”不同，伯克对于“人类理性”始终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启蒙哲人将自由抽象化为孤立地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念消强了个人价值抉择和传统所蕴含的智慧。他更倾向于回溯到历史不断长期积累的共同智慧中找寻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因此，“伯克对于抽象理论原则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他指出，法国革命是一场“哲学革命’，并将启蒙运动所奠定的革命理论原则，”这种如对理性的无限崇仰、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论指斥为“野蛮哲学’先验的权利观实际上并不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公正、健康的社会秩序。

伯克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批驳直指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一一人民同意和自然权利。伯克对于历史与传统所抱持的某种崇敬与神圣的态度，他认为“历史积留下来的事物并不需要经由理性裁断来赋予其合法性，而在于它能长期存在，在它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能繁荣兴盛”。

基于这种看法，伯克认为法国旧制度纵然存在许多弊端但远不及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政府的程度。法国仍可以通过改良旧制度逐渐向君主立宪制过渡，而非经由暴力革命，如果当时法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或许旧制度的君主政体依然能够克服危机并存续下去。

斯塔尔夫人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事件》的开篇即驳斥了“革命偶发论”的观点。“该书尝试将1789年革命爆发的根基置于法国历史中，并淡化大革命造成的断裂。”在斯塔尔夫人看来，旧制度的垮台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有影响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

早在绝对君主制之前的封建时期曾经存在过代议制的历史传统，因此，自由是古老的;而中央集权的不断膨胀无限侵犯自由，并最终导致革命爆发。人们在压迫下为争取自由反抗暴君，经由革命完成主权转移并开启代议制政府时代。

在这一观点中，斯塔尔夫人肯定革命的合法性，实际上也捍卫了经由“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移而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绝对君主制的内在缺陷

革命爆发前，绝对君主制在革命时期也被称为“旧制度”(1AncientRegime)大约自15世纪兴起，直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宣告其破产。绝对君主制是君主政体的一个变体，其主要特征在于权力结构中缺失与王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而王权表现出至高无上、绝对的特点。

绝对君主十分青睐“君权神授”理论，坚称主权在君君主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到达巅峰，因此也被称之为“太阳王”。除了被驯服的贵族、受压制的高等法院，路易十四还加强了行政集权，在中央设置了监督机构，并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自此可以对子民进行任意处置。

在司法和诉讼权亦有表现，这对各级法院审理案件时都带来诸多不良影响。自1484年到1560年间，法国的历任国王都拒绝召开全国性议会。这意味绝对君主剥夺了代议性机构的唯一重要职能一一批准税收的权力。

虽然在1560年至1614年间也曾召开三级会议，当时正值宗教冲突期间，由于扩大了军费开支而加重征税负担，议会并未能够体现什么职能，最终在混乱中被解散。1614年后，国王彻底停止召开三级议会，标志着君主制逐渐完成了政体转化自此之后，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再与其他等级进行商议。

直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间，法国没有任何代议性立法机构。由此可见，绝对君主权力的无限扩张，逐渐摧毁了政治自由，贵族与平民彻底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也恰恰成为1789年事件的导火索。

绝对君主制蕴含着内在缺陷，摧毁所有对君主的制衡力量:既消灭了作为中间团体的贵族，也不容许宪法的存在。因此，绝对君主制在不断强化集权的过程中也为走向自我毁灭埋下祸根。

在封建时期，贵族以封建权利与义务为纽带，构建了明确的公共性与伦理性关系，使人们置身于公共生活中。贵族拥有自己的领地，并对其领地内的子民负有照看和庇护的义务，拥有自己的军队武装维持秩序。

17世纪前后，黎世留与他的继任者马扎然先后通过铁腕的方式推进体制变革。君主将贵族召入宫中，给贵族发放年金并提供优握体面的生活。路易十四通过剥夺贵族的政治特权，只保留其经济特权而使得后者与政治义务脱离关系沦落为依附王权的廷臣。

贵族出让了自由和权力，仰仗君主权威而获得年金，在日渐颓靡的生活中堕落腐化，他们傲慢自大且不顾一切地捍卫自己仅剩的特权，贵族逐渐成为封闭种姓的代名词。贵族难以意识到在失去领地治理权的同时已经无法再与王权抗衡。

作为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拥有至高无上、凌驾各种世俗势力的权力。在君权神授理论的支持下，法国君主完成了中央集权化的过程，造成社会与主权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国王是主权的独占者，而社会与个人被排除在主权之外。

正如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这意味着国王仅凭个人意志能够决定国境之内所有人的命运和所有事务的走向与发展。所以，旧制度的法国不存在任何宪法，自诩是世俗的最高领袖的君主也不允许任何宪法的存在，甚至连基本法规的存在也从未明确承认过。

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法国贵族已经腐化，使得所有能够约束王权的力量都彻底失去了可能，因此，需要新的制约力量一一制定一部宪法成为打破专制统治的关键。

路易十四的残暴统治引发反专制王权运动，到了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法国社会弥漫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冉森派立宪主义与巴黎高等法院组成同盟对抗专制王权君主专制受到强烈冲击。1789年间，法国王权贵族和高等法院的尖锐斗争终结了旧制度。

大多数法国人开始呼吁效仿英国的政治制度，即限制绝对君主的权力，人们渴望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当时，由手工业主和市民阶层组成的第三等级逐渐成为社会中基数最大的群体，他们承担着社会上的大多数劳作。

第三等级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通过有产者的代议制约束王权、治理国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第三等级的方案并不谋求完全废除等级制和全部特权,而是要求特权者放弃免税特权并破除对职业和官职的等级限制”，这表明当时人们倾向于建立比较温和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主流思想和民族的愿望仍是自由制度与世袭君主制联盟。

不同思想家如何判断革命

对于革命是否必然爆发的问题，不同的政治家有着不同的观点。艾德蒙·伯克于1790年11月发表《反思法国大革命》，这位来自英国辉格党的下院议员，十分担忧法国革命会对他的同胞产生颠覆性影响。

他声称法国人所声称效仿英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对英国宪制的歪曲，革命以共和政体取代了君主政体，使法国骤然与过去的发展切割开来，为法国文明本身带来了可怕的威胁。

“法国大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在伯克看来答案是可以避免。他指出，法国革命是一场“哲学革命”。他将启蒙运动所莫定的革命理论原则，如对理性的无限崇仰、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论指斥为“野蛮哲学”。

伯克对于抽象理论原则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他批判启蒙哲人将自由抽象化为孤立地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念，消弹了个人价值抉择和传统所蕴含的智慧。这与伯克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就很容易解释一一作为辉格党的下院议员，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对现实政治实践有着更务实的观察。在伯克看来，制度的多样性不可能来自瞬时的理性设计，而必定是世代相传的遗产。

君主制、贵族、教会这样的建制(establishments)，其功能并非由创始者的意图所确立而是在应对紧急状况的过程中，偶然而渐次地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复杂的技术，它需要深谙人性，并对人的需求有深刻的理解。

伯克从人的复杂面向出发，对于人类理性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相比起理性的判断，他更倾向于回溯到历史不断长期积累的共同智慧中找寻政府存在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