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潮汕“嗜杀知府”陈兆棠被押上刑场，口中塞粪，挨了19枪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一条消息在潮州不胫而走：有300名罪大恶极的盗匪被人称“陈青天”的知府处死。

老百姓闻讯，不但没有高兴，而且纷纷回到家中，关上屋门，大街上冷冷清清。

三年后，又传来一条消息：潮州知府“陈青天”将被革命党人处死。老百姓这次闻讯后，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扶老携幼前往观看。

“陈青天”的老师，年仅九旬的大文豪王闿运听到消息之后，并不感到奇怪，而是长叹一声说：“我说他不听，就知道他会有这一天。”

“陈青天”是谁？为何老百姓对他的被处死没有感到惋惜，反而如此兴奋？而他处死盗匪的时候，老百姓反而感到恐惧？

“陈青天”名叫陈兆棠，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在湖南桂阳一个官宦人家，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陈兆棠之父陈士杰，是曾国藩的幕僚，为镇压太平军起义出了不少金点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太平军被镇压后，曾国藩向皇上极力推荐，让陈士杰担任了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功成名就。

老百姓尚且还望子成龙，陈士杰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达到或者超越自己，将来有更大成就。十分重视对子侄们的教育，不惜重金聘请晚清大文豪王闿运当他们的老师。

在王闿运的辅导下，陈家的弟子大都成才了，其中儿子陈兆葵、侄子陈兆文高中了进士，都到了翰林院成为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让人羡慕。

另一个儿子陈兆棠却不是那么争气，表现让老爸失望。父亲不但为他聘请了名师，还让他在泗州天苍岩、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名校就读。可是，他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一直考了14年，都名落孙山。

光绪十五年(1889)，进入而立之年的陈兆棠对科考之路彻底失去了信心。如果是平民百姓的子弟，只好认命，回家修理地球，庸庸碌碌度过余生。陈兆棠是官二代，父亲有资源有钱，帮儿子捐了个知县到四川兴文县当县太爷。

在这之后，陈兆棠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他不得不用6年的时间在家守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守丧期满的陈兆棠到四川云阳县上任，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陈兆棠雄心勃勃，谁也没有想到，他成为一个晚清最有争议的官员。

起初的时候，他非常敬业，为了一方平安和繁荣呕心沥血，为了让寒门子弟都能读书，他捐资兴办学院。在断案时，他清正廉明，确保司法公正，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调到大邑县的时候，乡亲们含着眼泪在他的马车前挽留，后来又步行送他几十里路，依依不舍。

大邑县是个老大难地方，治安非常差，盗匪横行。横行到什么程度？大白天老百姓一个人不敢上路，害怕抢劫；小女子一个人不敢在家，害怕被玷污。

陈兆棠一上任，就马不停蹄，开始大力整顿治安。一个县衙没有武装力量，对盗匪无能为力，他把当地百姓发动起来，成立自治武装来保境安民。

结果，只用了一年的时间，盗匪就吓得魂不附体，跑到了别的地方，治安状况大为改变；虽然不能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起码大家出行不用提心吊胆了。

通过大邑的剿匪，陈兆棠声名远扬，大家都说他是土匪克星，剿匪大王。

成都知府刘心源听说之后大喜，当时他正为崇庆州（今四川崇州市）的匪患猖獗、盗案频发，社会治安状况恶化而头疼，急忙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将陈兆棠他调到了崇庆州。

陈兆棠欣然上任，发誓要大干一场，根除那里的匪患。到任之后，陈兆棠除了将他在大邑的经验照搬之外，还建立了保甲制度，让大家相互监督，及时举报。

对于罪行较轻微的匪徒，只要改邪归正，就给以重赏，还分配土地。对拒不悔改的顽匪，抓住之后就施以重刑，割掉鼻子和耳朵。

他还建立起“快速反应部队”，一旦有百姓报案被盗被抢，这些精干人员立即骑着快马赶到现场，快速勘查，快速缉拿罪犯。

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和打击，崇庆州的治安状况大为改观，“盗贼浪子回头，心悦诚服”，百姓拍手称快。

但是也有人对他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治安状况变好，是建立在他滥杀，滥用酷刑的基础上的。

比如新都（成都市新都区）知县黎承礼就对陈兆棠的做法非常不满，有人做媒，想让陈、黎结为亲家，把黎承礼的女儿嫁给陈兆棠的儿子。

黎承礼予以拒绝，说“高攀不起”，他听说陈兆棠"岁杀盗三百人”，说他治盗简单粗暴，格杀勿论，太过残忍，不按大清律法办案。

陈兆棠不以为然，陶醉其中；而且他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打算在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提拔他，让他到简州（简阳)去当知州。

就在这时，发了一件不利于陈兆棠的事，他的表兄夏寿言由四川川东道升授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按清制，弟兄俩不能在同一个省当官，陈兆棠便改任到了江西闲职。

陈兆棠当时非常郁闷，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可是两年之后，陈兆棠就遇到了贵人岑春煊。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慈禧和光绪出逃，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救驾有功，而平步青云，红得发紫。

1902年，四川哥老会（帮派组织）起义，事情有点棘手，慈禧急调岑春煊担任四川总督前去灭火。

可是岑春煊对“剿匪”也不是太内行，心里没谱。这时候，有人向他推荐陈兆棠：“此人是‘剿匪’专家，让他来吧。”

岑春煊很高兴，当即推荐陈兆棠到邛州担任知州。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哥老会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

从此，陈兆棠成为岑春煊的得力干将，不离左右。

次年，岑调任两广总督，让陈兆棠跟着前往，统领那里的武匡军。无论别人怎么非议，陈兆棠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好官，他除了出手狠，别的毛病没有，坚持三个原则：不好色，不贪财，不徇私舞弊。到广州之后，按照规定，岑春煊送陈兆棠2000两黄金给作费用，陈兆棠却"如数退回"。

当时，广西遇到百年不遇大旱，百姓水深火热，土匪和小偷一夜之间多了起来，"大则屠城掠野，小则取财夺物"。

陈兆棠一看反而高兴了，因为他可以大显身手，剿匪是他的拿手活。

他招募数千桂阳小伙组成 "两广棠字全军"，开始在广西全省转战，杀得贼寇无处躲藏，哭爹喊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广西治安状况好转后，陈兆棠马不停蹄马上前往广东，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时候的陈兆棠，已经从一个小小的知县成为叱咤风云的战将，完成了从文官到武官的华丽转身。谁也没有想到，这反而成了坏事，给陈兆棠带来了灾难。

到了广州不久，陈兆棠自信心爆棚，目空一切。在他心中，自己就是黎民百姓的大救星，朝廷和上司对自己的肯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他担任惠州知府，开始“清乡”之后，这种情绪更加膨胀，开始铁腕扫“贼”，毫不留情。如此一来，惠州就迎来了血雨腥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没到一年，老百姓就送陈兆棠一个外号——“陈屠伯”。

在清朝末年，广东的所谓“土匪”其实很多人就是革命者，他们的诉求是“反清复明”，不是打家劫舍，跟东北的胡子绺子有本质区别。

陈兆棠可不管这些，只要是反对大清的势力，都要铲除，像严冬那样残酷无情。

铲除时，不择手段。在他心中，只有是维护稳定的，就是合法的，可以不择手段。最典型的手段，就是按照程序走，不一级一级向上报，不待秋后问斩，抓到“盗匪”就地正法。

那是不是盗匪，由谁来认定呢？正是由各族的族长们初定，由陈兆棠最后断定。

1907年8月20日《广州总商会报》曾经刊登《惠府陈守办清乡示文照录》的告示。

告示要求各约绅房族，"务将族内各匪速行按名捆送惩办，以期拔尽根除"。意思就是由惠州绅商来确定族内谁是匪徒，然后处以极刑。

真正的盗匪早就占山为王了，谁还会老老实实待在族内？因此，杀掉的，往往是小鱼小虾，真正的大鳄，反而会逍遥法外。

广东人思想观念新潮，百姓很冷静，对陈的做法非常不满，媒体也不赞成他这样搞。《时事画报》曾经以《惠州府草菅人命》为名，报道了陈兆棠经办的一起滥杀无辜的案例。

惠州永安(现河源紫金县)有个叫罗宾二的小生意人，1906年被土匪吴火光绑架。“清乡营务处”接到罗父报案后迅速出击，将人质罗宾二和土匪一起抓回。这时候，最滑稽的事发生了。

绑匪向当差的官兵行贿，反说自己是受害者，被罗宾二绑架。而陈兆棠不顾罗的苦苦申辩，将其处死。事后陈兆棠才知道自己冤杀了无辜，但真正的绑匪已经跑了，他只能将受贿者胡有德收押。

《时事画报》评论说:“陈守滥杀无辜，脍炙人口，惠属百姓人人皆知。”

陈兆棠在惠州待了三年，期间一共杀了3000多人，其中有多少不该杀的，或者冤杀的，可想而知。

1909年11月27日，广东谘议局议员陈炯明说过这么一句话："陈兆棠在惠州所杀的三千余人，其间确实有不少冤抑。"

陈兆棠的肆无忌惮，跟朝廷的怂恿有关，皇上把地方稳定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默许甚至鼓励官员这样做。

在此背景下，地方官争相效仿，“故为地方官的，人人想当陈兆棠。"陈兆棠恶名后来被恩师王闿运得知，他不辞辛苦地对学生进行规劝。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兆棠50岁大寿，王闿运专门写了《作陈澍甘五十生日一联》，含蓄相劝:"五马一骢，弟兄衣绣；师鲸靖鳄，民物同春。"

意思是陈兆棠身为地方官不应该老是打打杀杀，应该学习唐朝担任潮州刺史的韩愈，作《祭鳄鱼文》驱鳄为百姓谋福利。

只有实行仁政，百姓没有了冤屈，社会实现公正，地方才会安宁。

不然的话，治标不治本。

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无路可走，“当土匪是死，不当也是死”，杀人只能激化矛盾，扬汤止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陈兆棠创下杀人记录："一日报诛三百人，郡中震怖"，令人不寒而栗，百姓不但没有欢呼，反而不敢出门。

陈兆棠虽然杀了不少不该杀的人，但是人家是朝廷命官，啥事没有。

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陈兆棠也难逃惩罚。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潮州不久光复，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党人所擒。

11月22日上午8时，革命军将陈兆棠缚在长长的竹梯上，在梯顶悬挂了一条长幅的标语，上面写着十一个大字：“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

老百姓闻讯拍手称快，他们扶老携幼前往观看，还有人燃起鞭炮，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

在百姓的一片欢呼声中，五花大绑的陈兆棠被押至署前的照壁下，嘴里塞满了干粪，然后被枪决。

《清史稿》记载说，陈兆棠一共挨了13枪才倒下，也有说是中了19枪。这不说明陈兆棠命硬，而是表明行刑的士兵太恨他，乱枪齐发，狠命地射击。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灾，陈兆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临刑前，陈兆棠似乎有所感悟，留下了："未死于君，未死于国，死于因果"的遗言。

自己的死是因为做得自己太过分了啊，多么痛的领悟，但已经太晚了。

资料来源：吴光耀著《西藏改流本末纪》《崇庆县志》《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六列传二百八十三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