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巴西商业精英如何塑造正面形象？

19世纪，巴西受过教育的精英人数不多，政府规模相对较小，比较简朴，因此与政府决策者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进行直接交流较为容易，这使个体之间的接触比当今大多数的政治制度更为重要。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有文化的公众舆论面前商业精英试图要塑造的形象。

那么这些想法是如何传播的呢?除商业利益集团的努力之外，企业合法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个别商业领袖在非机构和个人层面上完成的。

在整个巴西历史上，亲属关系是施加影响力的关键手段，这种情况在巴西的商业精英中是比较常见的。

一些商业精英有着优越的家族关系，如伯南布哥商业协会主席来自一个拥有8名贵族和1名议会参议员的家族;里约热内卢协会主席是卡西亚斯公爵(DukeofCaxias)的兄弟，而卡西亚斯公爵是巴西帝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曾3次担任内阁政府主席。

与基于家族的个人关系相比，源自友谊的人际关系更为广泛。

与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交往也是塑造正面形象的常见方法，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帮助商业精英成员的个人企业，但也是企业合法化的主要途径。

由政府赞助和私人组织的巴西银行是商业精英与政府精英合作的最重要机构，在理事会任职的有:里约热内卢商业协会的10名领导人、3名部长理事会主席，以及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

19世纪，在巴西上流社会圈里还有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

商业领袖，尤其是里约热内卢的那些商业领袖，被看作慷慨而老练的东道主，以及精英社交俱乐部如“福米内塞赌场”和“多斯迪亚里奥斯俱乐部”中引人注目的成员。

在19世纪晚期巴西盛行的志愿社团、兄弟会、慈善会和宗教团体中也可以建立有价值的友谊关系。

商业精英成员在共济会分会和以慈善为目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很有名望，他们经常担任这类组织的财务主管。

1872年，斯帕索斯帝国兄弟会、里约热内卢商业协会5位领导人，先后与内阁会议主席，及其继任者和两位著名参议员共同承担理事会职责。

最后，商业精英个体成员对慈善机构或政府的捐款是促进企业合法化的有效手段。商业领袖是慈善事业的高调捐赠者，恰好巴西政府也需要慈善。

1840年和1841年，里约热内卢商人自愿借钱给帝国政府，以帮助它度过财政短缺时期。

1871年，佩德罗二世皇帝出访欧洲，1875年至1876年出访欧洲和美国，分别是由商业精英的父子成员资助的。

总之，巴西商业精英争取企业合法化的大部分努力都是通过商人的个人努力来推动的。然而，其他合法化的途径最好是通过商业利益集团来实现。

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巴西，书面表达和宣传也十分重要。大多数商业协会和代理商集团都有一家报纸充当他们的宣传媒介。

他们的呼吁通常包括有利于海外贸易或出口农业的新闻报道和社论、与政府官员的通信、对公众的正式声明，以及重要会议纪要等。

除非出版商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否则都要通过收费、购买股票或大量订阅的方式购买这些报纸。

一般来说，匿名发表文章的作家，其服务也必须购买，要么是每年的津贴，要么是按件(按字)计酬。

这些有偿作家中的一些人就是当地的知识分子领袖，在巴西，他们是最接近19世纪美国“新闻代理人”的人物，即公共关系顾问的先驱。

工业协会和工程俱乐部都承担了出版一份期刊的费用，因为要赢得有文化公众对巴西工业化的支持，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商业利益集团还赞助出版支持他们观点的书籍，并出版年度报告邮寄给政府官员、商会组织和其他有望影响到的人。

举办博览会是吸引有文化公众注意的有效途径。为了促进巴西的出口，商会组织在国外开设了很多办事处。

然而，当在国内举办展览时，商会组织不仅可以展示赞助企业集团的有关产品，而且还会宣传他们的一些观点。

如果是在里约热内卢举办展览会的话，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政府领导人几乎都会出席。

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通常为博览会提供资金，或允许他们使用一些基础设施，从而间接地资助了商业团体。

1881年，工业协会举办了巴西制造业博览会;1887年工程俱乐部举办了巴西铁路博览会，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咖啡农业和商业中心在国外举办了40多次博览会，在里约热内卢也举办了4次。

另一个有关传播商业精英观点的直接方式是参加讨论会。

这些会议的主旨是讨论巴西经济特定领域存在问题和前景，由于这些会议对国家的经济福祉有着重要影响，政府代表通常都会出席，而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时，皇帝本人也通常会出席。

1881年，工程俱乐部组织了一次巴西铁路大会，1900年又组织了一次工程和工业大会，但其与农业问题有关的所有会议，都是由农业利益集团或政府自己组织的。

商业协会和代理商集团都对农业福利有着深刻而合乎逻辑的关切，它们是农业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利用这样的参会机会，不仅赞扬农业，而且强调其成员要在巴西的商品出口综合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这些具体的展览和会议外，商业精英们还努力宣传其虔诚和爱国主义的整体形象。

在所有的宗教弥撒、游行和教会节日等大型群众活动中，商业协会和代理商集团都会尽可能派出官方代表参加。

由于商业精英中的大部人是外国人，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新教徒，因此，商会组织公开强调和表示其对天主教的虔诚。

异国情调的爱国主义成为表达特殊情感联系的一种重要的方式。1864年至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为展现爱国主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商业协会发起了大量的公共捐款，以帮助战争参与者和志愿者的家属。为庆祝战争胜利结束，商业精英们也付出同样的努力，包括为战争英雄举行隆重集会、公共庆典和建造纪念碑等。

1870年，马拉尼昂商业协会一半以上收人都花在了这些纪念活动上。为了庆祝海军胜利而建造的一座高耸纪念碑和雕像，使得巴伊亚商业协会陷人长期负债。

长期来看，商业精英所表现出的对宗教的虔诚和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克服其外来性特点。

19世纪80年代，公众对商业精英，尤其是对主导海外贸易的商业精英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人们对海外贸易中外国人居于领导地位的意识和不满情绪愈加强烈了。

但实际上，在19世纪最后20年，外国人在海外贸易中的比例是略有下降的。

因此，人们对外国人在巴西经济中主导地位的怨恨也正在苏醒，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工业化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对巴西传统的进出口经济不再抱有幻想。

受过教育的巴西人的态度的这些变化，部分出于工业和代理商利益集团努力的结果。而商业协会对这些变化的唯一反应却是继续，有时甚至还呼吁加强传统经济。

19世纪80年代以前，外国人在进出口经济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为之提供辩护的自由贸易理论很少受到挑战。

其中部分原因是，在那个年代之前，除商业协会外，几乎没有出现其他利益集团。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商人的形象不是太好，但政府对这些商业团体的态度通常是赞赏和慷慨的。

在这些商业协会的敦促下，政府对交通、通信、城市改善和农业抵押贷款银行等给予资助和支持，在财政收人允许情况下，政府还会降低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不佳商品的出口税，并将关税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葡萄牙帝国政府则对商业持怀疑态度，对其进行严密监管，并使企业的设立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总体上看，还不能说帝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对企业福利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

即使是著名的毛亚子爵破产事件，这常常被当作帝国政府对企业怀有敌意的证据，但实际上，其破产主要是由他自己的错误导致的，并不是缺乏政府的支持。

偶尔会有这样的说法，即巴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忽视经济发展的，这也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