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荒诞与残酷：帝国与首富之间的恩恩怨怨

△熊熊烈火中的广州十三行

01

清嘉庆六年（1801年）某日，广州伍氏宅邸。

这一天，年仅三十五岁的伍家第二代掌舵人伍秉钧躺在床上，气若游丝，他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

此时，伍秉钧无力地睁开双眼，扫了眼四周的家人，随后将目光定格在了三弟伍秉鉴身上。伍秉鉴心领神会，连忙来到床边，准备聆听二哥最后的嘱托。

然而，伍秉钧显然已说不出话来，只能饱含热泪打量着眼前这个从弱冠之年便跟着自己征战商海的三弟。

此时无声胜有声，伍秉鉴清楚，二哥最放不下的还是家族的基业——怡和行，随即，他眼神坚定地对兄长点了点头。

伍秉钧随之缓缓闭上双眼，伍家上下立刻哭声一片。

从这天起，伍秉鉴接过了父兄基业，开始执掌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

△帝国首富伍秉鉴

依靠怡和行“官商”的背景，伍秉鉴开始大展拳脚，重点发展茶叶出口垄断贸易。在他的手上，凭借品质和信用，怡和行逐渐驰名中外，赚得盆满钵满。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怡和行已成为广州十三行中的第一大行，而伍秉鉴也自然坐上了十三行“总商”的交椅。

不得不说，伍秉鉴确实是个商业奇才，有着超越时代的敏锐商业嗅觉。伍家不光在国内拥有大量金银、田产、茶山、商铺等资产，还广泛投资海外项目，其中就包括美国的铁路、证券以及保险等产业，怡和行甚至一度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已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他曾亲口说过，怡和行的财产总额超过两千六百万银元，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美国首富名下不过七百万银元，说伍秉鉴是世界首富也不为过。

然而，世人只见他人前显贵，却不曾看到他在人后受罪。像伍秉鉴这样坐拥亿万家财的行商，只是依托帝国垄断贸易而生，在权力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

正如外国人亲眼所见：“行商们哪怕见到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怕得瑟瑟发抖。”而见到高级官僚，更是只能跪伏于地，甚至面对面时，目光都不能超过官员官服的第九颗扣子，否则就会遭到毒打。

守着金山银山，却没有保护它们的能力，各种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自然接踵而至，而身为行商之首的伍秉鉴更是首当其冲的大肥羊。

1800年至1843年间，伍家光是捐资便超过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其余私下勒索更是难以统计。

同为行商的潘振承就曾由衷叹道：“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道光六年（1826年），已近花甲之年的伍秉鉴身心俱疲，决意退居幕后，让儿子接班。但就算是如此稀松平常的父子交接，却仍遭到广东海关官员的百般刁难。无奈之下，伍秉鉴只得花费巨资九十万银元上下打点，方才得以退休。

然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悄然来临，一心安享晚年的伍秉鉴终究难以逃离漩涡……

02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而林则徐此行旨在解决鸦片走私贸易。

彼时，鸦片走私猖獗，行商参与其中者亦大有人在，而怡和行又是行商之首，自然成为林则徐的重点查办对象。

于是，林则徐勒令此时的“总商”伍崇曜协助朝廷收缴洋商鸦片，但以往与伍家称兄道弟的洋商在利益面前均拒绝配合。

怡和行虽不做非法生意（但怡和行投资了美国鸦片贸易公司旗昌洋行，每年因此获得巨额分红），但“总商”职责所在，伍崇曜无奈选择花钱消灾，私下承诺赔偿洋商损失，求爷爷告奶奶才搞到了1037箱鸦片，希望借此向林则徐交差。

这一次，林则徐下定决心禁烟，前期已彻底摸排，又岂能被伍崇曜能轻易糊弄，盛怒之下的林则徐当即下令将伍崇曜缉拿。

儿子下狱，已是七十高龄的伍秉鉴不得不亲自前往官府，希望用钱来保释伍崇曜。

此前，伍秉鉴便极力讨好林则徐，帮他寻找西洋大夫治疗多年的疝气顽疾，以提升好感。但此时，林则徐既出于民族大义，同时也瞧不起伍秉鉴这样的商人，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就要你的脑袋！”

随后，林则徐摘去伍秉鉴捐官得来的三品顶戴，令其和另一名行商潘正炜头戴枷锁，前去传讯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并责令道：“若颠地不从，则掉脑袋的就是你自己！”

广州街头，当七十岁的伍秉鉴戴枷游街之时，百姓奔走相告，蜂拥而至，纷纷驻足围观这位坐拥万贯家财、不可一世的帝国首富。而伍秉鉴则一路经受百姓唾骂，颜面扫地。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商人终究与那贩夫走卒无异，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掌握。

伍秉鉴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乃至苦苦哀求，终究还是没能说服颠地。林则徐当然大为不满，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遂放弃行商，直接采取强制措施。

二月十四日，林则徐成功收缴英商鸦片两万余箱，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当众销毁。而伍秉鉴父子在内的行商在经历短暂的牢狱之灾后，也因为仍存在经营商贸以及沟通洋商的价值，终被开释。

所有人都以为事端已经平息，但一年后，就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英国远征军第一批战舰突然出现在广州虎门海域。

就这样，鸦片战争在中方一片仓促惊恐中爆发了。

△广州十三行

03

包括伍秉鉴在内的行商们非常清楚，一旦英国人打赢了这场战争，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地位必然烟消云散。因此，对于这场中英大战，行商们纷纷开始“戴罪立功”，为备战慷慨解囊。

早在开战前，伍秉鉴就带头募捐，行商先是拿出白银十万两，协助水师提督关天培修建拦江木排，以阻拦外国舰队。

此外，鉴于清军水师武备废弛，行商便踊跃出资为清军购置战舰，光伍秉鉴一人就拿出白银一万四千余两，向美国购买一艘战舰。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清军拉胯的战力面前，所有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初六，广东广州城。

在英军的两路夹击下，广州城破城在即。此时的守将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等人见大势已去，遂升起白旗，率军请降。

对于清军的求和，英军开出苛刻条件，其中一条便是中方必须支付六百万两的赎城费。

能够花钱避免丢城失地，地方官员当然愿意，随即一口答应下来。而对于筹措这笔巨款，官员们第一个便想到了行商。

地方官员向行商们下达命令：限期交纳白银两百万两，其中怡和行分摊一百一十万两。

伍秉鉴等行商又岂敢说个不字，只能乖乖交钱。而赎城的银子也并未让官员和百姓高看他们一眼，在官民眼里，万死难辞其咎的行商不过是在为他们里通外国的罪行赎罪罢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方惨败而告终。中英《南京条约》正式签订，光是战争赔款就高达两千一百万银元。

如此大的一笔银子，清廷自然也不会放过行商，十三行被摊派三百万元，其中怡和行须承担三分之一。

面对朝廷无休止的勒索以及里外不是人的窘境，伍秉鉴在当年十二月与美国朋友的信件中便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他这样写道：“若我现在还是青年，我将考虑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但这终究只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

一年后，伍秉鉴病逝。而先他一步逝去的，还有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

《南京条约》约定：“凡有英商等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广州十三行以及行商们也随之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

从始至终，帝国需要的只是兴盛的商业，还有商人创造的巨额财富，至于伍秉鉴这样的商人，他们从未拿正眼瞧过哪怕一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