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地域成熟期，以当时主流强国为标志的地域武术版块组成了瑰丽多姿的中国武术体系，使得中国武术既包含中华不同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又呈现民族整体系统的文化同一性。剑器和弓弩代表的春秋战国武器制作水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吴越宝剑与秦弓工艺反映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气质，深蕴的武术工匠精神折射出中华文化内敛雄浑的核心竞争力。

百家争鸣融汇中国武术的德性文化内涵，赋予中国武术鲜明的武德文化标志。诸子养生思想涵化了中国武术养生文化特色，提升了中国武术德性文化特质，构建出极具生命科学图景的身体文化修炼系统，确立了中国武术恢宏的文化自信气度与厚重的文化自信根基。春秋战国出现的“武侠”群体与“江湖”概念对于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凡此种种皆显示出春秋战国的突出武术史地位，也蕴含当代中华复兴进程的武术发展启迪。

穿越时空的地域武术文化光辉

1.春秋战国与中国地域武术文化

学界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初露端倪到夏商周渐趋发展，中国文化地域最终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林立，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诸子并起与百家争鸣从学术上进一步凸显文化的地域特色，吴、越、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当时主流强国则成为后世中国地域文化版块重要标志。

相关研究显示：“吴越文化作为长江下游统一的区域文化，是到春秋时期才形成的。”因此，吴越文化就是以春秋战国吴越地区为地理分界，经过“历史上长期的文化吸收、融合、创造、充实而逐渐定型的一种区域性文化传统。

齐鲁地域人们通过武术活动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总和，即为齐鲁武术文化。另外，秦晋、燕赵地域亦皆分别得名于春秋战国的燕、赵、秦、晋等国——“在秦晋地域范围内历史地凝结成的与该地域人群中与武术有关的文化事象”称为秦晋武术文化,“燕赵地域内一切与武术活动相关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及其创造过程的总和”则构成了气势恢宏、刚健有为的燕赵武术文化。

2.春秋战国地域武术文化特征

在自然地理、民风习俗、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下，春秋战国各大地域版块，相应呈现出了鲜明的武术文化特征，五色斑斓，交相辉映。以吴越为例——吴越地域以“轻死易发”“好相攻击”民风著称，“吴阻长江，旧俗称悍”“风气果决，视死如归”等便是古籍的典型描述，其民尤好用剑、剑客迭出，《越女论剑》凸显着“以技入道”的传统武术风骨，《孙子兵法》则为武术提供了代代相传的技击战术法要，“好剑轻死，武理熠熠”的吴越武术文化特征展示着吴越先民“跃动的历史风姿”,也呈现着春秋战国吴越武术文化的杰出成果。

作为古代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接点，燕赵地域长期处于民族碰撞与军陈杀伐的激烈交织之中，由于倍受侵扰，战乱屡兴，燕赵之人擅长骑射，惯习刀兵，民众性情卞急、慓悍少虑，男子“矜持、慷慨、好气、任侠”,常相聚一起慷慨悲歌，情绪激昂，不仅孕育出尚武任侠、慓悍刚健的社会风尚，而且造就了一批名扬后世的战将、侠士，“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自古言勇侠者首推幽并”“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等格言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燕赵武术文化的特色底蕴,燕赵地域性情卞急的浓烈民风、好气任侠的慓悍习俗、多民族刚健武俗的互融，也构成了春秋战国武术文化的一道耀眼光芒。

3.地域武术特征与文化自信因子

透视春秋战国异彩纷呈的地域武术文化亮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武术一脉相承的文化自信因子亦不乏启示作用。以上述燕赵为例，燕赵地域的卞急民风与慓悍武俗，其实又与当地盛产良马传统有着相关联系。燕赵大地自古盛产良马，所以良马常称为“骥”“驠”,即以燕赵地名所指。

春秋战国时期，燕赵就以拥有精良的骑兵著称，“并成为燕赵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被一直保留下来。”燕地著名的“枭骑”到东汉初又称为“突骑”,“枭骑”和“突骑”之称都有勇健骁锐、冲突凌厉之意,迅疾如飞、享誉四方的燕赵骏马与性情卞急、声名远扬的燕赵民风互相砥砺，共同成就了快意恩仇、慓悍豪爽的燕赵武士，从整体上烘托出“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燕赵武术文化鲜明特征。

剑器折射的中华传统工匠精神

1.领先世界的春秋战国制剑工艺

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的越王勾践剑柄缠缚丝绳，剑格两面有花纹，嵌以蓝色琉璃和绿松石等饰物，剑身与剑鞘融合完美，没有一丝缝隙；剑首内刻同心圆圈，纹理清晰细致；剑体虽经两千余年仍保存完好且毫无锈蚀，其刃薄而锋利，二十余层纸一划而破，真实再现了传说中华夏神兵“吹毛断刃”的历史风采。

吴、越两国后来被并入楚国版图，因此，楚墓中出土青铜剑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皆居当时各国之最，其中的一柄楚惠王熊章剑，剑刃锋利、纹饰流畅、锈色古朴温润，因华美精工之极而被考古学家誉为“绝无仅有”。

现代高新科技分析显示，越王勾践剑与楚王熊章剑

均为分两次铸成的复合剑，这种铸造方法是春秋战国华夏民族在冶金领域一种创新，世界其它国家直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类似工艺，上述剑器采用的硫化铜防锈技术同样在当时遥遥领先，其剑格上的蓝色琉璃，还将我国琉璃的历史提前了100多年。

2.春秋战国铸剑名师的不朽匠心

兵戈纷争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技艺勃兴的时代，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百业工匠被纷纷推举至时代前沿，以干将、莫邪、欧冶子等为代表的一批以制剑成名的卓越工匠们，也“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凭借制作的系列剑器在铸造领域有口皆碑，他们呕心沥血铸剑传奇在民间流传不息，彰显了武术文化悠久、醇厚的历史风采，也反映出传统武术浓郁的生活化气息及其技击功能之外的广阔外延。

郭沫若曾专为春秋战国越王勾践剑题诗咏叹：“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银镂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他还郑重指出，“剑铭‘自作’,实赖民工，衣被王躯，裁成匠手。创造历史者，并非英雄帝王，乃是人民工匠”,对于我国古代铸剑匠师的技艺水平及历史地位进行了高度赞誉。

3.春秋战国工匠精神与武术发展

以上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剑器等相关史迹为象征，数千年的中国武术发展轨迹充满了层出不穷的匠心匠行现象，“久久为功，艺无止境”“天人合一、以技入道”“文通武备、大巧若拙”“宠辱不惊、忠义爱国”等传统武术精神闪耀着工匠精神智慧之光，是中华文化核心竞争力特色气质，也是中国武术可持续发展精神源泉。

回溯历史，源远流长的传统武术工匠精神构成了中国武术文化自信的内在根基；毫无疑问，助力中华伟大复兴的当代武术发展亦亟需重新提振传统武术工匠精神!

百家争鸣与传统武德文化发展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涵化、熏染，筑就了中国武术浑厚的武德文化根基，也赋予中国武术鲜明的武德文化标志。中国武术强调与人为善，讲究忍让谦和，尽量避免武力相交并尽力限制技术杀伤效果，武术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了“文比”“说招”等许多比试武功的形式，与讲究直接决斗、追求竞赛结果的国外武技形成了显著对比。如果说“拳以德立，武以观德”是中国武术屹立世界武坛的重要特色，那么，“以技入道，天人合一”则是中国武术区别于其他武技的品牌象征。

武术练习是通过技术磨砺实现个体与自然以及个体身心内外和谐统一，最终自觉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相对于西方现代竞技体育运动而言，中国武术基于诸子养生思想特别是老庄“道”“气”之论的形神兼备、练养一体理论，不仅从天地人角度描绘出一幅“先天”“后天”相结合的人体生命科学图景，而且也从“三节四梢、劲、气、经络”等方面建构了中国武术独一无二的身体文化修炼系统。

以当今民族复兴、文化自觉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而论，基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武术德性内核、养生特征和生命科学修炼系统描述和建构，对于中国武术恢宏气度和文化自信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

结语：从春秋战国到当代中华复兴

《中华文化通志》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才辈出的时代，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时代，其文化成果在中国文化史和人类文明史上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

正因为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武术发展才如此富含文化自信因子，充满文化自信力量，树立了中国武术由内而外的文化自信品格。春秋战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又被誉为世界的“轴心时代”,在雅斯贝斯等西方学者理论体系中，“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由此出发，春秋战国时期的武术文化自信实则又蕴含着对于当代中华复兴进程的武术发展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