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刻书述略

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官府刻书机构可以分为行政机构、监察机构、文化机构和军事机构四类。

（1）布政司。康熙三年（1664），大顺军李来亨部被剿灭，湖北局势安定。康熙六年（1667），湖广布政司分为湖北和湖南布政司。第七任湖广布政使徐惺于康熙初年刻印《横江词》一卷，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布政司刻书。布政司的刻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例如光绪元年（1875）刻印《鄂省丁漕指掌》十卷，又如光绪三年（1877）刻印《洗冤录详义》四卷、《摭遗》二卷、《遗补》一卷。

（2）道员衙署。清末“新政”之前设置的道员有湖北督粮道（后改为分巡施鹤道）、湖北驿盐道（后改为湖北盐法道）、分守武昌道（后改为分巡汉黄德道）、分守安襄郧荆道和分守上荆南道（后改为分巡荆宜施道）。上述道员衙署均有刻书，例如乾隆五年（1740）刻印《湖北下荆南道志》二十八卷，乾隆十一年（1746）分守安襄郧荆道员、湖北按察司佥事王概刻印《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二卷附《图》一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湖北盐法道衙署刻印《诗经集传》八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印《岑襄勤公奏稿》三十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北督粮道衙署刻印《谭中丞奏稿》十二卷。

（3）知府衙署。湖广布政司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和施南十府，归州和荆门州先后升为与府平级的直隶州。上述衙署均有刻书，例如顺治五年（1648）武昌府衙署刻印《小学句读记》六卷，同治七年（1868）汉阳府衙署刻印《忠孝录》一卷，康熙二十四年（1685）黄州府衙署刻印《黄州府志》九卷，康熙五年（1666）德安府衙署刻印《德安安陆郡县志》二十卷，康熙八年（1669）安陆府衙署刻印《安陆府志》三十六卷，顺治九年（1652）襄阳府衙署刻印《襄阳府志》三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郧阳府衙署刻印《湖广郧阳府志》四十二卷，同治五年（1866）宜昌府衙署刻印《宜昌府志》十六卷，道光十四年（1834）施南府衙署刻印《施南府志》三十卷，嘉庆十四年（1809）荆门州衙署刻印《荆门直隶州志》三十六卷，嘉庆二十二年（1817）归州衙署刻印《归州志》十卷。

（4）州县衙署。湖广布政司领六十县、七散州（后改为一直隶厅和六散州）和一散厅，兹不一一赘述。州县衙署均有方志刻印^[1]，例如沔阳州衙署于乾隆五年刻印《沔阳州志》三十卷，鹤峰州衙署于乾隆六年（1741）刻印《鹤峰州志》二卷。

（1）总督衙署。康熙十三年（1674），川湖总督分为四川和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年（1904），湖广总督兼理巡抚事。第三任湖广总督徐国相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印的《湖广通志》八十卷、《图考》一卷，是已知最早的湖广总督衙署刻书。此后历任总督刻书渐多，三次担任湖广总督的毕沅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毕氏灵岩山馆的名义刻印了《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和《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等。

（2）巡抚衙署。顺治二年（1645）始置湖广巡抚。雍正元年（1723），湖广巡抚分为湖北和湖南巡抚。光绪三十年（1904）湖北巡抚被废除。第十八任湖广巡抚杨素蕴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印的《见山楼诗集》一卷、《文集》一卷，是已知最早的湖广巡抚衙署刻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湖广巡抚刘殿衡刻印御制书籍，并拟建一座御书楼用以庋藏制书，可见当时刻书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

（3）按察司。康熙三年（1664）湖广按察司分为湖北和湖南按察司。宣统二年（1910），湖北按察司改为湖北提法司。第八任湖广按察使丁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印的《词苑丛谈》十二卷，是已知最早的湖广按察司刻书。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按察司铅印《老子解》二卷，此后一段时间刻书和印书并行不悖，例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按察使龙锡庆刻印《范忠公全集》五卷。

（4）狱局。清代监狱一般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并无专设衙署之例，结合该衙署以“局”为名，可以推断狱局为清末“新政”的产物。湖北狱局存在时间较短，刻书仅见以下数种，即同治十年（1871）刻印《大清律例汇编便览》四十卷、《督捕则例》二卷、《五军道里表》一卷、《三流道里表》一卷。

（1）学政衙署。顺治二年（1645）始置湖北提学道。康熙三年（1664）湖北和湖南提学道合为湖广提学道。康熙三十九年（1700）湖广提学道改为湖广提督学政。雍正二年（1725）湖广提督学政分为湖北和湖南提督学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北提督学政改为湖北提学使。第五任湖广提学道魏学渠于康熙十一年（1722）刻印的《楚辞笺注》四卷，是已知最早的湖广提督学政刻书。清代中期，学政衙署的刻书活动逐渐归并到其下辖的武昌府学；清代末期，武昌府学和官办书院均可作为湖北提督学政的刻书机构。

（2）各级官学。府、州、县三级官学均有刻书，例如武昌府学于同治四年（1865）刻印《济世良方》六卷、《补遗》一卷，沔阳州学于光绪二十年（1894）刻印《忠武祠墓志》七卷附首末各一卷，孝感县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印《文选通段字会》四卷。另外，荆州将军下辖的荆州驻防八旗翻译总义学也有刻书，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印《清文总汇》十二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印《孙吴武经》四卷。

（3）崇文书局。同治六年（1867），武昌府衙署开始以湖北官书局的名义刻印书籍。同治初年，湖北士人张凯嵩等创立楚北崇文书局，亦称“湖北崇文书局”；同治九年（1869），湖北官书局和楚北崇文书局合为官督商办的武昌崇文书局，亦称“湖北书局”或“武昌书局”。光绪三年（1877），武昌崇文书局改为湖北官书处，简称“鄂官书处”“鄂官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湖北官书处被废除。或谓崇文书局刻书数量为539种^[2]，这一统计的不足之处在于：①漏收问题，例如光绪十四年（1888）刻印的《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补编》一卷、《续编》一卷等，都不在其列；②误收问题，即楚北崇文书局刻印的《小学集解》六卷、《小学辑说》一卷等12种书籍。

（4）通志局和舆图总局。通志局和舆图总局均为清代末期湖北官府为了修纂和刻印地方文献而创设和管理的机构，进入民国时期，湖北通志局和舆图总局合为湖北通志馆。湖北通志局刻印《经辽疏稿》十卷、《湖北金石志》十四卷和《湖北通志》一百七十二卷附首末各一卷，湖北舆图总局于光绪二十年（1894）刻印《湖北舆地记》二十四卷。

（5）学务公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北学务处改为湖北学务公所。进入民国时期，湖北公务学所被废除。学务公所存在时间较短，刻书仅见一种，即宣统二年刻印《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另外，学务公所下辖的各级劝学所也有刻书，例如黄州府劝学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印《学堂歌笺》一卷。

军事机构刻书虽然较少，却也自成体系：①明制遗留下的卫所，如荆州卫所康熙十二年（1673）刻印《荆州卫志》一卷；②荆州将军衙署，如光绪五年（1879）刻印《荆州驻防八旗志》十六卷；③长江水师提督下辖的汉阳总兵衙署，如光绪三年（1877）刻印《峡江救生船志》二卷；④湖北提督衙署，如道光十六年（1836）湖北提督罗思举刻印《急救良方》一卷。

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家塾刻书具有两大特点：①分布范围遍及湖北所有州县，而且刻书数量巨大，例如《湖北家谱总目》著录176种清代湖北刻本家谱；《清代家集叙录》著录135种湖北家集，其中20种被确认为刻本；②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的家塾刻书追求精善，涌现出不少刻书大家，略述如下。

（1）沔阳卢氏兄弟。卢靖和卢弼出生在书香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四世均为塾师；清代末期沔阳刻书蔚然成风，陆和九的木犀香馆、李世勖的銕香室等为卢氏兄弟作出了表率。卢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民国十二年（1923）刻印《慎始基斋丛书十一种》，卢弼于民国二十年刻印《沔阳丛书十二种》，兄弟二人合作刻印《湖北先正遗书七十五种》。

（2）武昌柯逢时。柯逢时，字懋修，号逊庵、巽庵、翼庵、息园、钦臣，光绪九年（1883）进士，起家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藩抚大吏，光绪三十四年（1908）授浙江巡抚，未赴任。柯逢时以“武昌柯氏”“柯氏息园”“武昌医学馆”等名义刻印医书和湖北地方文献，光绪三十年（1904）至民国元年（1912）刻印的《武昌医学馆丛书八种》九十六卷尤负盛名。

（3）宜都杨守敬。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老人，初名“恺”，谱名开科。杨守敬以藏书、读书、著书和刻书为平生志业，又先后在黄冈县学、黄州府学、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勤成学堂和存古学堂担任教职。杨守敬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和旧史舆地之学，其刻印的书籍多与两者相关，例如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在黎庶昌指示下刻印《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二百卷，又如光绪三十一（1905）年以“观海堂”名义刻印《水经注图》四十卷、《补》一卷和《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补遗》一卷。

另外，嘉鱼孔氏桧荫山房、嘉鱼刘氏龙江楼、黄梅梅氏慎自爱轩、汉川田氏对古楼、江陵郑氏友竹斋和熊氏退补斋均有善本佳椠存世。汉阳叶氏——叶志诜、叶名琛和叶名澧父子三人——刻书虽然精妙绝伦，但是其刻印地点均在广东。

湖北坊肆刻书萌芽于宋元时期，成熟于明代末期。进入清代，书坊的区域分布更加广泛，像明代魏氏仁实堂那样的家族书坊也日渐增多（见表1）。以下各书坊所刻书籍，限于篇幅，此不赘举。

表1 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书坊举略

除去与刻书活动无涉的教会书院外^[3]，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有明确记载的书院有175所。书院刻印书籍的部类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教参书籍。教育生徒是书院的首要功能。清代末期，在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湖北书院的刻书活动兼顾举业和新学。武昌府城两湖书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印《劝学篇》一卷，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印《日本东京府师范学校章程》一卷，均为教学内容提供了参考。两湖书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印《孝经六艺大道录》一卷，兴国州城叠山书院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印《春秋四传诂经》十五卷，均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直接材料。下文所述书院文献和地方文献，也可以看作教学之余的课外读物。

（2）书院文献。首先是书院史志，例如紫阳书院于嘉庆十一年（1806）刻印《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八卷、卷首一卷，黄州府黄冈县问津书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印《问津院志》六卷附首末各一卷，武昌府城江汉书院于光绪初年刻印《江汉书院志略》四卷、《序目》一卷、《附记》一卷；其次是书院档案，例如武昌府城经心书院于光绪十七年（1891）刻印《经心书院题名记》，两湖书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印《两湖书院算学课程》二卷、《附录》一卷，宜昌府城墨池书院于道光中年刻印《重修墨池書院章程》一卷，麻城书院于光绪八年（1882）刻印《麻城书院学宫田亩汇册》一卷；最后是书院课艺，即考课书院生徒经艺的答卷，例如江汉书院于道光三年（1823）《江汉书院课艺》一卷，经心书院于光绪二年（1876）刻印《经心书院经艺》一卷，黄州府城经古书院于光绪十七年（1891）刻印《黄州课士录》八卷，两湖书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印《督部堂张两湖书院正学堂年终大课题》一卷。

（3）地方文献。书院刻印的地方文献又分为三类：①地方史志，例如施南府恩施县麟溪书院于同治三年（1864）刻印《恩施县志》十二卷、卷首一卷；②金石汇录，例如江汉书院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印《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③乡贤著述，例如汉阳府汉川县甑山书院于光绪十八年（1892）刻印《清风遗集诗存》一卷、《杂著抄存》一卷、《附录》一卷和《楚天樵话》二卷。

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的寺观刻书主要有佛教和道家两类，清真寺庋藏的伊斯兰教经典则未详是否刻本。清代的湖北佛寺继承了明代佛寺修纂和刻印寺志的传统，例如宝通寺于光绪八年（1882）刻印《洪山勅赐宝通禅寺志》三卷、《增补集》一卷，玉泉寺于光绪十一年（1885）刻印《玉泉寺志》六卷、卷首一卷。清代湖北佛寺还刻印善书宝卷，例如汉南法慈院义兴堂于光绪六年（1880）刻印《三孝堂》二卷。释太虚于民国十一年（1922）创设武昌佛学院并在武昌办学十七年^[4]。武昌佛学院出于教学研究和法物流通的需要，刻印《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神僧传》九卷和释太虚著述等书籍。汉口同善社是佛教异端先天道的分支，其于民国十三年（1924）刻印《金刚经鋑錎句解》二卷。

顺治年间（1638—1661），武当山藏书遭遇兵燹而荡然无存，刻书活动随之而式微。陋见所及，仅有全真派道士杨常炫于清代初期刻印《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其他道观偶有刻印藏外道经，例如玄妙观住持聂合鼎于同治年间刻印《亦蓬壶诗集》若干卷，汉阳府皇殿于同治十二年（1873）刻印《七真祖师列仙传》一卷，长阳县道德堂住持刘湛然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印《宝录》三卷，黄陂木兰山宫观刻印《木兰观志》十二册。

清代湖北基督教并未得到足够数量的开明士绅支持，长期在社会底层人民中传播福音，因此并未刻印传教书籍^[5]。太平天国作为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而创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六年（1867）在湖北区域活动期间，则将刻书作为传播其思想主张的重要手段。太平天国刻书的规模巨大，却因遭到清代统治者禁毁而存世稀少（如表2所示）。

表2 太平天国湖北刻书简目

为了便于讨论，兹将清代分为顺治年间、康乾时期、清代中期和清代末期四个阶段，并把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合并在一起讨论。

（1）顺治年间。明代末期的“京式本”风格，对顺治年间的湖北刻书影响深远。例如前文所述《襄阳府志》，其最为典型的版面特征是书名和卷数分别刻于单鱼尾的上下，其字体则为横轻而竖重、齐整却稍显呆板的宋体字^[6]（如图1所示）。

图1 襄阳府衙署本《襄阳府志》

（2）康乾时期。康熙初年，湖北刻书已经分化出宋体字和软体字，康熙末年又增加了一种欧体字，上述三种字体主要通过笔画细节予以鉴别（如表3所示）。

表3 三种字体的“永字八法”对比

乾隆三十年（1765），湖北驿盐道员朱椿刻印《湖北郡邑道里图》，其字体符合横笔回锋呈三角形、横竖转折的夹角接近90°等宋体字特征（如图2所示）。前文1.1所述分守下荆南道衙署本《湖北下荆南道志》，总体端正、匀称、灵秀，横笔回锋圆润，捺笔常有波磔（如图3所示），是典型的软体字。黄州府学本《騃园诗集》的欧字向左倾斜，弯折遒劲锐利，部分横笔回锋呈三角形（如图4所示），是典型的欧体字。

图4 乾隆元年（1735）黄州府学本《騃园诗集》

（3）清代中期。乾隆末年的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等积弊，均在嘉庆年间（1796—1820）爆发。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湖北官府刻书，官府通过雇佣拙匠粗工、选择工价较低的宋字等手段节约财政支出，刻书质量大幅下降。例如嘉庆二年（1797）郧阳府衙署刻印的《郧阳志》十卷、卷首一卷，其字体了无生趣，长撇和短撇不作区分（如图5所示），可见刻工的粗疏。私家刻书等而下之，例如嘉庆六年（1801）蕲州陈氏家塾年刻印《竹书纪年》二卷，常有出头和黏连等不规范字形（如图6所示）。

图6 蕲州本《竹书纪年》

（4）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清代末期的湖北刻书出现了精品，原因在于：①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政权覆灭后，长江流域的书籍供不应求，刻工薪酬成倍增加，刻工群体的持续壮大是良工巧匠出现的基础；②同治年间，刻字店铺逐渐成为组织刻工的主流形式，刻字店铺不仅保留了工头制度的优长之处，而且促进了刻工群体的竞争与合作。

图7 楚北崇文书局刻本《仪礼》

图8 影宋本《仪礼》

同治九年（1870），楚北崇文书局刻印《仪礼》十七卷、《校录》一卷、《续校》一卷，颇得其覆刻底本的韵致（如图7、图8所示）。光绪十一年（1885），黄冈县学刻印《诗古微·上编》三卷、《中编》十卷、《下编》二卷、《首》一卷（如图9所示）。其宋体字磅礴大气、古意盎然，版心刻工题署有“陶守廉”，当为陶子麟的长辈。

图10 通志馆本《湖北通志》

民国时期的湖北刻书质量，在清代末期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内部原因仍为湖北刻工群体人才辈出，外部原因则是新式印刷术吸引了逐利性强的书商，从而凸显了刻书活动的文化属性。例如民国十年（1921）湖北通志馆刻印《湖北通志》一百七十二卷（如图10所示），虽为宋字，但是竖笔、捺笔等刀法富于变化，显然吸收了“飞白”“游丝”等书法技艺。

卢前于民国末期撰写的《书林别话》预言刻书二十年内必然断绝，刻书活动在现代中国虽有存续^[7]，但却绝迹于包括湖北在内的广大区域。卢前揭示了刻书衰落的外因“铅椠盛而雕版术日衰”，即新式印刷术带来的冲击；却忽略了刻书衰落的内因，即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1）内因。首先是雕版印刷术的门槛较高：①刻印篇幅巨大的书籍所费不赀，《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采用活字印刷术而非雕版印刷术复制即为其证；②对于篇幅短小或者流传有限的书籍，刻印不如抄录便捷，在难以雇佣刻工的偏远区域抄录甚至仍占主流。其次是刻印造成了文本的损耗：①字画和金石等艺术类书籍有保留原作风神的需要，然而就算采用“写刻”也无法达到摹绘和传拓的还原度；②中古时期的写本书籍“左图右史”，大量书籍插图却因刻印难度高而亡佚，最典型的个案是《山海经图》的散佚^[8]。

再者是雕版印刷术的效率较低：①刻印工期较长，阻碍了时效性信息的获取，明清时期《邸报》《京报》采用活字印刷术而非雕版印刷术复制即为其证；②木质书版质量较重，一般无法进行跨地的重复利用，又因容易损坏而导致书版往往需要经过修复才能进行历时的重复利用。最后是刻印无法适用新学书籍：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提倡新学日益成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然要求。如前文所述，拼音文字也可运用雕版印刷术复制，然而拉丁字母却不同于八思巴字母或满文字母，并不适宜直排阅读。西文书籍即使经过翻译，其中的数学公式、化学符号等内容仍需以拉丁字母表示，科技图表更与雕版印刷术相枘凿。

（2）外因。清代末期，各类新式印刷术陆续传入我国，而其中的石印术和铅印术先后成为大中型书籍的主流复制手段，廉价、便捷的油印术则被广泛运用于小微型书籍的复制。兹就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略述三种新式印刷术的发明和传入。

石印术被奥地利帝国剧作家阿罗伊斯·塞内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于18世纪末期发明，由传教士和洋商于道光初年引进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含有汉字的石印书籍为1825年伦敦传道会本《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汉口传教士于光绪二年（1876）创立圣教书局（RTS，Religions Tract Society），并于光绪十年（1884）率先运用石印术复制宗教书籍中的彩色插图（如图11所示）。

图11 汉口圣教书局光绪十年（1884）

石印本《戒烟醒世图》彩插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是石印术在湖北推广的转折之年，具体表现为：①本年之后，汉口镇的汪日升印书局和景庆义石印局制作的商号钱票，均由部分石印改为完全石印^[9]；②本年由上海迁至武昌的舆地学会，应用技术含量较高的彩色石印法印制地图^[10]；③本年十一月，我国书商自办的景庆义石印局出版了《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二卷。此后不久，石印术不仅被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出版企业——包括但不限于湖北善后局（如图12所示）、湖北官报局、湖北工业传习所和湖北商务报馆——采用，而且不再局限于武汉三镇，走向了咸丰、襄阳、江陵和黄冈等区域。

图12 湖北善后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

石印本《湖北舆地图》四卷

受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发，德国商人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于15世纪中期发明了铅印术，由传教士于16世纪末期引进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中文铅印书籍为1813年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本《若翰所书之福音》The Gospel of the apostle Joh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杨格非（Griffith John）于光绪元年（1875）创立英汉书馆，出版了《新约全书》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等宗教书籍。英汉书馆还频繁承接圣教书局的代印业务，二者的合作乃至归并，持续扩大了铅印术的影响力。光绪中期，湖北的官方出版机构已经运用铅印术出版书籍；光绪末年，铅印术成为湖北区域的报纸和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主流印刷技术。

油印术被美国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于19世纪末期发明，不久后传入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油印中文书籍为光绪六年（1880）竹香馆钞赵之谦原稿本《勇庐闲诘》一卷^[11]。鄂省督抚大吏张之洞堪称开湖北油印之风气者，其创设的存古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油印《修订湖北存古学堂章程》一册，又有新建陆军第八镇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油印吴禄贞《投笔从戎争先赴》一篇，以及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于光绪末年油印各科分教自编讲义^[12][13]。宣统元年（1909）沔阳李氏家塾油印《味芋山房遗集》一卷，是已知最早的湖北私家油印书籍；宣统三年（1911）油印术还被用于印刷连续出版物，即《大汉报》社油印《大汉报》第一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