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西北实业促进社”（4）

张万仁

西北实业促进社一些人物的下场

实业社派最初的领导人是祁志厚（字定远）、焦守显（字子明）。祁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出任过绥远省教育厅厅长，并依附于阎锡山的势力。祁焦之间，因权利冲突，曾发生过内讧。

扩大会议后，因政局的变化一时退入幕后。蒋政府为削弱对立面的势力，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拉拢手段，就把祁志厚提拔为中央立法委员，藉以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此后祁便一直在南京活动，对于地方事务就不直接插手了。

焦守显，绥远托县人。从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国民党的活动，虽然不学无术，但锻炼成为一个典型的政客、党棍。活动能力很强，交际也很广，并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等都有联系，在地方上是依靠阎锡山的势力。扩大会议失败后，与李冠洋等组织了“青年救国团”，完全倒向了阎的卵翼之下，在绥远创办了西北实业促进社，为巩固阎在绥远的统治而努力。

但在绥远的政界中，没有捞到一席重要位置，为此郁郁不乐，多次向阎提出要求，但因傅作义对他不感兴趣，终未达到目的。

1934年，阎锡山给了他一个西北实业公司炼焦厂厂长的头衔，坐领干薪。终以不甘寂寞，要求阎给以巨额旅费，以考察的名义，去日本、美国玩了几年，1941年以后回国。当时阎锡山局处于陕西宜川，局面已非昔比，他就投奔了二陈，打闹了一个西兰公路特别党部的主任委员，在抗战胜利之前病死于兰州。

于存灏字静漪，绥远武川县人，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在学生时代即参加国民党的活动。此人深谋远虑，工于心计，深得李冠洋等人的赏识。

扩大会议失败后，和李冠洋、张隽轩等组织了“青年救国团”，是“中社”绥远干部委员会的负责人，又是实业社初期的负责人。

扩大会议后任绥远省地方法院院长。1933年绥远学潮平息后，被傅作义委为绥远毛织厂厂长，实业社的负责人办实业，既名正言顺，又是义不容辞。

因此虽心中不愿，也无话可说。傅采取这样的办法，目的是使拥护阎锡山的分子成为自己的拥护者，其用心亦可谓深远矣。抗战时期于任民众抗日自卫军副总司令，胜利后出任绥远高等法院院长，直至解放。

张钦字敬亭，绥远凉城县人，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早期毕业生。多年从事政治活动，曾被选举为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众议员，为绥东政界的领袖（当时属察哈尔），划归绥远省后，成为绥东五县的领导人物。

又因他和山西多年的历史渊源，自然和实业社一派的人物亲密合作，成为实业社领导者之一，并受到于、焦等人的尊重。1

929年曾任绥远教育厅厅长，后任禁烟稽查处会办，实业社垮台以后，被傅委任为地政局研究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任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胜利后被举为省参议会议长。

白映星字镜潭，绥远萨拉齐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与祁志厚关系密切。在祁任教育厅长时，白被任为中山学院院长。实业社组成后，成为该社领导层的实力人物，1933年“驱潘风潮”结束后，被撤去院长职务委以乡村建设研究会主任。傅作义主绥政以后，锐意兴革，参照山东梁漱溟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晏阳初在邹平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些作法，创办了绥远乡村工作人员训练所，每期约半年上下，培养了几百名青年，分派到各县各乡，搞新的乡村建设，解决了当时本省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

实业社的头子中，白所拥有的这个地盘最有发展。抗战爆发后，自参加了民众抗日自卫军的领导工作，其后流落于沦陷区，染病身亡。

班浩字养吾，绥远丰镇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在张钦任教育厅长时，曾一度出任过绥远第一中学校长，旋任财政厅科长。焦守显继于存灏担任实业社领导之后，他是该社的财务主任，抗战期间逃亡北平，客死异乡。

张淑良字可旌，绥远丰镇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绥远各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因与李济生、张子佩、寿耀南等有同乡同学的关系，遂成为实业社领导层的一员，并是实业社领导下的绥远省教育会的负责人之一兼任晋绥绥靖公署参议之职，月领干薪大洋五十元。

还有曾任绥远第二师范校长的米增兆，也在绥署领有一份参议的干薪，直到抗战以后才停。当时在实业社的人物中，如辛崇业、陈志仁、寿耀南、宋志刚等，在绥靖公署都任参议之职，因不公开鲜为外人所知。张淑良在实业社解散不久，抗战开始，逃难到绥西。

先在骑四师工作，1940年出任陕坝国立绥中校长，直到胜利以后。“九·一九”起义之际，教育厅长苏铤逃往台湾，张升任厅长。

李世逵字致方，归绥县人，绥远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毕业又曾于太原党政学院进修，为实业社创始人之一，和于、焦等人关系极为密切。李为人多谋善断，有“智囊”之称。曾一度在该社所办实业工厂负责。

又与同学柴生华合力创办了“名言小学”，先在呼市巧尔齐召，1934年由黄齐生先生介绍，李、柴二人到上海陶行知办的工学团学习了半年，返绥后将所办名言小学，迁到城东保尔合少村，改变方针，依照陶行知先生所提倡之知行教育学说办学，为当时绥远教育界放一异彩。抗战期间李在自卫军总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处工作，胜利后任绥远模范监狱典狱长。

寿松年字耀南，绥远丰镇县隆盛庄人。中学毕业后，曾参加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并加入共产党。1926年西北军失败后，消极脱党，与同乡张子佩、李济生等在山西参加了李冠洋所组织的“青年救国团”，为“中社”绥远干部五人之一，同时也是实业社的理事之一。

1935年回到山西，出任陕北剿匪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一度任山西大宁县县长，其后一直在民族革命同志会工作，1948年返回绥远，参加“九·一九”起义。

贺耆寿，土旗蒙族，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任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参事。精明干练，是实业社的一名干将，在该社的支持下从事团结蒙旗势力的工作，影响很大。

1935年主办《蒙古向导》周刊，以汉文自撰自编，由伊钟秀先生译为蒙文，石印出版。每期四开一张，为当时绥远唯一的蒙文报纸，实业社垮台后停办。抗战期间，在伊盟左三旗，从事团结蒙旗王公、坚持抗日的活动，1942年伊盟事变中，被陈长捷杀害。

樊殿襄字赞卿，绥远和林格尔县人，亦属实业社的一员干将。曾在社会教育所工作，与刘继汉负责社会日报的编辑。

扩大会议期间，为祁、焦派反潘、赵的急先锋，令人谈虎色变。因之潘、赵把持党部之后，首先以暴徒的罪名，把他开除出党。实业社成立后，把他安排在和林作为地方势力的骨干。

辛崇业字及山，家为山西河曲的大地主。因在后套五原县拥有大片土地，所以也算绥远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绥远政学各界活动。

实业社组成时，即为理事之一，一方面又在绥靖公署充任参议，也是阎锡山收买的对象。与祁、焦等人关系甚为密切。

1940年，绥远省党部改组时，由于祁派干将刘贵（字福斋）的支持，出任了省党部的委员，兼任第一督导区的督导员（第一督导区为后套五临安三县）。

抗战胜利后，南京召开伪国大，辛为国大代表，会后被选为立法委员会委员，1949年留绥参加起义。

陈志仁字之的，绥远萨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学识丰富，长于文学，有才子之称。曾在绥远省立一中与师范、中山学院等校任教，为实业社理事之一，为人倜傥不羁，喜放言高论，指斥时政。

因此触犯了傅作义之忌，对他极为不满，在政界一直不给任何工作，只靠实业社来维持生活。抗战时期，流落绥西陕坝，困顿不堪，竟至不能举炊。幸有友人的周济，才不至成为饿殍。

1942年以后，曾一度前往兰州，投奔焦子明，在西兰公路特别党部充任执委。焦死之后，复返绥远。抗战胜利后，在省参议会任秘书主任。1948年以国民代表之资格，出席了伪国大，在祁志厚、刘福斋等人的活动下，得被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返绥参加“九·一九”起义。

还有依附于张钦势力的一些绥东人士，如曾任第一师范校长的刘汉，第二师范校长的郭际枚，第二中学校长的刘和义，曾任社会教育所所长的樊库，曾任第一中学校长的郭良田。这些人由于有张钦的关系，起初都是实业社的拥护者，在1933年“驱潘学潮”中，除了二中、二师两个校长积极参加外，其余如刘汉、樊库等都态度消极，表现不力。

自那以后，就开始分化，有的逐渐倾向于潘赵，如刘汉即是。有的被傅作义以县长为诱饵，一个一个地拉了过去，最后成为傅的拥护者，和实业社的关系就疏远了，甚至成为反对者。

实业社解散以后，一部分靠领津贴生活的如任大光、任永春等，一时生活无着，立即转向省党部，向陈国英靠拢。当时省党部内部，以潘秀仁、赵允义、纪守光为一方，与陈相对立。陈兼任调统室主任，掌握着武装特务队。

在1936年冬季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陈率领了一些武装特务，当场开火，将纪守光打死，潘秀仁负伤。参加开火的积极分子，就是任大光、任永春等人。他们原为实业社的干将，一变而为陈国英的打手。

可见这些人原来并无任何立场，正所谓“有奶便是娘”者也。任大光在抗战后期，又投到张庆恩的调统室，作了反共特务，最后的下场是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