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也就是公元1630年的9月22日，崇祯皇帝判处袁崇焕以磔刑。磔刑又叫凌迟，凌迟呢，又通陵迟。最早的意思呢，是指着山坡的坡度一步一步地变缓。顾名思义，凌迟指的也就是用刀将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是一个残忍至极的刑法。按照大明律法，只有犯了謀反之罪，才会被处以磔刑。而按照崇祯皇帝给袁崇焕定的罪名，则是謀叛。謀反和謀叛一字之差，区别可很大呀。

罪名与刑罚的不匹配

謀反指的是以下犯上，企图謀害自己的皇帝，而謀叛指的是里通外国。按照大明律法，謀叛应该被处于斩刑，也就是斩首。那袁崇焕明明犯的是謀叛之罪，怎么会领了謀反的刑罰呢？这个呢，在崇祯皇帝宣布罪行时说的也很清楚，是“加等”。

崇祯为什么这么恨袁崇焕呢？两年之前可不是这样，袁崇焕似乎看起来是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部信任，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即使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崇祯皇帝也说可以。可怎么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如此之大的反转呢？

从极度的信任，变成了极度的仇视。是袁崇焕的所作所为，辜负了崇祯皇帝的信任，还是崇祯皇帝猜忌多疑的老毛病又犯了？或者还有什么更复杂的外部原因？再有据《石匱书》记载，袁崇焕被施刑的时候，京城的百姓可以说是群情汹涌。他们不惜将自己辛苦存下的钱，来买袁崇焕身上被割下来的肉。

袁崇焕的战略与崇祯皇帝的期望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袁崇焕之死，不仅仅是袁崇焕的悲剧，也是崇祯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剧。走到了现在这个境地，崇祯也好，袁崇焕也好，到底又历经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在历史上，崇祯皇帝与袁崇焕曾经有过三次亲密接触。第一次是发生在崇祯元年，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刚刚清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可以说是志得意满。他这时候大量地启用了当年被魏忠贤贬斥的官员，而那时候辽东的局势吃紧，所以崇祯皇帝就点名，让已经辞职回到广东的袁崇焕，马上进京受命。

在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官员在得到皇帝的任命的时候，都要推却三次说什么自己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啊，让皇帝另选他人。这样推三次以后，才算是正式赴任。其实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知道这一套就是虚的。但即使是虚的，成了惯例，大家也都是习以为常。崇祯非常迫切需要袁崇焕到任，所以他给袁崇焕的诏书说的非常明确，简单地说就是，别玩这虚的，赶紧进京赴任。

袁崇焕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在取得了宁远和宁锦大捷以后，当时正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所以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人，都得到了提升嘉奖，而此二战的首功之臣，袁崇焕却只是官进一级。袁崇焕觉得不公，所以愤然辞职。从中也可以看到，袁崇焕的性格。见到了袁崇焕以后，崇祯就问他关于辽东的解决方案。当时袁崇焕是这样说的：“臣受陛下特眷顾，加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听了是异常高兴，说：“如果真能办成的话，卿可是解了万民倒悬之苦，朕自然也不会吝啬封侯之赏。”袁崇焕拜谢，然后崇祯就休息了一会。

袁崇焕旁边有一位大臣，当时是兵部的给事中，叫许誉卿。他就问袁崇焕说：“你说五年全辽可复，可有什么依据嗎？”袁崇焕却说：“聊慰圣心耳。”意思就是说皇帝很着急，我这是让皇帝宽宽心。当时许誉卿就对袁崇焕正色道：“说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们这个皇帝了，他可是个认真的主。你说五年平辽，到时如果做不到的话，你该如何交代？”这个时候袁崇焕好像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一激动，说的话有些大了。

所以过了一会，等崇祯皇帝再回来的时候，袁崇焕的口风就有点变。他还是说五年可平辽，但是呢，要在各种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比如说兵权、财权、人事权，以及让崇祯皇帝充分信任他，不要听取那些御史们的进言。意思是，这些条件如果都达到了，那么五年可平辽。如果达不到的话，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本来这些条件，袁崇焕可能觉得崇祯不会答应，没想到崇祯皇帝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马上命令各部尚书，就按袁崇焕说的办。

袁崇焕战略的局限性

袁崇焕还对崇祯皇帝说，他的平辽方案是“守为正着，功为副着，和为奇着”。崇祯皇帝听了很高兴，说那就照此办理吧。袁崇焕说五年可平辽，这句话确实是有点大。大家想一想，在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与明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后金转为了全面进攻，而明朝转入了全面防守。袁崇焕说守为正着，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如果五年平辽是既定目标的话，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难道是守吗？不是应该是攻出去，才能灭了后金吗？如果仅凭守的话，那只能期待着后金自生自灭。

当然了，草原民族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国势可以呼啦啦地兴起，也可以稀里哗啦地坍塌。这其中可能是因为一场天灾，也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执政者突然死了。随之经常发生的领导权之争也会导致草原民族的实力大减。像当年威胁中原政权的突厥就是这样。

以守为主，确实可以等到草原民族实力坍塌的那一天。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会在五年之内发生？如果没有这五年之约的话，袁崇焕可以踏踏实实地等着。但是现在有了五年这个目标，袁崇焕就等不起了。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要做出一些改变，以完成这一目标。而这些改变可能是有违于他的制敌方略的。

再者说了，即使在这五年之内，后金因为内部的原因导致实力的削弱，但你怎么又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解决内部矛盾而转为一致对外呢？想当年，努尔哈赤宣布了“七大恨”起兵讨明，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对大明的仇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那不过是因为那是天聪二年，那时候草原遭了大灾。

崇祯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既定的目标和达成这个目标所行方略之间的矛盾之处。在这点上，他还真不如他的哥哥天启皇帝。在天启六年的时候，那时候袁崇焕给天启皇帝朱由校上了一道奏章，说只要依靠关外的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不战而降。天启皇帝的回答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从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来，天启皇帝绝对是一个被低估的明朝皇帝。他绝不像有人传说的是个文盲，也不像被《明史》说的只贪恋做木匠活，而忽视了朝政。

袁崇焕性格上确实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一激动了，就可能管不住自己的嘴，爱说大话。袁崇焕在这之前还说过一次大话，那是他刚调入兵部，突然有几天他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自己一人一骑去了辽东视察。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一人一骑，就可以守住辽东”。

袁崇焕的超强敏锐度

崇祯二年，皇太极突然率领着数万后金部队，从蒙古与明朝的交界地区喜峰口侵入了中原，兵锋直指北京。有人说那肯定是袁崇焕，他负责的就是辽东局势，对手就是后金。但实际上，我们查阅相关的史料，可以发现，中蒙边界这一块的防御，并不是袁崇焕的管辖范围。

袁崇焕的职务是蓟辽督师，而负责防御中蒙边界区域的，则是另外一名官员，职务叫蓟辽总督，他的名字叫刘策。袁崇焕率领着回援京师的部队，很快就在顺天府的蓟州设置了一道防线。

袁崇焕在这之前，曾经三次写奏章给崇祯皇帝，要他加强中蒙这一带的防御，希望他能加固城墙，多增派人手。但因为各种原因，崇祯皇帝并没有这样做。从这也能看出，这片区域一定是不在袁崇焕的辖区内。袁崇焕在回援北京途中，就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章，主要就是请罪说自己指挥不力，引以为咎。

崇祯皇帝特意回复说“责有分任，不必引咎”，就是告诉袁崇焕，这事不是你的责任，不必引以为咎。而且崇祯皇帝还很快下旨，撤了蓟辽总督刘策的职务，这也就表明，是刘策要为这次的失守负责。袁崇焕率领着回援京师的部队，很快就在顺天府的蓟州设置了一道防线。顺天府的蓟州，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袁崇焕知道这是皇太极的必由之路，而且按照皇太极以往的作战习惯，他通常都是要攻克途中遇到的重要关隘。

我想呢，这可能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皇太极绕过这些重要的关隘、重要的城市，而继续前行的话，那么他担心他的后路。其二呢，也是因为皇太极的补给线。大家知道，游牧民族出外征战，通常是没有什么后勤补给的，常用的办法就是走一路抢一路。所以，皇太极也需要攻克这些重要的城镇，以便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后勤补给。

袁崇焕当然知道皇太极这个习惯，所以他就守在了蓟州，希望将后金部队挡在蓟州城外。同时，他又写了奏章告诉崇祯，他绝不会让后金人越过蓟州以西。但这次皇太极竟然是一反常态，他没有去攻打蓟州，而只是派了一个小部队去骚扰。余下的大军继续向前，直奔京城而来。

此时的袁崇焕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很多将士们建议的，就是在后面追赶清军，拖延他们进军的步伐；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袁崇焕认为的，应该率领部队轻车简行，不与后金人纠缠，绕道直接赴京城，在京城与后金部队决战。最后，袁崇焕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亲自率领5,000关宁铁骑从另外一条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京城。但没有想到，袁崇焕的这个决定后来为他引来了天大的麻烦。

袁崇焕的决定引发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京城这边，自从后金部队破关而入，崇祯皇帝就算是彻底的慌了神。知道消息的当天，他就宣布北京城戒严。其实那时候距离后来后金人来到北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但因为太过恐慌，崇祯宣布当天就戒严了。

按理来说，在后金人来之前应该将城外的百姓转移到城内，将城外的粮食也转移到城内，然后再戒严。崇祯皇帝这么早就戒严，导致了有些粮草和百姓都在城外。这些人要么会被冻死，要么就会成了后金人的刀下之鬼。而那些城外的粮草也成了崇祯送给后金人的见面礼。

崇祯皇帝的恐慌也带有强烈的传染性，影响了朝中的大臣。北京的刑部大牢居然逃跑了200多名犯人。崇祯很生气，于是将刑部尚书撤职。崇祯这时候好像才发现，原来北京的城墙也不太坚实，于是就将工部尚书撤职查办。兵部尚书竟然让满军人入了关，责无旁贷，所以兵部尚书王洽被撤职。继任的兵部尚书没干多久也被撤职了。所以，在后金人没来之前，崇祯皇帝已经撤掉了四名尚书，这些都更加助长了城内的紧张氛围。

而此时，皇太极在进军途中就开始散布出了谣言，大意就是说袁崇焕跟我们是一伙的。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入了京城。而在京城之中散布这个谣言最起力的，就是京城三营的

那些士兵们。京城三大营的兵从来没有打过什么仗，他们知道打仗他们比不上关宁铁骑，所以他们就有点嫉妒。因此，他们就更加卖力地去传播袁崇焕通敌的谣言。这些谣言一方面加强了城内的恐慌，一方面又让城中的百姓对袁崇焕是恨之入骨。他们责怪袁崇焕，为什么将战火引到了他们的身边？战火不是应该烧在辽东吗？

而袁崇焕率领着5,000关宁铁骑突然出现在北京城外，这种行为更加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因为此次袁崇焕进入北京，事先并没有得到旨意。人们搞不清楚袁崇焕带来的部队是来保卫京师的，还是袁崇焕已经投降了后金。他现在率领着，于是后金人的先头部队。所有的这些谣言以及所有对袁崇焕不利的猜测，最终都汇集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这个人就是崇祯皇帝。

此时的崇祯皇帝知道袁崇焕已经来到了城外。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这时候一定要表现出他对袁崇焕的绝对信任。于是，他就召见了袁崇焕。这就是第二次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亲密接触，这一次愈发的亲密，愈发的“感人”。袁崇焕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参见崇祯皇帝的。毕竟后金人出现在了北京城外，毕竟他之前还许诺过不让后金人越过蓟州。所以，袁崇焕已经准备好承受天子的龙威了。

但此时崇祯却丝毫没有责怪袁崇焕对他勤王的行为，大加安抚，大加赞扬。而且亲手解下自己身上披的貂裘，披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袁崇焕是感激涕零，拜伏于地。君臣和睦的这一幕的确是令人感动。但很快画风就有了一点变化。当袁崇焕提出自己所带的关宁铁骑已经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急行军，此时是人困马乏，希望能够皇帝准许他们进入甕城休息，但崇祯皇帝明确拒绝了这一请求。

崇祯皇帝的真实想法与结局

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才真正的反映了崇祯内心的真实想法。那是在刚刚上演的极度信任袁崇焕这场戏的幕后，崇祯的真实想法。他已经开始怀疑袁崇焕的忠诚，他心中在疑虑着，袁崇焕的部队到底是来勤王的？还是来骗城的？这就是崇祯与袁崇焕的第二次接触。与第一次接触相比，第一次崇祯皇帝对袁崇焕还是信任的，而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虽然表现出的是极度的信任，但实际上这种信任只是流于表面，崇祯的内心已经有了另外一番盘算。

训练水平上，更重要的差距还是在勇气上。汉唐时期，人们普遍尚武。加入汉军的人都是“良家子”，这些人大部分身世清白，而且家产殷实。他们参军打仗更注重的是荣誉。明朝建国以后就实行军屯制，最后的结果是军人跟农民都分不出来了。所以这就更显得关宁铁骑的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是一支有着汉唐遗风的铁军。

广渠门一战，明军背靠城墙，以寡敌众，最终是成功击退了后金部队。袁崇焕在这场战斗中是亲自督战。这时候他的督战可不是坐在中军大帐之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是在战场之中，亲冒剑雨进行督战。在其中他身中数箭，好在是身披重甲，所以并没有受伤，但也发生了好几次险情。

袁崇焕是个文官，身材也不高大，所以在战斗中是非常吃亏的。有一次一个后金兵骑马冲了过来，照着袁崇焕的脑袋就是一刀。幸运的是，有一位明军士兵用刀隔住，袁崇焕才算是逃得一命。袁崇焕对后金的作战战略是以守为主，守就需要一座城，还需要城中安置的大炮，这是明军的优势所在。

袁崇焕在与后金的作战中，也一直想着如何发挥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他想在蓟州设防，也是想依靠蓟州的城墙，因为攻城永远是后金人的弱项。皇太极绕过蓟州以后，袁崇焕没有在背后追赶，希望在平原荒野中阻滞后金部队。恐怕也是因为袁崇焕考虑到了，在荒野中运动战中，明军不占任何优势。

但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方面。当后金部队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造成的震动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军事范畴。而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远不是军事统帅袁督师能够控制的了。后金兵进逼北京，首先祸害的就是北京城外的那些庄稼、田园。而那些土地、田园，大部分都是北京城内的官员、太监们的房产。

看到自己的田园被后金人劫掠一空，那些官员太监们最恨的并不是后金人，而是让后金人越过了蓟州的袁崇焕。再加上皇太极刻意散布的谣言，这样京城内外从上到下，对袁崇焕都是心怀怨恨。这些怨言当然也都通通灌进了崇祯皇帝的耳朵里。

袁崇焕的失势与下狱

偏偏在此时，在袁崇焕第二次见崇祯皇帝的时候，提出了要让军队去甕城休息。这更增加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猜疑。他可能在想，袁崇焕这是要带兵进城，他进城以后的目的是城外的后金兵，还是我城内的皇宫呢？而此时，又有两位从后金部队中逃回来的太监，向崇祯皇帝禀报了他们听到的一个惊天的秘密。

是袁崇焕早就与皇太极勾结，皇太极此次退兵，本来是跟袁崇焕商量好的，就是等到一切时机成熟，袁崇焕献城。这样，大明可图也。其实这实际上是皇太极施的反间计。关于反间计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反间计在正史中是记载于《明史》，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清人所编的《明史》，为清朝的皇太极脸上贴金，故意编出的这么一个反间计。

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反间计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不仅仅是见于清人所著的《明史》，还见于朝鲜实录以及明朝的一些野史。清人可以编这么一个故事，为他们的老祖宗脸上贴金，但是朝鲜人和明朝人不会这么做。所以反间计很可能有，但实际效果如何，这就很难说了。

崇祯皇帝真的就仅仅因为反间计，而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吗？这恐怕只有崇祯自己知道了。所以在广渠门以及以后的左安门战役的硝烟未散之时，崇祯就将袁崇焕招入了皇宫，说要与他“议饷”。等袁崇焕风尘仆仆地进入皇宫以后，崇祯皇帝就大声地质问他：“你当初为什么杀毛文龙？你为什么卖粮食给蒙古人资敌？为什么满桂将军身上所中的箭上，有你袁崇焕部队的标号？”

袁崇焕的命运与后续影响

袁崇焕突遭质问，一时不知怎么样作答。崇祯皇帝二话不说，就命令身旁的锦衣卫将袁崇焕绑缚了起来，随即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又在城楼之上，对刚刚击退了后金部队的关宁铁骑的将士们说，袁崇焕身犯大罪，已经下了昭狱。

又在城楼之上，对刚刚击退了后金部队的关宁铁骑的将士们说：“袁崇焕身犯大罪，已经下了昭狱。”当时军中的副将祖大寿一怒之下，就率领着关宁铁骑的所有人马，离开了北京城，回师山海关。

而此时已经被击退的后金部队，知道袁崇焕被逮，他们又杀了回来。这时候紧张的就是崇祯了。他急发了几份诏书，让祖大寿带兵回援。但祖大寿是置之不理，后来无奈之下，崇祯只好让他手下的大臣们一起去做袁崇焕的工作，让袁崇焕召回祖大寿和关宁铁骑。

袁崇焕休书一封，令人快马加鞭送给了祖大寿。祖大寿读信以后，是伏地大哭。这时候祖大寿的母亲就劝他说：“你现在不应该回山海关，你应该杀敌立功，为袁督师赎罪。”祖大寿听从了母亲的劝告，率兵收服了永平和遵化。

崇祯虽然对祖大寿是大加赏赐，但他心里恐怕是很不舒服，毕竟他连发几道圣旨，祖大寿都可以不听，而袁崇焕区区一封信，祖大寿招之即来，所以这时候，袁崇焕到底是不是通敌卖国已经并不重要了。袁崇焕麾下的关宁铁骑已经深深地刻上了那个“袁”字。这恐怕才是崇祯皇帝最担心的。

差不多八个月以后，崇祯皇帝宣布磔杀袁崇焕。那为什么要经历八个月的时间呢？

其实，在这8个月里的朝堂内部可是风起云涌。当时的朝臣温体仁、梁廷柱希望借助袁崇焕这件事情，扳倒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他们一口咬定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得到了钱龙锡的首肯。钱龙锡是一口否认，袁崇焕也将杀毛文龙的事情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说与钱龙锡无关，是他自己做的主。双方你来我往一直是争执不下。

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一直是毛文龙在朝中的靠山。温体仁同时也是阉党的余孽，在《明史》中温体仁被列入了《奸臣传》。到了最后，崇祯皇帝还是相信了温体仁的一番话，相信了钱龙锡与袁崇焕是同党。这就算触动了崇祯身上的那块逆鳞。朝中的首辅与边关大帅联合，这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比后金人还可怕。所以崇祯在恼羞成怒之下，就下令对袁崇焕施以磔刑，算是罪加一等。

袁崇焕的最后时刻

袁崇焕被刑刑的那天，通往刑场的道路两旁挤满了人。据说有上万之众。这些人并不是来为袁将军送行的，他们有的是想骂袁崇焕几声，有的是想往他身上吐口水，有的甚至是拿着家中僅有的几钱银子，希望能够买袁崇焕的几块肉，然后“生噉之”。据野史记载，袁崇焕被割了3,000多刀。在整个过程中他一声不吭，但“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知”。面对着那些兇猛的、愤怒的、想生食其肉的老百姓，袁崇焕可以说是哀莫大于心死。

心理学家曾经定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叫群众，应该叫群氓。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大恶之人，他们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有时候，他们却可以为了一点点的小便宜，或者是盲目的从众，而最终这些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则是毁灭性的。而当社会开始反思，想追讨这些人的罪行的时候，你却发现没有人会承担罪行，并没有什么罪魁祸首。每个人只是犯了一点点的小错，但这些小错凝聚在一起，对社会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我们国人相信的“法不责众”，恐怕也是基于这个思路吧。或许他们在做错事的过程中也相信，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可以是雪亮的，但前提是，群众的眼睛必须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貌，群众的耳朵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群众的心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在这时候眼睛才能够是雪亮的。如果眼睛已经被蒙上了，那还谈什么雪亮。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袁崇焕，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但我想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是要从史料出发。据我所知，没有一位历史学界的学者、专家认为袁崇焕是汉奸、是卖国贼。而这些学者，或者是历史学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都是熟读史料的。从现存的史料中，得不出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结论。

总结

袁崇焕肯定不是完美的，他身上的毛病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他刚愎自用，轻率急躁，有时候一兴奋了还爱说一些大话。这些性格，可以说最终也酿成了他个人的悲剧。但同时这个性格也可能是成就了他。在明朝末年，当面临那种复杂恶劣的环境中，也许只有像袁崇焕这样的人，才能够建立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