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粮食史话（四） 历史上的粮政

中国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为企求“足食”，均极重视粮政。从春秋战国到民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如管仲、计然、李悝、商鞅、贾谊、晁错、耿寿昌、长孙平、刘晏、王安石、张居正、徐光启、孙中山等人，对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税赋、储备、粮价等，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治理良策。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二者如不得兼顾，则去兵。

担任齐国国相40多年的管仲在《管子·牧民篇》中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春秋末期的计然，针对农业生产没有定时，饥荒不能免，主张粮价要设宜。

战国初期，曾先后担任魏文侯、魏武侯国相的李悝，又创常平之说：“粜，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战国中期，秦国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他指出：“农则易勤，勤易富”，“国不富，则诸侯争权，不能自持”。

汉初政治家晁错，针对当时一些大地主、大商人实行土地兼并，贱买贵卖谷物，肆意掠夺剥削农民的状况，提出了著名的《论贵粟疏》，向汉文帝建议：“粟者，王者大用，政之要务……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积极主张发展农业生产。

远在西周时期，国家就设有专人管理粮食仓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仓储制度，建有常平仓，用于调节粮食丰歉。汉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9-前55年），任大司农中丞的耿寿昌复创常平仓制度，实行“以谷贱时增其价布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的办法。隋朝开皇四年（584年），工部尚书孙平又创立义仓制。直到民国，中国历史上粮食储备主要有常平仓、社仓、义仓三大方式，常平仓、社仓由政府管理，义仓由民间自行管理。

（无锡严家桥粮仓）

管仲创造的粮食流通理论，强调粮食在商品交换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五谷者，万物之主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他还主张粮食商品要国家控制，指出“物多则贱，寡则贵”，“食有余而轻之，民不足则重之”。迨至唐初，出现了“和籴”办法“官出全，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唐代刘晏在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对粮食漕运路线重新进行规划，彻底放弃了陆运，节省了大量费用，减少了粮食损失。并对沿袭已久的常平仓管理方法和经营进行了改革，加强管理，掌握粮食收购主动权。尤其是发挥常平仓的调节作用，适时吞吐，稳定物价，搞活粮食流通。

（老无锡米码头）

民国时期，中央设立粮食管理机关，管理全国粮食。各地方分设粮食管理机关，办理各地粮食生产、消费、分配、运输、仓储诸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粮食管理采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并重的方针，在经济方面进行控制，将军粮供应划出市场，由政府供应。在政治方面，注重调查，对粮商必须先登记加入粮食同业公会，始有经营粮食资格。民国37年（1948年），对城市人口实行口粮配给制度。

（无锡三里桥米市）

田赋是中国历代政府对土地所征收的税，是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夏、商、周的贡、助、彻即为最早的田赋制度。唐武德七年（624年）推行租、庸、调法，即丁赋、户赋、田赋三者并征。宋朝将唐朝的户税与斛改按田亩征收，赋额增加，自此始称田赋。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定税役籍，规定课证地赋和户役。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将户、丁役改为丁、粮派役，使二者合二为一。清初，田赋和丁役分别征收，田赋有“本征”、“折征”，本、折各半等。

江苏施行的田赋有三种：地丁、漕粮、租课。民国初期，将漕米改征银两，正税归中央，省县各地征收附加税，以及河工、教育、治安、建设等各种捐税。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废除银漕名称，收片地价税，同时将银以两计征改为银元计征。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苏省政府第六九三次委员会议通过《江苏省各县田赋征收章程》，将各种田地归并成三等九级计征。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民政府对田赋继续实行征收实物，其内容有征实、征借、公粮、积谷、附加五种。

（宜兴杨巷镇稻田）

另外，在古代粮政方面，还有以法治粟，粟减禄减，入粟拜爵的措施，以及青苗法等法令，在当时起到一定作用，并为后世起到了借鉴作用。

来源：无锡粮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