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加坡的基督教史肇始于著名的来华传教士米怜。1819年2月6日，当大英帝国的国旗第一次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升起后，米怜就于同年月日向地方当局申请一块土地以作建校之用，并获得莱佛士的批准。

此时，在马礼逊和米怜的辛苦经营下，马六甲已成为教会对华传教的中心基地，“陆续东来的伦敦会传教士的活动，渐渐纳入恒河外方传道团的范围”。

到新加坡传教

最早追随米怜脚步东来的伦敦会传教士有麦都思、汤生和米顿。这之中，汤生和米顿是最先踏上新加坡土地开辟福音之路的传教士。1819年10月25日，伦敦会派米顿从马六甲抵达新加坡，是为新加坡第一位新教传教士。

米顿抵新后就开始着手为马来人和华人小孩设立一所学校。莱佛士为此资助了英镑。在莱佛士年月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批准恒河外方传道会在新加坡建立一所学校，作为学习中文以及拓展福音之用。”估计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米顿建立了新加坡的第一所教会学校。

米顿在年月日的一封信中提到“我建了一所临时性的房子，和华人佣人、华人老师、华人校长住在一起，并开始在华人、马来人和学校中布道。我们全住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家庭。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我都在全力学习汉语和马来语，并且已经勉强能读马来文和教导马来学生。”

两年后，米顿在另一块地上又建了一所房子，以便安息日在华人和马来人中布道，并作学习当地语言和翻译基督教书籍之用。由此可见，米顿已经开始在华人中传教。这标志着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史的开启。

1842年以前，伦敦会派往新加坡传教的传教士共有九名。其中汤生于1822年到达新加坡，主要在马来人中传教。1827年，伦敦会欲在新加坡设立传教站负责传教与教育工作，史密斯被派往新加坡担任秘书。但因马六甲的科力牧师去逝，他于1828年不得不离开新加坡至英华书院负责华文工作。

汤姆林和史密斯于年一起抵达新加坡，但因同样的原因离开，此后在马六甲、新加波、逞罗等地往来，曾任英华书院的校长。两人都在马六甲学过福建方言，加上年抵新、懂得中文的沃尔夫，我们或可推测他们三人在新加坡时均曾经在华人中传教。

施敦力亚历山大于1838年5月5日抵达新加坡。他一边学中文一边做传教的准备工作。1839年他离开新加坡去马来亚接替雅裨理之职。1844年6月，再次回到新加坡负责华人差传及印刷所铸字的工作，直至年才离新前往中国厦门。

施敦力约翰是施敦力亚历山大的弟弟，他于1838年与哥哥一起到达新加坡，开始学习中文和马来语，并于是年5月30日被任命为的秘书除了在欧洲人中传教之外，他还负责新加坡书院的中文课程，并于8月10日开始在福建人中布道，直到1844年离开新加坡前往厦门。

1839年，纪魄礼抵新后发现，自汤生以后，就再无传教士在马来人中传教，深感痛心，于是加入伦敦会专门在马来人中工作。由此可以推断，1819—1842年期间，除了汤生和纪魄礼外，其余六位曾到新加坡的伦敦会传教士都在华人中传教。

可见，当时“恒河外方传道会”与伦敦会活动的首要目标是为将来在中国传教作准备，新加坡华人移民也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对象。除伦敦会外，这个时期在新加坡拓展福音的还有美部会，曾先后派遣七位传教士到新加坡。美部会派往新加坡的第一位传教士是特雷西。

当时美部会于1833年从汤生处购买了包括印刷机在内的一个印刷所。特雷西正是被派到新加坡负责印刷工作，并于此建立新的传教站。此后，他一直在新加坡从事传教与印刷工作，并开办了一个诊所和一个所学校，面向当地华人。直到1841年因健康原因才离开。

著名的传教士伯驾也曾于1834年到新加坡与特雷西一起开拓教会工作，并于1835年开了一个诊所面向华人，诊治了超过13000个病人。但很快伯驾就离开了新加坡，前往广州开办了著名的“普爱医院”。1836年到达新加坡，开始在华人中传教，并在直落亚逸开了一间学校。

1840年离开新加坡前，他曾在新加坡书院当了三年的老师。何伯也是年到达新加坡，并在华人中传教，1838年因健康原因离新。1838年秋，波乃耶到达新加坡，并从事传教、印务及医务工作。1841年因健康原因离新。他的夫人还开了一所华人女子学校。

伍德也是1838年到达新加坡，并与波乃耶一起在华人中传教，1840年回国。美部会比伦敦会迟来，然鉴于伦敦会之经验，将新加坡作为前往中国的准备基地，故而上述美部会传教士都在华人中传教。

1837年，美国长老会也派遣两位传教士到新加坡。奥尔和米切尔于1838年4月5日抵达新加坡。奥尔只在新加坡短暂停留，而米切尔则在同年10月2日去逝。1840年，长老会传教士麦克布莱德抵新，也仅是短暂逗留。

此外，圣公会的的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斯夸尔在年抵达新加坡，曾和施敦力约翰一起共事。1841年另外一位圣公会传教士合文抵新。他也是1842年以前所知最后一位抵达新加坡的传教士。

去新加坡传教的原因及意义

新加坡刚刚开埠不过23年，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传教士络绎而来呢？新加坡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原因之一。正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引起了英国的重视，使英殖民者锐意开发新加坡，积极鼓励移民迁入以作为开发新加坡的劳力，从而吸引了各地移民的涌入。

这之中以华人移民的增长速度最快。莱佛士在1819年7月11日的信中曾提到“我的新殖民地发展迅速，开拓不到四个月，人口就己超过5000人，其中主要是华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日益增长。”

1832年，新加坡已有三所华人教会学校，两三所马来人学校。学校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让华人家长送华人小孩来读书，并让学生在学校长期学习。而大部分学生主要是为学习语言而来，一旦学生和家长发现学校教育都用来传播福音时，反对就再所难勉了。十三年里，几乎所有的教会学校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然而，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并不象华人人口的增长一样迅猛。教会的差传工作在酝酿中裹足不前。虽然先后至少有位传教士曾经到新加坡传教，然而实际在新加坡长驻的传教士却寥寥无几。多数传教士因健康原因离开，才有新的传教士来接替，因而每年同时在新加坡工作的传教士并不多。

比如1832年雅裨理到新加坡时，新加坡就只有汤生一名传教士。之后虽有所改观，却也差强人意。加上这一时期教会宣教的重点是中国，大部分传教士被派往新加坡学习中文为将来前往中国作准备，虽多在华人中传教，却并未融入到“当地人民生活和文化里面”。

因此，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作为对华传教的副产品，不可能有巨大的发展。华人方言众多，也是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无法完全掌握各种方言，因而传教士们很少将主要精力放在直接的布道工作上。

虽然基督教于1819年才在新加坡开始传播，但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曾分别于1550和1640年控制马来亚，这些欧洲殖民者的“炮舰外交”，无疑给伴随而来的基督教穿上了一件不光彩的外衣。所以，伦敦会在新加坡传教伊始，新加坡的亚洲人就已对基督教存有偏见。

华人社会对于基督教更难勉会有抵触。其实他们抵触的不是福音，而是披在基督教身上那件西方殖民者的外衣罢了。综合以上因素，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可以用《新加坡百年轶事》。中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改信基督教的人数来看，教会早期的努力所得近乎为零。”

尽管如此，从教会对华宣教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人差传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传教士们抵新后，大多继续学习中文和华人方言，并开始在华人中传教，这为日后前往中国传教作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