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早在1820年，新加坡的第一位传教士米顿除了在华人中传教外，也在马来人中传教。可以说，基督教在华人与马来人中的传播是同时开始，并且在此后逐渐形成互为依存的关系。

华人教会与马来人教会的依存

1822年，汤生抵达新加坡专门在马来人中传教。在米怜的帮助下，汤生建了一栋房子，二楼有五个房间，一楼则作为教堂向马来人传教。

莱佛士在1823年的信中曾提到:“汤生牧师作为伦敦会差派的传教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我有机会看到他的热情和成绩。他能很好的掌握马来文，并且成功创办了一所马来人学校，有20到30个学生，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改信基督教。考虑到他的能力与当地条件，他的努力成果已经超出了预期。而且也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汤生在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土地上建了一间宣教所和一间礼拜堂。礼拜堂不仅为马来人宣教服务，同时也作新加坡的欧洲人礼拜之用。因为，从1824年到1834年，这是新加坡岛上唯一的基督徒聚会的场所。可以估计，此时华人的宣教工作可能也与此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纪魄礼在汤生之后重新开始新加坡的马来人传教工作，1843年他在布连拾街创建了马来教堂，即今天的石堂。第一次聚会时，有超过60个马来人和其他人士参加。此外纪魄礼还创办了锡安山的马来人学校，并将许多英文课本翻译成马来文，以供教学之用，编写和出版了许多基督教作品。

尽管汤生与纪魄礼均在马来人中灌注了巨大的精力，但新加坡的马来人基督教却几乎毫无进展。然而，1842年之后处于逆境之中的华人基督教却在马来人宣教工作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获益的是海峡华人。纪魄礼的马来教堂向马来人传福音虽然始终未见果效，却吸引了许多海峡华人前来。

随着聚会人数的不断增多海峡华人逐渐成为布连拾街马来语聚会的核心。可以说，在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最困难的时期，最早归依基督教的华人应该是海峡华人。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宋佛俭、宋旺相父子。他们是磐石堂的中坚力量。除了海峡华人之外，来自中国的移民也受到马来人宣教工作的影响，得以发展。

当时柯苏菲的华人女子学校的学生也在布连拾街的马来教堂参加聚会。而新加坡最古老的华文教会也是由纪魄礼带领陈诗武开辟创建的。

由上可见，新加坡的华人教会与马来人教会发展之间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从新加坡早期的基督教发展起，华人与马来人的宜教工作就交织在一起，此后，尽管马来人基督教的发展停滞不前，但华人教会却依赖马来人宣教工作的成果得以在逆境中存续与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纪魄礼的马来教堂也因海峡华人教会得以继续发展，这也可视为马来人教会对于华人教会的一种依赖。

华人教会与马来人教会的分异

自新加坡开埠伊始，基督教就已经在华人和马来人中开始传播。然而，基督教在两个种族中的传播和发展，却呈现出不同的轨迹与路径。

尽管困难重重，华人基督教最终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与华人基督教不同，马来人教会虽历经汤生、纪魄礼、薛来笔等人的辛勤努力，却始终未有令人满意之成绩。

汤生虽致力于马来人传教达20年之久，但却未见具体的成果。1828年，因他受洗入教的的12个马来人皆回返伊斯兰教。1837年，伦敦会的莫肯曾这样评价:在东方，发单张没有比这个地方更便利了。大概也没有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那么广泛使用这个方法。

成千上万的单张和《圣经》单行本已经发出去。不只马来居民，甚至成千上万的武吉斯人、爪哇人及其他种族的人也收到。

早在1830年，新加坡基督教联合会报导，在新加坡和邻近区域，我们的朋友四处走动，逐户分发单张，已有六次，并且是大量的分发，从此，这种作法一直沿用，但新加坡没有一个马来人成为基督徒，甚至连挂名的也没有，也没有人有希望成为慕道友。

纪魄礼虽然致力于马来人宣教工作37年，但磐石堂却未能给马来人教会带来实质性进展，马来教堂反而要依赖海峡华人教会得以发展。纪魄礼死后，马来人信徒也都回返伊斯兰教。薛来笔在此后继续马来人的宜教工作，然而却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到1895年，他所接触的马来人全部都回归伊斯兰教。1936年，布朗尼在《基督教与马来人》一书中称:“众所周知，整个马来半岛到现在几乎没有马来基督徒。只需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就可以数清他们了。”

为何基督教在新加坡华人与马来人中传播，会呈现如此不同的境遇?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教会宜教而言，基督教在华人与马来人中的传播存在差异。1842年以前，传教士来到新加坡，主要是为将来前往中国传教作准备教会的宣教重点主要在华人，而非其他种族，因而抵新的传教士们大多在华人中传教。

1836年以前，马来人虽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种族，但这时致力于新加坡马来人中传教的传教士却仅有汤生一人。虽然华人教会历经1842年教会宣教重心北移之重挫，但随着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持续增长、华人社会的壮大，华人宜教事工的重要性使新加坡华人教会的教牧人员不断增加。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教会对于马来人宜教力度始终未见提升。继汤生之后致力于马来人中传福音的传教士，也仅有纪魄礼和薛来笔等寥寥几人。

1. 就马来人而言，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也是阻碍基督教发展的另一因素相较于华人传统信仰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而言，基督教是一个从宗教教义到宗教形式都截然不同的宗教。由于这种绝对的对立性，使华人在传统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必须二选其一。

而相较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教义都可回溯到《旧约》，都崇拜上帝，都敬仰耶基督，都宣称自己的经典(《可兰经》和《圣经》是神最终的启示。正是这种相似之处，使原来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很难改信基督教。

白人统治者对华人基督教的影响

除了短暂的日治时期外，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其统治者一直是英国白人。在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殖民政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正如朱峰所论基督教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发展的三大特点”之一: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领导权始终由西方传教士掌握，其发展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展密不可分。新加坡华人教会的领导权也始终由西方传教士所掌握。

从酝酿时期的米顿、汤生、施敦力兄弟、特雷西，到萌芽时期的纪魄礼、柯苏菲、韩富礼、费塞，再到丰收时期的阁约翰、阿尔汉、魏时，虽然人数并不多，但这些西方传教士始终在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历史中扮演着主角，掌握着领导权，并决定着华人教会的发展方向。

早在新加坡刚刚开埠不久，新加坡的第一位传教士米顿就曾向政府申请一块学校用地。莱佛士不仅批准了这个申请，而且还为这个学校捐资150英磅。

莱佛士在1819年6月12日信中道“我已经外传道会在新加建立一所学校作为学习中文以及拓展福音之用。”可见当时莱佛对于传教士在新加坡传福音抱持鼓励的态度，但对于他们的传教活动并没有任何指示，也没有将这些宗教活动与英政府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

19世纪70年代以前，新加坡殖民政府对于华人社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之间几乎处于半隔绝的状态。正如英政府187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书中称:我们相信极大多数的中国人在海峡殖民地工作多年，然后回返自己的国家他们在这段期间内从来不知道在当地是否有一个政府的存在。

可见，当时有许多华人移民根本不知道新加坡岛上有一个殖民政府的存在。直到1876年海峡殖民地总督指出:政府对辛勤工作的华人了解得很少，甚至于完全的无知，而极大多数的化人对政府则更是一点也不了解。

为此，第一华民司毕麒麟在上任之后就开始制定一系列限制私会党的政策先是要求私会党强行登记，并用驱逐令施以威胁，并于1890年直接立法取缔私会党，宣布其为非法组织这一系列的政策虽然并未消灭新加坡的华人私会党，但却沉重打击了其势力。

20世纪以前，教会文献中时常会出现传教士及华人教牧人员不得不在私会党阴影之下传教的文字，而在此之后类似的文字就很少出现了。可见，殖民地政府针对私会党的政策，直接削弱了新加坡私会党对于华人社会的控制,从而间接有利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

由上可见，虽然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并未制定政策直接针对基督教的传播，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未纳入英政府于东南亚的殖民扩张体系中，但是政府的政策仍然对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英国白人统治者制定针对新加坡社会的相关政策，从而间接作用于华人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