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统 与 我-孟 真（上）

作者自一九二八年中统创建伊始即参加其间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他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又曾在内政部调查局任主任秘书，深知中统内幕。这里刊载的是他从美国休斯敦寄来的文稿。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增设一个“调查科”，这就是“中统”的前身。我于是年冬由曹立瀛介绍，参加工作。其时的科长由统计科科长吴大钧兼任，下设总干事二人：一是曹立瀛，一是濮孟九。全科工作人员不足二十人，如今记得的有：陈石泉、郑伯豪、范诵尧、刘青原、王保身、岳佩兰(女) 等，任务是调查党内各派系的动态。

那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最大的一派，是改组派，首领汪精卫， 大将有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等，活动范围遍及全国，由于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资历高过于蒋介石，所以这一派的活动，对蒋的威胁甚大。地方性派别，如山东有丁惟汾所组织的“大同盟”，河北有张清源、焦实斋领导的“实践社”。这些小组织，都不奉蒋介石为正朔，所以要设立一个机构，经常注意其行动。我所担任的工作，是调查安徽省的派系活动。大约工作了半年光景，陈石泉发表为北宁铁路特别党部委员，后调任天津特别市党部委员，邀我去帮忙，遂离开调查科到天津工作了三年。

一九三三年春，我重返中统，中统的规模已大加扩充，办公地点也迁出丁家桥的中央党部，分别在许家桥、道署街等处办公。机关名称对外仍是调查科，对内则称“特(务) 工 (作) 总部”。总部设在道署街的“瞻园”，乃明代徐达的中山王府的西花园。工作对象由对党内的派系调查，转变为对付地下党活动。

特工总部领导人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到美国西屋 （Westing House）工厂实习,后又进Carnegie Inotitute of Technulogy研读工厂管理。一九二五年回国，初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总工程师，一九二七年转任江苏省党部工作，翌年又主持建立首座广播电台，同时受国府建设委员会委托，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座商用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一九三◯年调任调查科科长，以一个科学人才，担任特务，这大概也是“历史的误会”吧?这一误会，一直误会了十四年，直至一九四四年解职，由叶秀峰继任。在徐恩曾主持中统的十四年，是中统声誉最辉煌的时期。中统的组织规模和传统作风，都是在他任内建立的，所以人们将他和军统的戴笠并称。

中统的成员，“转变”分子几占一半，也许是受他们的影响，中统的作风和内部生活，也受到中共的感染，如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提倡集体意识，过小组生活，即其一例。小组的组织，上有核心小组，组长是徐恩曾，组员则是各单位的主管。

中统还有个群众性组织——联益会，所有员工均须入会为会员，会长当然是徐恩曾。在员工薪水中每月扣除百分之五，作基金，从事生产事业。曾在苏北的海州和湖南的株州购置大片土地，计划开辟农场。后来抗战爆发，农场失陷，以致血本无归。联益会订有会员十大信条，全部内容已忘记，只记得第一条是“只有实行三民主义，中国方有出路”；其余是： “自视太高，自私自利，是内部分化的最大原因”；“互相猜忌，内部分化，是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还有：要过俭朴生活，要帮助别人，要不断求知等等。

这十大信条，每周小组开会，由组长领导每人朗诵一遍，然后静默三分钟，各自反省一周来的思想言行，有否违背信条? 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这是学了中共那一套。但比中共的有所改进，就是个人的家庭私事，也在检讨批评之列，如夫妻失和、婆媳不睦，都可由小组评断解决。倘家庭发生变故或有困难，报告小组， 大家都有帮助解决的义务，所以中统人员视中统为“大家庭”，徐恩曾就是大家的“家长”。批评之后，组长传达核心小组的决定。最后是报告“读书心得”。报告人由上次小组会指定，所读的书也有规定，除中山先生的遗教外，中共的若干经典书籍，也在必读之列。

这种小组生活，抗战后，由于不断搬迁，生活不安定，就无形中止了。

中统的特工总部，初分三股办事。一是指导股，指导各省市党部特务室的工作；二是行动股，负责侦查、逮捕、审讯中 共分子；三是训练股，掌管工作人员的思想训练工作，主要是编辑一份内部刊物。我重返中统后，即参加训练股工作。全股不足十人，除组长和我，及另一位管图书的女同志之外，清一色是来自中共的“转变”分子，每人都有大来头，使训练股成为藏龙卧虎之所。

股长王杰夫，辽宁人，燕京大学毕业，是一虔诚的基督徒，与人谈话，必劝人信教，故被称“王牧师”。他就是由陈建中陪同到长汀劝说瞿秋白的人。当他失败归来，大家都很奇怪，国民党的决策是要争取瞿秋白，他又是一心向道，苦口婆心劝人为善的好好先生，怎会失败呢?我问他：“你在长汀，难道不曾发生一点怜悯心，放他一条生路? ”他叹了一口气，连说两声“意外，意外。”究竟怎样“意外”，他未再解释，我也不便再问。抗战后，王杰夫派到北方战地工作，在郑州火车站遇日机轰炸受伤，割掉一臂，来到重庆，后失联络。

股员中的知名人士，首推罗仲言。他出身北大，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因遭对立派的忌恨， 派人向中统告密而被捕。他个子不高，剃平头， 说话细声细气， 温文儒雅，恂恂有君子之风，不象是个风云人物。日常沉默寡言，意气有点消沉，后将兴趣转到线装书方面，专心钻研《易经》。抗战后，脱离中统，一直在河南大学教书。闻现在北京，年纪算来已近九旬。

第二位闻人是姚蓬子，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 和胡风一起常在鲁迅家中走动，也算是文化圈中人。他的作品，问世不多，名气不如胡风。被捕后，受中统的优待，在训练股工作不久，派到芜湖去办《芜湖日报》。抗战后脱离中统，在重庆经营作家书屋，生活尚不恶，我和他时有过从。胜利后，书店迁到上海，我在上海撤退前一日去看他，时已近午，他还高卧未起，原来昨宵雀战，黎明方归。我问他：“走不走? ”他两手一摊说：“象我这样的生活，还能走到哪里去? ”

近阅徐铸成的《海角寄语》，说初识蓬子是在麻将桌上，可见他沉溺已深。解放后，久无消息。直到姚上台，姚文元是四凶之一，他是姚蓬子的儿子，父以子显，报上才又见到蓬子的名字，也勾起我对这一风云人物的迷蒙印象。我曾见过姚文元一面，那时他才七八岁，显得聪明而顽皮，我呼他“阿元”。不料这个顽皮孩子，长大后更加顽皮，竟掀风作浪，造下无数罪孽，蓬子倘在人世，亦当自责对阿元有失管教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与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蒋经国在俄，曾得到他的照顾。抗战时，任张冲的副手；张冲逝世后，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后在台湾去世。

此外，如袁家镛(后改名严英)、汪浩等等，个个都是博学多闻之士，可惜这些人在中统，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所长。人才来到国民党便被埋没，这不过我亲见的实例而已。

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年之间，是中统最受蒋介石倚重时期，中统成了处理中共问题的权威机关。但卢沟桥的炮声一响，国共二度合作，中统顿时失去工作对象，一时无所适从。于是一部分人员转入陈立夫为部长的军委会第六部工作，一部分人外调担任税务及盐务督察，一部分人(约有一百余人)外调担任司法工作，由司法部特设法官训练所，施以法律专业训练，结业后分授各地方法院检察官之职。中统原有人员，经分别外派，约减少一半。国民党对它还不放心，所以中统在汉口派出三组人员，驻扎在边区的边缘地带实地监视。我是其中之一，但会错了意，以为要我进入边区去实地考察一番。所以在是年冬到西安后，向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要了一个“视察员”名义，以视察各地的省政设施为名 (其时陕西省府在肤施、清涧派有县长， 在绥德设有专员公署) ，去延安“探险”。

当时，西安至延安之间，没有公、民营的交通工具，只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不定期的交通车可以搭乘。我乃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伍云甫主任，蒙他慨允搭乘。同车乘客约二十余人，除八路军的官兵外，外客五人，一是省府派出的清涧县长艾善甫，一是我，其余三人，由刘岫青带头，都是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毕业的专业人士。他们是去陕北和中共交流土改经验，中共派出的交流对手是王观澜。

我们所乘的是一辆无篷卡车，下面装载军用物品，上堆行李，乘客就坐在各人的铺盖卷上。时值隆冬，塞北的寒风凛烈，扑面犹如刀割，这趟旅行是够辛苦的。途中发生一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傍晚时分，公路道旁有一士兵扬手招呼，要求搭车到十余里外的宿营地。押车员限于规章，不允所请，双方遂起争执。只听见要求搭车的士兵说：“我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就凭这经历，难道还不够资格搭车吗？”押车员说：“你既已走过二万五千里，难道这十几里路还走不动吗？”士兵一闻此言，立即大怒，认为不准搭车犹可，不该出言侮辱长征干部，坚持到前站召开批评会，请大众评理。后来车到前站，双方果去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