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屈辱的一次国际会议，中国代表被请出会场，数年后一雪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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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一场重要的国际协商会议在堪培拉举行，各国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南极事务。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此次盛会，其中郭琨是代表团的领队，充满期待地前往。然而，会议开始后，中国代表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

与其他国家代表领到一叠厚厚的文件资料不同，中国代表团手中仅有几张纸，上面勉强写有会议流程大纲。这差距之大让郭琨和他的团队感到无比尴尬。更加令人难堪的是，当会议进入决策阶段时，会场内传来刺耳的木槌敲击声，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凝视着中国代表团。会议主席宣布：“请中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等待投票结束。”在这一刻，中国代表团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他们的眼睛通红，却无法反驳，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投票权。

在会议结束后，郭琨等人被遗忘在了会议室外，一直没有得知最终的投票结果。他们辛苦准备的会议报告似乎毫无用武之地。这次会议，中国成了唯一一支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这种屈辱深深刺痛了郭琨的心。

然而，要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南极条约》说起。

《南极条约》签署于1959年，由英、法、美、苏、日、澳等12国共同制定。该条约宣布南极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各国承诺和平开发利用南极，禁止在南极进行领土扩张和军事行动。此外，涉及南极事务的决策需要全体协商国投票决定，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可以申请加入，成为缔约国。

中国于1983年成为《南极条约》的缔约国，并受邀出席堪培拉会议。然而，条约规定只有协商国才有投票权，而中国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这就是中国代表团被排斥在会议外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在南极科考领域一直是一个相对的新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致力于科学研究，但在南极科考方面却一直是一片空白。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南极考察站，而中国甚至没有夏季考察的条件，更别提冬季考察了。当时，中国连一张南极的地图都没有。

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提交了开展南极考察的报告，将南极科考提上了日程。1980年，中国代表获邀参观了澳大利亚的南极考察站，这次经历让中国的南极科考梦想燃起。然而，由于国际合作的性质，其他国家不承认中国有独立进行科考的实力，这也导致了堪培拉会议上的尴尬场面。

为了摆脱这种屈辱，中国必须在南极建立自己的科考站。1984年，郭琨联合32名科学家，请求国家尽快开展南极科考事业。经过几天的讨论，中国南极科考正式立项。

1985年年初，首批考察队从上海港出发，前往南极。这是一段艰险的航程，充满了危险。船员们早已为了这次科考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们甚至准备好了遗书，表达着对祖国的坚定信念。

南极的气候条件极为特殊，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是极夜，即使在极昼期间也有狂风肆虐。然而，中国代表团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充满毅力地前行。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奋战，抵御紫外线辐射，应对生物钟的紊乱，不断面临着伤病。在建设南极科考站的过程中，郭琨的右脚不慎扭伤，但他咬牙坚持，贴上膏药，继续工作。所有队员都全身心投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扛着重达50公斤的水泥和石子，重复数百次。他们的手套磨破，手上是一道道伤口。

然而，坚韧的毅力和团队协作让他们在45天内完成了钢结构房的建设。1985年2月21日，长城站正式竣工，郭琨成为首任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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