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和 邢复礼：辛亥革命时期的贡王-贡桑诺尔布（4）

贡桑诺尔布（4）

吴恩和 邢复礼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贡王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理藩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奉旨视察边境，先到喀喇沁右旗王府，派贡王为钦差大臣的随员，借机和肃亲王巡阅了卓、昭、哲三盟的各蒙旗，在与各旗王公贵族的接触下，他了解到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

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崩逝，溥仪入承大统以后，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因有建立皇宫禁卫军的计划，命贡王协助招募旗兵，他由旗民中精选了壮丁三百名，送入新建的近卫军内编为马队第三营(简称马三营)，因此邀功清室，即被钦命为“御前行走”，驻京当差，位于驻京蒙古王公的班列，喀喇沁旗务则由协理希里萨拉代理。

武昌起义，清帝逊位，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喇嘛称帝，贡王也有趁火打劫搞内蒙古独立的野心和意图。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正月贡王向北京的日本正金银行借到白银三万两，并和日本泰平公司订立了一份购买枪支弹药的合同，言明泰平公司在南满铁路线的铁岭车站交货，贡王必须派人点收。

不久他与在北京逗留的巴林王扎嘎尔，乘曹琨兵变之乱，仓卒各回本旗，准备招兵买马，取得武器后即行起事。

毫无疑问幕后操纵者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贡王回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独立的计划和主张。他说：

“这几年来，开办学校，训练军队，振兴实业，这一切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做准备工作。现在清朝颠覆，民国肇造，外蒙独立，正是我们行动起来的好机会，如果再拖延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由日本泰平公司订购的枪支弹药，即将运来，需要马上派人去取，希望你们深思熟虑……”。

出席会议的人们，对于他的慷慨陈词，不但不感到兴趣，相反地认为他要造反，恐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招致杀身抄家之祸，他们考虑到个人的安危问题，全场默然，不发一言，会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会后还有人威胁着说：“谁要给王爷去办理武器的事，我们就暗中派人在茅金坝上劫杀”。

贡王听到这样的流言蜚语以后，异常悲愤，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顽固守旧的旗员们，始终在阻挠着他的行动和计划。

接收武器一事又是当前非办不可的事，他于是找了两名学生(其中一名是笔者吴恩和)在他府内的外书房里密谈了几个小时，晓以大义，激以热情，使他们欣然地接受了由日本人手中接收武器的秘密使命。

他们马上起身，先到北京，改乘京奉车到达了约定地点的铁岭站，投宿旅馆，等候了几天，毫无泰平公司运来枪支的消息，只好很懊丧地回到北京，并写信给贡王复命。

后来才知道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内容把武器运到铁岭车站。他们把几十木箱的枪枝弹药，外标“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等字样，分载于十几辆大车上，还有十几名改穿中国服装的日本浪人坐在车上押送，行至郑家屯附近时，突被吴俊陞的驻军查获，人被枪决，枪被没收，偷送武器的问题，就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贡王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悲观；因武器的落空和旗员的反对，就轻易地放弃了倡导内蒙古独立的全部计划。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贡王要在内蒙古制造骚乱分裂阴谋的失败。贡王的不幸也是日本人的不幸，相反却是蒙古人民的大幸，这一点我们应该大书特书在这里。

贡王在日本特务操纵下，想要搞的内蒙古独立既经失败，他不甘寂寞地又提出一个“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倡议。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冬季，他在自己的王府内召集了一次热河境内各蒙旗王公、札萨克和各县士绅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实行自治的具体方案，全场一致推举他为筹备自治的总负责人。

他正要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时候，已为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知，急电大总统袁世凯请示制止的办法。

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就用一个调虎离山计，发表贡王为蒙藏事务局总裁，晋爵亲王，电促赴京就职。

贡王此时被这样一个高官厚禄所打动，摒挡行装，欣然就道。从此贡王离开了地方，摆脱了旗政，服服帖帖地变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据说贡王驻京当差的时候，交游极广，除了和一些满清的权贵们过从极密外，他还和严复(《原富》的译者)、梁启超、吴昌硕这些学者画家们，也有很深厚的交谊。他每年一定要由旗内运来大量奶制品分赠给这些人。

他常年写字作画的湖笔，都是严复送给他的。他通过这些人的介绍，结交了一批宦途蹭蹬落拓江湖的江南名士；他在旗内推行新政和倡导内蒙古独立等一些主要措施和计划，多一半是他们运筹帷幄代为策划的。

他们以耶律楚材仕于元、韩德让仕于辽自拟，很想协助贡王作出一番“复兴蒙古的伟业”，以伸壮志。

十数年前，笔者曾在喀喇沁旗王府贡王书房的废纸堆中发现他们当年往来的信札，其中有上款写“乐亭贤王”、下署“知名谨叩”的由上海寄来的一封信，笔迹遒劲，文亦古老，信里有这样几句说，“支那已不足恃，文王已百里兴，吾王好自为之，必大有可观之处……”。

最后还写着“如赐テカツ (日语，即信)请寄上海××路××号××转”等字样。从这封信的语气看，肯定他是贡王的一位幕宾，以日本话作隐语，也可能是一位日本留学生。

我们知道吴绶卿先生(吴录贞)是贡王最折服的一位好朋友，常年间有不断的书简往还，贡王有些事都要和他研究决定。当吴绶卿先生随肃亲王善耆阅边，到达喀喇沁王府以后，显出他们特别亲近，贡王在自己的卧室里款待，把酒夜话，吴绶卿先生曾酩酊大醉，临出门的时候，就倒卧在外边的台阶上。

翌日贡王亲书“吴绶卿醉卧处”六字，召匠人刻在台阶的右侧，现在铭刻犹存(有照片)，人物已杳，仅能供人凭吊，从而使人回忆到当年他们之间的友情纯笃。

有人说，贡王在民国初年曾参加过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也有交往，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太平街喀喇沁王府访问过他几次，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刊印出来的初期同盟会会员名单中，也有贡桑诺尔布的名字，事实证出贡王曾是同盟会会员。

但是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中，究竟有哪些贡献，起过什么作用，他对于革命所持的态度如何，关于这一方面的材料，我们还没有掌握到一点，不敢妄加推断，只好待诸异日，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贡王任蒙藏事务局及蒙藏院总裁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一九一二 —— 一九二八年)，在这一个漫长的岁月里，北洋军阀政权的本质虽未改变，但在人事方面有频繁的变迁，袁世凯以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相继为大总统或执政，可是贡王的蒙藏院总裁一职，始终是安若磐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他跃居于蒙古王公中的第一把交椅，位高望重，领袖群伦，表面上好像很活跃了一个时期，但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袁世凯时代的蒙藏事务局，统由袁世凯的亲信、以熟悉蒙情自居的副总裁姚锡光包办一切，贡王虽负总裁之名，实际上也不过一个尸位素餐的“牌位”而已。

姚锡光去职后，他大权独揽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创办一所因经费不足时有断炊之虞的蒙藏学校，很勉强地可以说是他的“政绩”，但不能掩饰他由于滥用私人卖官鬻爵的恶劣行为所引起的各蒙旗的普遍反感。

如用“随人碌碌，乏善堪陈”的这句旧话来形容，可能是恰如其分。

贡王晚年的生活更为凄惨，他薄有的私蓄，都被那位神通广大的福晋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道胜、正金两银行的债务象两座大山一样地压在他的头上，使他周转不灵，一筹莫展，只好纵情诗酒，借以排遣。

他常和陈半丁、宝熙、罗振玉这些人打交道，有时也出入于 “青云阁”(在北京廊房头条)与李恩本等(文士曾任蒙藏院秘书)下棋饮酒，在兴之所至的时候，还要捧一捧鼓姬王凤友，在八大胡同里也看到他的踪迹。

这种迷恋于歌扇舞袖的行径，和他当年为了建设地方驰骋在喀喇沁草原的奕奕风采两相对比时，颇使人有“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之感。

北伐后，为了生活问题，又当了一任蒙藏学校校长，因学生反对而辞职。从此忧郁成疾，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秋患脑溢血死于京邸，时年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