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大饥荒（五）：穷人的餐桌上，除了小土豆就是大土豆

文 | 罗格

《食物改变历史》（上、下卷）作者

我将尝试全景梳理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之中、之后发生的故事。这是连载第五篇，持续更新，您的关注、支持是我的动力。

事实上，到19世纪初，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爱尔兰，不仅能养活大量人口，还能出口粮食供养英国。那为什么爱尔兰人自己，却只能吃土豆维生？

如果读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就能理解爱尔兰人的无奈。

由于工商业的落后，爱尔兰缺乏非农就业岗位，绝大多数爱尔兰农民不得不依赖一块地来养活全家，而土地的所有权几乎都在外来地主手中。18世纪，爱尔兰又出现了一种类似“二房东”的土地租赁模式， 不愿意去爱尔兰看看自己土地的外来地主，一次性和中间人签订长期固定的地租。外来地主收完租后，花在了爱尔兰以外地方，而中间人付完预支金后，再加价转租给农民，以获取高额的差价。

爱尔兰农民不得不高价租一块耕地来种植谷物，但这些粮食并不是自己吃，而是要送往市场，才能勉强支付高地租。剩下一小块地方，全部用来种土豆，才能是用来喂饱自己的，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廉价的粮食。这无疑是一场押上全家性命的赌博，因为一旦作物歉收，交不上租金的农民就会被无情地驱逐。

爱尔兰乡村

在忍受令人窒息的压榨同时，爱尔兰的年轻夫妇还在早婚早育。只需要一小块土地、一把铁锹、一个锅，他们就能在一间没有什么家具的小屋里成婚。1841年的人口普查也显示，在爱尔兰西部的部分地区，超过60%的房子只是一间无窗户的泥巴小屋。

爱尔兰的人口也随之开始跳跃式的增长。1750年，爱尔兰人口大约为250万，到1801年增长到大约500万，而1841年人口普查时，爱尔兰已有817.5万人。如果算上被驱逐而生活在山谷、沼泽的破产农民，到1845年饥荒到来时，爱尔兰的人口可能已经达到900万。

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仿佛是愚昧落后者的作茧自缚。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特定时期，将爱尔兰和东方古国摆在一起，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挖下的陷阱。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在乾隆皇帝八十岁大寿这一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一路上，中国人口密度之高，让使团成员感到吃惊。同一年，乾隆皇帝在阅读康熙皇帝《实录》时，说出了他的担忧：“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根据清政府的统计，中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

为了解决“生寡食众”的问题，中国人只能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马戛尔尼在访问的途中注意到，“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

实际上，在这个阶段，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都在攀上新高峰，也是在1789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出版了他的小册子《人口原理》，其中，他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视角：高出生率可以增加毛生产量，但更趋于降低人均生产量。

马尔萨斯

不管是当时的中国还是爱尔兰，农业生产技术接近停滞，土地关系又无多大变化，要提高土地出产，只能不断增加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添人口，形成劳动力填充型的模式。换句话说，人们高涨的生育意愿是为了能吃饱，而不是吃饱了撑的才来造人。而增殖的人口，又会让劳动投入越来越高，而劳动回报却越来越低。

人口原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有了土豆，爱尔兰农民才敢投身这场赌博。人们只需要切好薯块，然后用一把铁锹挖沟砌土。高产的土豆会喂饱全家人，然后将充裕的劳动力，投入到为不列颠生产粮食的劳作上。到1845 年时，爱尔兰的土豆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200 万英亩，用爱尔兰人的说法，“穷人的餐桌上除了小土豆就是大土豆”，土豆几乎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食物。

当然，土豆也有它的缺点。因为不易保存，在两个收获季之间的夏季，就会出现青黄不接，每年的6-8月在爱尔兰被称为“一顿饭月”。更关键的是，从土豆引入欧洲种植到19世纪中叶，近300年间，人们都是通过块茎无性繁殖来种土豆的。

爱尔兰人和土豆

埋在地底不见天日的块茎，就像爱尔兰人不小心踩上的松发地雷，300年的时间，足以让他们觉得自己原本就是长在着地上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