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国官员希姆莱在未授权的情况下，与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联络，通过他向美英等国表达了，德国的投降意愿。

只是，苏联已在欧洲战局中，掌控主动权。英美无法越过苏联，而与德国单独进行接触。故而，希姆莱的“和平建议”流产了。但两人随后就拯救集中营俘虏行动进行了谈判。

尽管对获救人数的预估各不相同，但在福尔克伯爵的带领下，瑞典红十字还是出动了约300名瑞典军事志愿人员，从集中营转移了3.1万名囚犯，其中包括6000名犹太人。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三年后，他就被忘恩负义的犹太人组织暗杀了。这真的是翻版的“农夫与蛇”。福尔克伯爵的遭遇提醒着我们，要重新审视犹太人的“报恩”。

接受救援行动

随着苏联解放波兰集中营，向全世界揭露了，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随后，相关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德国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到了1944年秋天，在德国境内，至少仍有10万名囚犯，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但凭借当时的实力，德国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而伦敦和华盛顿的盟军领导人，在追求胜利时，对保护这些囚犯没什么兴趣。他们认为帮助囚犯的唯一方法，就是取得全面胜利。

法国已经在难民营中失去了数千人，民众恳求采取行动。尽管要阻止东部的犹太人灭绝行动为时已晚，但仍有机会拯救，这些德国营地中关押的数万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随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陷入瘫痪，人们越来越多地向，处于中立立场的福尔克和他的瑞典红十字会发出请求。

事实上，那时大多数盟军观察家认为，营救战俘的想法纯属幻想。

进入战区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有关集中营地点和关押人员的情报非常有限，而且希特勒不允许释放囚犯，特别是犹太人。

其实，瑞典在救援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到了1944年，盟军即将取得胜利，瑞典的中立立场，让盟军感到不太舒服，但救援行动，为其提供了在最后时刻，扮演英雄的机会。

同时，瑞典的救援，也为盟军解决了一大难题。否则，他们取得胜利后，清理集中营和处置战俘，也会牵扯盟军过多的精力，或许还会因处置不当而受到全球舆论的谴责。

瑞典人则不同，他们不仅立场中立，还掌握了许多集中营的情报信息，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管理集中营的党卫军最高指挥官希姆莱，有权释放囚犯，而非一定要得到元首的释放令。

希姆莱因一年前刺杀希特勒，而被任命为整个德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尽管希特勒决心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到了1944年底，希姆莱的一系列行动，对外释放的信号就是：德国知道自己已战败，正在寻找出路。

作为有话语权的中间人，希姆莱可以与不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军，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他还将释放囚犯作为诱饵，将西方盟国拉到谈判桌前。

问题在于，正如丘吉尔所说，伦敦和华盛顿“与希姆莱没有关系”。可希姆莱与福尔克熟识，因为1944年10月，伯爵说服德国人，释放了在瑞典上空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

而这次行动，让他又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建立了联系。所以，希姆莱的“和平建议”无法奏效后，就想到通过福尔克，来执行拯救战俘的行动。

1945年春天，福尔克和希姆莱进行了会面，开始商谈这项救援行动。该行动将被拘押的挪威人、丹麦人、犹太人和其他西欧囚犯，从德国集中营运送到瑞典的医院。

顺便说一下，福尔克可以担任这个重担，和他的血统也有一定的关系。

他是统治挪威和瑞典的最后一位君主奥斯卡二世国王的孙子，也是拿破仑时期的元帅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后裔。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的职务是瑞典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这一职位，使他能够名正言顺地执行救援任务。

白色巴士

起初，福尔克接受的任务，是从德国接回挪威和丹麦的战俘。

在他与希姆莱协商好后，从1945年3月的第2周开始，一支人道主义军队离开瑞典南部，穿过丹麦，进入德国。

他们中有瑞典士兵、医生和护士，大家驾驶着包括卡车、公共汽车、救护车和摩托车在内的各种车辆，组成的救援车队。

该支车队准备在盟军前线关闭之前，从他们能到达的任何营地中，接走斯堪的纳维亚囚犯，并将他们带到诺因加默营地的一个拘留中心，然后将他们转移到丹麦边境，再前往瑞典。

因为瑞典已提前向盟军，通报了这次行动，对方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瑞典人也没有获得安全通行权。

以免被盟军空军，误认为是军事目标，瑞典将车队漆成了白色，车的四面都画有红色十字，便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识别它们。

尽管如此，福尔克的特遣部队，还是遭到了盟军飞机的扫射。他乘坐的汽车也被击中。庆幸的是，他跳到了旁边的壕沟逃生，捡回了一条命。

事后，盟军给出的解释是，他们收到可靠情报，德国卡车也被漆成白色，并带有红色十字，试图愚弄盟军过关。

解救行动和参与人员，在行动期间，一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其中，既有政治上的困难，也是因为他们要穿越盟军轰炸的地区，但福尔克的特遣部队没有退缩。

该特派团的行动虽因其巴士而闻名，但被解救人员，最终还是乘坐轮渡，达到了瑞典。

4月28日中午，从哥本哈根出发的渡轮，停泊在瑞典马尔默港的码头边后，从船上下来的是穿着单薄衣服、用纸板和木头做的鞋子的、不同国籍的妇女。

不久之后，更多的妇女，是被担架抬下了船。原来，这些妇女来自柏林以北的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当时，该集中营仍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下。

在最后绝望的几周里，这里有超过6000名的妇女，被毒气杀害。还有部分人是被枪杀、挨饿并被迫行军而死亡的。

可以说，德国党卫军正试图，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清空营地并销毁其犯罪证据。

所以，除了那天被拯救的500名妇女外，接下来的日子里，有了更多的男人和妇女、年轻人和老年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被瑞典人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来。

这就是著名的瑞典“白色巴士”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这些人员被安顿下来后，福尔克伯爵去看望了他们。当身材高大，衣着考究，举止温和的福尔克，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他们称他为“救世主”。

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外，他的白色巴士救援行动——二战中最大的人道主义救援故事，却鲜为人知。

事实上，他组织的这次救援行动，除了拯救至少7000名妇女外，还营救了2.4万不同国籍和信仰的男女，其中就包括这6000名犹太人。

因调解而被暗杀

时间来到1948年5月20日，福尔克被联合国任命为“巴勒斯坦调节员”，开启了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巴以调解。

由于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以及随后以色列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发生暴力冲突事件，联合国不得不进行介入，并派遣福尔克担此重任。

鉴于过往解救集中营犹太人的经历，以及在国际上的声望，他在当年的阿以战争中，成功让双方实现了初步停战，并提出解决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的初步方案。

客观来说，他在提出任何建议时，一直牢记犹太人的愿望、阿拉伯领导人的政治困难和意见分歧、英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和苏联的财政承诺、战争的后果、联合国的权威等。

即使他考虑了方方面面，他还是被犹太的极端分子暗杀了。刺客将冲锋枪的枪管，推入福尔克汽车的后窗，向他发射了六颗子弹，导致他当场去世。

因为该组织将其视为英国和阿拉伯人的傀儡，认为他“背叛”了以色列，尤其是他的建议，倾向于巴勒斯坦，会对新兴的以色列构成了严重威胁。

他们最担心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会同意福尔克的和平建议，进而给本国带去灾难。但他们又无法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进行沟通。

可该组织并不知道，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要拒绝福尔克的提议，并选择要通过军事行动，解决争端。

随后，以色列的媒体谴责了这起谋杀案，但多年来，福尔克·贝纳多特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以色列支持者中，是由争议的存在。

伯爵被暗杀后，所有线索的指向是恐怖组织。可最终的调查结果表明，曾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特工参与其中。

更为讽刺的是，贝京还因在动荡的以色列执政，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让知道真相的民众，异常愤慨。

瑞典政府也因此而公开批评，以色列对暗杀事件的调查不充分，并试图阻止该国加入联合国，但未能成功，两国关系变得非常冷淡。

作为联合国调解人，福尔克被视为以色列的敌人，而在耶路撒冷街头被犹太极端分子杀害。可他从纳粹手中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这令人尴尬的事实让很多犹太人难以接受。

不知是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事实，还是有意淡化他在救援中的贡献，有些人甚至质疑福尔克，是否曾打算拯救犹太人。还有人说，他在救援行动中的角色，仅是“运输官”而已。

这些造谣虽被揭穿，但犹太人恩将仇报的做法，令世人不齿。

结语

犹太人承蒙了福尔克的恩情，但却因怀疑其调停的诚意，不顾事实就离弃了他，可见，其道德已全然败坏。

更为可怕的是，这不是犹太人第一次的忘恩。在世界掀起反犹太浪潮中，我国尽己所能，庇护了许多犹太人。等他们脱险后，却开始勾结日本人，要对我国实施河豚计划。

实事求是地说，犹太人中也有恩恩相报的个案，但应不具代表性。忘恩负义才是其特殊的属性。否则，犹太人也不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喊打喊杀。

这与我国民众知恩图报的传统不一样。这里需要提醒一下，我们也不能总是推己及人，因过往对他们的印象不错，就一直被其宣传所蒙蔽。

知感恩者，得人心。无论任何人，其恩将仇报的行为，必然会遭人唾弃，留下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