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企图用假币掠夺中国财富，戴笠以牙还牙，彭老总却另有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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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东条英机向陆军军火管理局总部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大量生产中国货币。东条英机希望利用假币扰乱中国经济，从而破坏中国其他领域的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除了真刀真枪的战斗之外，以假货币为主体的无硝烟战争也开始了。

东条英机旧照片

假币大量出现

陆军接到任务后，要求军火管理局本部法人研究所负责假币的研制。这对于诺里研究所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工作，因为研究所一直主要负责一些秘密武器的研发。比如毒气弹等。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登湖研究所所长山本宪藏多次入关，利用各种手段刺探有关中国货币的信息。

当时，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法定货币，由美国和英国的三个纸币公司联合印制。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不仅如此，山本宪藏还很快发现中国法定货币的防伪标记简单，主要是水印和暗记。美国可能是觉得防伪安全性不够强，所以在中间的肖像上添加了红色和蓝色的丝线。

一般来说，这三种防伪标志都很容易被仿制。

在了解了中国法定货币的情况后，山本宪藏找到井上元生，请求他加入到制造假币的行列中来。

井上元生是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钱币专家，多年来一直深耕防伪货币领域。山本宪藏从这个人那里得知可以制造中国法定货币的确切消息后，又找到了国内其他的货币制造商，请他们帮助井上元生尽快复制中国法定货币。

登户研究所办公室内部

很快第一批假币就印出来了，但这批假币并没有流到中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决定放弃对假币的战争，但山本宪藏最初选择了面值5元的中国法定货币。不幸的是，当井上源之之让大家印了一堆假的5元法定货币时。后来，中国的间谍突然传回消息，5元法定货币将不再流通。

这虽然推迟了日本法定货币引入中国的时间，但却为德仁研究所生产其他面额的中国货币提供了准备时间。

随后，山本宪藏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要求井上元生等人直接仿制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面额的法定货币。

日军生产的假钞

日军伪造的假钞1939年11月，印制第二批假币。这批假币与真钞其实很难区分。为了尽快打响中国的假币战争，山本宪藏没有征求井上元生等人的意见，就直接将假币投入了中国市场。

但这批假币几天后就被银行发现了。山本宪藏很困惑。通过了解，他意识到假币印出来之后，肯定是“旧”的。毕竟货币要流通，难免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每枚硬币不可能完全相同。

山本宪藏是制造假钞的罪魁祸首

吸取教训后，山本宪藏收回了假币，耐心等待研究院分批老化。只是这种旧版假币依然逃不过专家的法眼。与井上源之交谈后，井上源之说道：

“虽然采用照相雕刻技术生产的假币制作速度很快，但对于那些从小就开始收藏钱币的行家来说，还是能够辨别真假钱币的。如果想要追求更仿，就需要采用雕刻制版技术，但这种技术制作假币的时间和成本远高于照相制版技术。”

日军最初使用的是照相制版技术

山本宪藏听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雕刻制版技术。他召集了财政部的两名雕刻技术人员，让他们按照1：1的比例复制了中国法定货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直到1941年11月，一批形似真品的假法币终于生产出来。

这批假币和之前用照相凹版技术生产的假币全部运往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掸社”。该机构的负责人是坂田征盛。 1939年以来，他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0多个分支机构，专门负责孔寄假币的发行和流通。

采用雕刻制版技术印制的假钞更加逼真

戴笠针锋相对

日军企图利用假币掠夺中国财富的行为很快就被国民政府注意到，立即采取了两项应对政策：一是严禁假币流通，对出售假币牟利的行为严惩不贷。 。 ;

其次，戴笠带头组织“敌对经济作战室”伪造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国储备债”，以假乱真，以牙还牙。

戴笠接到这个任务后，组织军事指挥员与美国和英国的造币公司密切合作，花巨资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钞设备，并在歌乐山建造了造币厂，重庆.

中华民国印钞厂

“硬件”条件具备后，戴笠找到了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对日本特别熟悉的经济学家邓宝光。他带头组织一批技术工人进入造币厂，在当时的日占区铸造。流通中的所有假日本纸币。与日本的山本宪藏一样，邓宝光也发现假币很容易被识破，并制造出足以迷惑人眼的假币。国民政府通过这些假币，极大地影响了日伪政府和日占区的经济，最终迫使汪伪政府赎回面值10元的“中华储备债”。 1943年停止。

中华民国时期的货币

军方印制的假钞

这次选举对“中储债”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为了挽回声誉，汪伪政府不断发行新币。但问题是，当时邓宝光和军统已经和周佛海在一起了。

汪伪政府一发行新币，周佛海就把印好的邮票卖给军统。结果，无论王伪政府如何兑换纸币，市场上的货币都是真假钱币混杂，难以辨别。

彭老总还有一个绝招

戴笠通过设立印刷机来将假货与假货进行匹配，但我军并没有这么做。根据《中国军事经济史》：

“仅电湖研究所就伪造了超过40亿元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其中至少有近30亿元人民币投入市场流通。大约五分之一的假法定货币流入了根据地。”

日军曾大量印制假五元纸币。

此外，1940年，日军在中国北方公开发行、运送伪造的河北钞。而这种行为后来又得到了强化，根据《山西金融志》的内容：

“仅在济南区大名县以南的抗日根据地，流通中的假钞就占到市场货币流通量的70%以上，而流通中的五角钞大部分都是假钞。”

除了《山西金融志》之外，《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还记录了日军在我军根据地推销假钞的活动。

济南纸币也被日军伪造。当时许多五美分的钞票都是假的。

自从1940年根据地首次发现假钞以来，中央政府就开始研究对策。同年9月，彭老总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表示：

“一般来说，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总量，全人口每人不得超过三元。”

这种限制方式有效解决了假币的供应问题。不仅如此，彭老总还在敌后根据地牵头成立济南银行，并经营该银行发行的济南票，作为冀南及太行山周边地区相当稳定的本位货币。

济南银行发行的各种面额纸币

考虑到不同根据地的金融需求，彭老总“限制货币配额、发展稳定本位货币”的方法在防止假币涌入方面显示出良好效果后，各主要根据地也发行了自己的本位货币。

当然，这种方法只是一种技术性和针对性的做法。真正打赢货币战争，必须依靠稳定、完善的产业支撑。因此，当时我军根据地也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鼓励人们发展农业、工商业。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中央还提出，如果有人能够生产只能从沦陷区进口的商品，中央政府将给予贷款，支持该商品的生产和推广。

对于只能经营农场的农民，国家还成立了合作社，规定只要农民加入合作社，就必须按照自己拥有的股份数量获得分红。这使得根据地的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根据地农民可以加入合作社

在工业逐渐走向稳定的同时，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也在独立行动。

有人打击造假犯罪；有人打击造假犯罪；有的严格控制货物进口；有的详细教群众如何辨别真假货币；有的宣传假币的危害，同时制定并推广“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在根据地军民的努力下，根据地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恐慌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逐渐消退。

假货VS假货VS限量三元

在处理假币问题上，彭老总和戴笠哪个更好？我个人认为彭老总的“三元极限”更加稳定和长远。

彭老总提出“三元限额”法

戴笠的假币战术严重损害了日伪政府的经济，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军生产假钞的问题。当时的情况可以概括为：国民政府与日伪政府“互相伤害”，争夺的是谁能坚持到最后。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武将们可以不断地从周佛海那里得到印有钞票的新邮票。这就导致日伪沦陷区和国统区钱币真假混杂。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会误判他们。最后，该地区的真正硬币被误解了。假币仍在流通，继续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戴笠将假币视为“赚钱的方式”

承担起伪造假币任务的戴笠，将假币视为“生钱之道”。他用真假硬币混杂购买了国统区紧缺的黄金、棉花、粮食等物资，运到国统区黑市高价出售。

同时，使用成本币，武将的俸禄相当高，武将的规模也相当大。反正那个时候真假钱币已经很难辨别了。俊童和戴笠最初“明知手里有一把假币，却试图假装它们是真币”。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国外印制的法定货币无法再从香港进入中国，国民政府开始自行印制法定货币。

国民党政府后来开始印制自己的钞票

中央政府不再对铸币进行任何限制，继续印制假币，并开始疯狂铸造新的真币。总的想法是，真币越多，日军混入的小假币就根本没有作用。

于是1944年7月，重庆印钞厂印制了1890亿法币。虽然日军也将40亿假币投入市场，但基数太小。就像一勺水倒入大海一样。海平面高度 根本没有移动。这种疯狂印钞，直接导致了国统地区的“恶性通货膨胀”。虽然国民党政府也试图想办法调节环比通货膨胀，但各种方法的效果确实有限，最初对国统地区的通货膨胀没有太大影响。影响。

民国时期通货膨胀严重，工资都得装袋了……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是国统区物价飞涨。例如，1939年桂林煮盐的价格为0.369元/斤，但1945年同样产品相同重量的价格为32.659元。 ，价格直接上涨279.14倍。

但彭老总的“三元限行”是应对假币泛滥的基本办法。由于每个人能持有的流通货币数量是有限的，无论有多少假币进来，也很难全部在市场上流通。

中华民国时期发现的假钞

这就像扑克牌游戏中的“吹牛”一样。如果将三副扑克牌洗在一起，其中只有 12 张“A”。如果出牌算数，已经知道数字的玩家会打“A”，而打出的牌数是11张，所以如果下一个玩家声称自己有2个“A”，则必须有一个“A”是假的。

为了配合这种方式，彭老总还成立了一家银行来发行自己的本位货币。如果本位币的发行稳定、清晰，其他货币的流通和使用就会受到影响，这也会导致根据地的假币流通逐渐受到抑制。

几张民国时期的伪钞

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生活在中国，人民币是我们的默认货币，每个人都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如果买家此时只携带美元，他肯定无法进行交易。

如果需要交易，买方必须去银行，而银行、卖方和公众肯定会对买方使用非标准货币产生印象。一旦发现买家使用假币，将直接针对。逮捕。

但这种技术手段对于根据地来说很难彻底赢得货币战争，因此根据地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等政策。如果根据地的工业发展起来，根据地能够尽量避免从外面购买物资，那么交易的数量就会减少，从而减少假币在根据地流通的可能性。

让根据地尽可能减少物资进口，有利于击败使用假钞的日军

总之，以彭老总“三元限”为先兆，加上根据地严格公布各种良性营销政策，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不像国统区100元差不多只能买两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