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钟麟：记蒋雁行任“绥远都统”期间的几件事（中）

记蒋雁行任“绥远都统”期间的几件事（中）

关钟麟

收编卢占魁的详细经过

卢占魁在一九一六年的前半年，曾纵横晋绥陕甘四省，由山西杀虎口到甘肃吴忠堡的长城内外，到处都插满了“独立队”的旗号。声势不下于一九一三年起事到—九一四年八月失败的“白狼”。

由于卢占魁的队伍是一支蒙汉联军，主力都参加过外蒙独立，并且卢本人是辛亥革命时光复丰镇的张占魁(小状元)的部下，受到山西同盟会会员续桐溪和弓富魁等人的很大影响；到陕北陇东又接纳了高石秀和张九才这些“哥老会”的“龙头”，还从那里带回一个假皇帝大耳六吉。内部组织和跟外边的联系，都很错综复杂。

他重返后山以后，不仅引起当时南北实力派系的注视，好多在政治上失意和生活上没有着落的文人，也把参加卢占魁的“独立队”，认为是一条很有前途的出路。除了李际春第四支队的下级军官同卢部打成了朋友，连潘矩楹时代的归绥县知事薛维庠(养田)的科长和收发主任，也出现在卢占魁的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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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胡大才上蒋雁行条陈，底稿存内蒙古图书馆。

② 蒋雁行给冯国璋的信稿，现存内蒙古图书馆。

从一九一五年冬天到一九一六年秋天，卢占魁的部队连续和好几个省的北洋政府军队作战。从陇东回到后山，农民快要收割田禾，眼看冬季来临，官兵都不想在冰天雪地中继续打仗，同时国内的“二次革命”已经结束，北方处于张勋复辟前的稳定状态。

卢占魁经过崔永胜在黑牛沟的败绩，知道夺取归绥有一定的困难，占领归绥以后能否坚守，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很需要暂时停顿下来，进行休整，并且观望时局如何演变，以决定下一步行动。所以南怀义神甫和王同春替双方谈和，很符合那个时候卢占魁部队里边多数人的愿望。

南怀义神甫和王同春是在褚恩荣退回包头以后，特地来归绥向蒋雁行提出收抚建议的。他们并且到同兴公见了卢占魁，传达了蒋雁行的诚意。以后由武川西区大地主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让西区另一个大地主孙板达子陪着卢的代表锦福(归绥麻花板土默特旗蒙人)到达包头，和蒋的参谋处长周良材进行初步谈判。

过了一九一七年春节，孙板达子又陪同锦福来到归绥，随行的还有卢占魁另外两个代表，一个是给归绥县知事薛维庠当过收发主任的河南人张静山，另一个是河南人王忠义。他们来到归绥被安顿在旧城小东街“宴美园”(即现在的大观剧场)对过的天津人兰竹坡所开的“绥远饭店”，由蒋雁行的副官处长张凤朝亲自担任招待，进行了正式协商。

经过十几天，最后决定把卢占魁的军队收编为绥远游击骑兵旅，归蒋雁行所兼的绥远警备总司令直接指挥，并向北洋政府请准二十万元，做为招抚和裁遣费用。由警备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周良材、副官处长张凤朝、中校参谋索景斌和少校军法官刘景桥组成一个点编委员会，我因索景斌的推荐，并经周良材和张凤朝的同意，由蒋雁行委任为这个委员会的文案。

点编卢占魁部队的委员，于阴历二月初二那天随蒋雁行离开归绥。都统由锦福等领着骑马先行，我和两个书记坐着一辆二骡轿车由都统署的兵和卢占魁的兵保护着跟在后边，车中带着二十万块“交通银行”现钞，一万多张印好的“免死证”和给卢占魁从北京定做的蓝色毛呢陆军少将制服。此外还有三颗官印，编制的是“绥远游击骑兵旅”，但是发的印是“统领”和左右分统，至今我还弄不清是什么原因。

我们头一天驻武川县城，第二天驻乌兰不浪，第三天就到达黑窖洋堂。后山一带经过一九一六年一年的“独立队”和官兵骚扰，农民逃亡的很多，好多地主和买卖字号的“牛犋”，都成了没有人住的破塌圐囵，但是城镇的商人和传教的外国人，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出归绥过了蜈蚣坝，就进入卢占魁控制的地区。

当时附属于卢占魁的队伍很多，自称“统领”的就有四五十个，所谓“大青山两狼山后及沙拉木里河、托城、和林、清水河一带，匪势丛集”①，并不浮夸虚构。蒋雁行只是把卢占魁收编为旅长，由张耀(喜神老四)和武得功(格尔济老五)担任团长，称左右分统。

我记得张耀的三个营长里有段成功(二长条)和白彦山、武得功三个营长里有巴音豹和谢子晋(河北人)。

卢的旅部参谋长是张静山，副官长是锦福，由给归绥县知事薛维庠当过科长的山东济宁州人李子材担任文案。全旅共编制了一千五百多官兵，弓富魁、高石秀和赵有禄等，都分别由蒋雁行聘为都统署的参议。

卢占魁的就职典礼，于阴历二月中旬在黑窖洋堂隆重举行。事先由索景斌给卢占魁和两个团长教了接印的陆军礼节，并由兵们给筑起一座五尺高的土台，上边搭着红蓝布彩棚，两边插着五色国旗，都是从包头的“大行”(商会)借来，褚恩荣还给派来一队号兵。

卢占魁脱下大绒皮袄皮裤，把辫子压在制服里边，戴起插有“扫天翎”的将官军帽，拄着指挥刀，穿着马靴登上“将台”，军乐奏起，台下两千多兵也都停止了喧哗。蒋雁行代表北洋政府监誓，给官兵们讲了话，卢占魁没有表示什么，我看见他“感慨”得流下眼泪。黑窖洋堂的外国人，用摄影机照了好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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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胡大才上蒋雁行条陈。

卢占魁就职以后，蒋雁行就带着周良材和索景斌等回了包头，临行卢占魁挑出三四百服装相同的兵，排成仪仗队欢送，我来时坐的那辆轿车，载了一整车卢送给蒋的礼物，大烟土用装步枪的大木箱盛着。蒋走了以后，副官处长张凤朝和军法官刘景桥，带着我们三个办公事的文职人员，在黑窖洋堂住了一个多月，又随着卢占魁的旅部经高台梁开进后套，到了狼山底下的乌兰脑包镇。

那里有一个能驻一旅队伍的营盘，是一九一三年萨拉齐知事王建屏和后套大地主王同春因为防堵外蒙军队南下给山西陆军第一师孔庚的队伍修建的，卢占魁的人都住在那里，事先由王同春派人给修葺粉刷得焕然一新。我们点编委员会的人，则住在包头广恒西毛店设庄在乌镇的柜上。

北洋政府发给蒋雁行招抚编遣卢占魁部队的二十万块钱，据我所知只用去一半。原先按统领一万、分统八千、营长五千进行招抚，未列入编制的按军官一百元、士兵二十元遣散，马匹也按官价二十元收买。款项都由张凤朝经手，我和两个书记只造箕斗册子，究竟张凤朝把款项如数给了卢占魁和他的左右分统以及六个营长没有，那就不得而知了。

绥远游击骑兵旅的编制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余有七八千人都在裁遣之列，但是这七八千人并没有解散，连武川县长王朝烈收编的达赖公的部队，后来也拉到乌兰脑包附近。当时卢占魁所属的各个“独立队”，有的把遣散费领去，有的干脆就没呈报名册，完全听张静山和锦福的陈述，张凤朝根本不敢也不愿在乌兰脑包外边查核。这一笔很大的款项就在互相欺骗的情况下，马马虎虎做了报销。

卢占魁的军队开入后套以后，完全由王同春的“牛犋”给支垫粮草。至于饷项也不成问题，因为卢占魁的人从陕北陇东转了一圈，打开不少殷实的商镇堡寨，每个兵都是满载而归，甚至有一两匹空马驮着元宝烟土和值钱的衣裳，三年五载不发饷也足够零花。

所以卢部自从收抚以后，纪律保持得很好，有的穿上军衣，有的仍穿着便衣，都拿出资本和农民大面积地伙种起鸦片。张凤朝和刘景桥回了归绥以后，两个书记为了贪图那里的酒食招待，央求我多在乌兰脑包呆一个礼拜，鸦片快要开花的时候，他俩还没离开那里，我只好一个人带着公文回来办理交待。

卢占魁在乌兰脑包时，各方面派遣举荐去的人很多。弓富魁和赵有禄，也以都统署参议的名义，穿着军衣在归绥、包头两地，展开了联络应酬。他们跟蒋雁行和褚恩荣的军官，成天在一块吃喝玩乐。

我没有见过高石秀，因为我们到乌兰脑包以前，他和张九才带着那个大耳朵活佛，从后套过了宁夏。我在乌兰脑包时，还发现归绥新城的李春秀把他的军需长明文达，经索景斌介绍给白彦山担任了书记官，钻到卢占魁的队伍里搞满族宗社党的政治活动。

宗社党活动与王培焕独立

归绥的新城，居住的多是满民，所以是清宗社党在长城口外的一个活动据点。早在一九一二年秋天，已经发表了张绍曾为绥远将军，但是还未到任的时候，就有如意(外号雪花如意)、瑞寿(外号叫麻瑞寿)、文贵和瞎彪子等地方无赖，受宗社党人鼓动，想在新城起事。

他们利用辛亥革命时西安屠杀满城的民族仇恨，在山神庙秘密集合起好多年轻浪荡子弟，企图让新城满营的四个营长，即步兵第一营营长阿克敦、步兵第二营营长宁双安、骑兵营长李春秀和炮兵营长赵嵩秀，胁迫代理绥远城将军堃岫和回到新城的前科布多参赞大臣英秀、前达尔巴哈台领队荣昌(英秀和荣昌都是归绥新城的旗人)等满族上层人士在绥远宣布独立。如果北洋政府出兵，即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联合起来对抗民国。

那时新城四个营的官兵，一到夜晚即离开各自的营盘回家休息。我父亲阿克敦有一天正在睡梦之际，被一伙手执刀矛的年轻人从墙上跳下叫醒，让他穿好衣裳跟上他们去议事。堃岫在将军衙门闻变，派人把英秀和荣昌等人请来商量，决定赶快让客军协统李星阁出兵弹压。

队伍由大教场从西门进来，在鼓楼上架设了机关枪，跑步到东北城角，即把山神庙包围。雪花如意一看机谋泄露，从城墙上跳出逃跑，其余的人都被扣捕，陈瑞寿、文贵、瞎彪子等三人而外，均取保释放。后来堃岫把这三个人交给张绍曾处理，张也没有加以深究，于一九一三年春节以前，便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宗社党在绥远第一次的起事，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