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晚清一代名臣

晚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世居于江西奉新县南乡(今江西奉新赤田镇)高冈村的许氏家族走出了一位功勋卓著、名扬全国的人物,他在振兴教育、改善民风、督办河防、根除积弊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清代末年一位著名的官员,也是奉新县继甘汝来之后又一名官声卓著的封疆大吏,他就是与修水的陈宝箴一起被人称为“江西二雄”的许振祎

许振祎(1827-1899),字伟人,号仙屏,道光七年(1827)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南乡高冈村一个衰而复兴的地主家庭,系许献琛第五子。许家自高祖、曾祖起屡试不第,祖父许腾以行医为业,父亲许献琛为廪生,以教授生徒为业。至许振祎长兄许振礽考取道光庚子科(184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后,家道始有改观。

青年许振祎

许振祎自幼聪颖勤奋,《许氏族志》说他:“生有至性,色养惟谨,幼即颖异如成人。事亲至孝,能先意承志。刻苦为学,九岁能属文,十二岁应试辄就人称赏。家素清贫,未尝就外傅,其父以授徒为生,暇则课之,过目成诵。肆力于经史百家,长益讲求经世之学。居母丧,哀动里党。”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成为一名秀才。二十七年(1847)考取拔贡。咸丰三年(1853)年,捐内阁中书,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在京城结识了邓辅纶、高心夔等人。

(1)参赞曾国藩戎幕

咸丰三年(1853)三月,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曾国藩接到了帮办湖南团练的圣旨,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创办之初,需要大量的人才。曾国藩以“辟置”的方式将许振祎召入幕府,此后便与曾国藩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在曾国藩的军帐下做幕僚,不仅“襄军事、治宦书、起信稿、任书启”,还认真学习曾国藩为人和做事的风格。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的湘军被太平军大败于湖口、南康一带,军营中的幕僚大多逃之夭夭,唯许振祎一人还点着蜡烛,在处理军中往来文书,一夜办理官书80份,很快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和赏识,成为曾国藩的弟子和得力助手。


曾国藩

咸丰六年(1856)三月,太平军由金陵回攻江西,江西全省有50几个州县都沦陷了。时兼署江西按察使、布政使的邓仁堃坚守南昌城,其子内阁中书邓辅纶为了助父守城,在湖南平江召募宝庆志同军100余人,自为统领,开赴南昌,数次缒城突袭太平军,稍立战功。曾国藩坐镇南昌,令许振祎与邓辅纶一道,召募乡兵3000余人,号称“江军”,并命令他们向抚州方向进发,连克进贤、东乡等县,凡数十战皆捷,深受曾国藩赏识。此后,许振祎便跟随曾国藩攻打瑞州、吉安等府,皆克,叙功以同知选用。他跟随曾国藩攻打太平军,转战数千里,几乎所有战役都没有离开过。

在曾国藩的幕下,许振祎一直没有忘记科举功名。咸丰九年(1859),许振祎参加江西乡试,凭着他的实力,成为了一名举人。为了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之恩,他仍然留在军中效力。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五日,湘军克复安庆,许振祎因军功赏戴花翎。当时由于南岸鲁港、鸦山一带太平军集结,池州危在旦夕,没有人担任守卫之责,曾国藩向朝廷推荐许振祎,说他才可大用,想提拔他担任池州守,许振祎因为还想参加会试,坚决推辞不就职。曾国藩只好写信给他九弟曾国荃说:“许振祎他日立朝,必有表见,池事毋相迫。”

总之,许振祎两度入曾国藩幕府,前后有9年时间跟随曾国藩,可谓“久历戎旃,熟谙韬略,至平定江南,参赞戎幕,厥功为多。”同治二年(1863),许振祎参加全国会试,考取二甲第16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为了不影响弟子的前途,曾国藩鼓励他离开了军营,但师生俩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2)出任陕甘学政

同治十年(1871),许振祎出任陕甘学政。学政是由皇帝亲自指派的主管一省地方文化教育的行政长官,每省只设一人,职掌全省的文化教育、科举考试及转移风化诸事宜,责任之重大,自不可小视。上任之前,许振祎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恩师曾国藩,曾国藩在回信中对他说:“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米汤若醍醐之灌顶,高帽若神山之冠鳌。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诱掖人才,今阁下以此法诱奖诸生,何患人才不勃然兴起?”曾国藩说,人才如同小苗,鼓励如同甘雨,贬斥如同严霜,灌米汤、戴高帽,对于培养人才来讲,都是很有用的手段,从前胡林翼就常用此法来激励人才。如果能用这种办法鼓励诸生,你还担心人才不能勃然兴起吗?

许振祎信件

其实并非像曾国藩说的那样简单,许振祎莅任之时,陕西回族统治者正闹分裂,而且蔓延到了甘肃,他们背叛朝廷,纵兵作乱,肃州、西宁、甘、凉各郡县的科举考试事宜也因此而废置了12年。《许振祎历官事实节略》载:“是时陕西回匪构难,蔓延甘肃。前大学士左宗棠督师西陲,用兵转饷且十年,顾功未即蒇,黔黎荡析不安。厥居甘肃,停考四届,历时十二年之久。时西宁未复,河州降回复叛,肃州、西宁正在剿抚之间,军务倥偬,道路艰险。”《清史稿》许振祎列传亦载:“时河州降回复叛,而西宁诸郡回、汉民亦日相仇杀,试事久停不举。”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许振祎为振兴陕、甘两地的教育事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奏请恢复这些地方的科考制度。奏请被批准后,他“设法招考,遍临各郡,盖欲以文教而弭兵气,使其革面洗心,群然向化。”他深入回民的住地,广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并调整对回族的民族政策,在回族子弟入学时给予优先照顾,多录归降的回族子弟入学,以激发回族子弟的求学热情。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陕、甘地区教育的发展,也缓解了回、汉两族群众之间的矛盾。

有一次,许振祎带人到武威去,偶遇回族首领白彦虎,官民双方的队伍严阵以待,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危局,许振祎临危不乱,先喝住部下,然后一个人骑马走近白彦虎,主动地向白彦虎及其部下宣布朝廷德意,谕以生死利害,白彦虎及其部下都很敬佩许振祎的正气和胆识,对他丝毫不敢冒犯,并且感动地哭着说:“公如是,是活我也!”这件事深得陕甘总督左宗棠称赞,并具文向朝廷奏报说:“军兴以来,学臣不入甘肃省十余年。许振祎不避艰险,以次按试,多方激励,汉、回欢迎,争拜马首,计补行八次岁科试,入学者数千人,转移风化,边氓长治久安之效,胥基此矣”。许振祎因此得到朝廷的诏书嘉奖。

白彦虎

许振祎认为,学政不仅要管理好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事宜,还有整饬风化的责任。在此兵燹之余,地方凋敝,元气未苏的时候,“非教养互施,不足以培士气而靖地方”。因此,他每次视学各郡县时,对文生则用“穷经立品,务为端人”来勉励他们;对武生则用“安分畏法,禁涉讼事”来要求他们。在整顿场规,严除弊窦方面,许振祎要求严格,每次考试过后,试卷无论多少,他都是亲自批改,尽管“目劳神敝,卒不假手于人”,他严谨慎重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令所有接触过他的人肃然起敬。

许振祎认为:“储才之基,莫如书院。”在战乱刚刚平息,流离失所的百姓回到家园后,让他们的子弟能够上学读书,是改变落后面貌、改善暴戾风气和积储人才的重要措施。同治十二年(1873),许振祎奏请朝廷获准,在邑绅吴建勋的帮助下(捐献土地),在陕西泾阳县城姚家巷创办了一所味经书院,他亲自为书院购置了大量书籍,敦劝生徒入学读书。同时他还仿效恩师曾国藩早年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为地方官吏撰写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为陕甘士子撰写了《陕甘提督学院许劝诫士子浅语十则》,劝诫士子刻苦读书,努力成才。从此以后,陕、甘各地读书风大为好转。

随着陕、甘教育事业的恢复,两省的科考之风也盛行起来。但由于当时陕、甘同是一个学政,因此只设一个考区,考点设在陕西。这样甘肃的读书人要参加科考,就要千里迢迢地赶到陕西,很不方便。为此,许振祎会同陕甘总督左宗棠,向朝廷奏请陕、甘分闱及各设学政,得到了批准。甘肃学子从此结束了千里迢迢赴陕西参考的历史。

作者:樊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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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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