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八大怪”最后一拨儿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关自立口述 李其功整理

整理者手记

84岁高龄的关自立老爷子神采飞扬地对我说：“我的父亲就是老北京‘天桥八大怪’里头的‘赛活驴’——关德俊。”

不同的历史阶段，老天桥有着不同的“八大怪”，通常按历史时期分为三拨儿，第一拨儿是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指穷不怕、醋溺膏（也称处妙高）、韩麻子、盆秃子、田瘸子、丑孙子（也称孙丑子）、鼻嗡子、常傻子八位艺人，侯宝林先生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这一拨儿里说相声的就有四人”（指穷不怕、醋溺膏、韩麻子、丑孙子）；第二拨儿就是辛亥革命之后，有让蛤蟆教书的老头、老云里飞、花狗熊、耍金钟的、傻王、赵瘸子、志真和尚、程傻子；第三拨儿是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人，有云里飞、大金牙、焦德海、大兵黄、沈三、蹭油的、拐子顶砖、赛活驴。（见文津出版社《北京老天桥》）

关自立老先生的父亲关德俊就是最后一拨儿里的“赛活驴”。

“赛活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形式？1951年出版的民俗学者张次溪的著作《人民首都的天桥》中有简要介绍：赛活驴是关德俊的拿手绝技，他扮成驴形，驴背上还背着他的爱妻，爬上三层三条腿的板凳所搭成的旱桥上。这个旱桥虽然十分不稳当，他却能灵转自如，口里还唱着莲花落曲子。

成善卿先生在《天桥史话》中“赛活驴”一节中专门写了一首诗进行描述：“曾扮张果老坐骑，包银不足谋生计；还操旧业来天桥，仍作驴身驮爱妻。脖挂铜铃叮当响，摇尾亮掌又翻蹄，球垫凳腿当木桥，几番上下如履地。二十余载名声噪，绰号人称赛活驴。”

看过当年赛活驴表演且能描述的人恐怕已经难寻，但有一位幼年常去天桥的老人李长荣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他目睹赛活驴表演的珍贵口述实录：天桥的绝技还有“赛活驴”的上桌子，“赛活驴”夫妇两口子都是卖艺的，他们是在三角市场演，为什么叫“赛活驴”呀？他做一个黑衣裳，前面做一个大驴脑袋，加俩木蹄子，他媳妇骑着他。这我亲眼见过。他练是怎么练呢？这是桌子，这桌子三条腿呀，下面有一个碗，他码几条板凳，都有一条腿跨着空，但平衡都找好了的。你要是不蹬好，就摔下来了。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是他媳妇骑着他先在场子绕一圈，两前腿一抬，站在上面，然后下来，先要钱。（岳永逸著《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

口述者关自立

一 我父亲是天桥独一份儿“先托杵”

过去天桥的艺人卖艺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你要先表演后要钱，往往是你演完了，人也跑光了，所以过去艺人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侯宝林先生说艺人们把“撂地”称为“平地茶园”：平地茶园，雨来就散；刮风减半，下雪全完。这就说了撂地演出的特点，由于是先表演后要钱，比如演着一半下雨了，那人就都跑光了，白演了。但是我的父亲在整个天桥是独一份儿“先托杵”（江湖春典，意思是先要钱）后表演的。我是1939年生人，我父亲和母亲在天桥撂地表演“赛活驴”的时候我还是不到10岁的孩子。我父亲晚上要去广德楼戏园子给《八仙得道》戏中的张果老扮演驴形儿，白天和母亲在天桥的三角市场要演两场“赛活驴”，“赛活驴”这个绰号是观众给起的。

三角市场那儿有个东西过道儿，过道儿南边是个赵家茶馆，三个老人说评书，王杰魁、品正三、阿阔群，过道儿中间是卖坛儿肉、米粉肉的，西墙那边是关顺鹏、关顺贵的竹板书，后来还有王艳芬的弟弟王同乐在那儿说评书；陶湘九那会儿没说相声，在那儿说书。还有个辛稳立变魔术，会大变活人，他给白看不给钱的编了个顺口溜“得嘞嘞（发音如dei雷雷）、得嘞嘞，我又白瞧一大回”（用怯口，就是带着地方口音说）。挨着他是相声地，掌穴的是女演员回婉华，演员有丁玉鹏、孙桐增、孙德明、佟大方、杜三宝等。西边有王艳芬、王艳茹的西河大鼓，还有个翟青山卖药糖的，治虫子药。北边口有个茶馆叫得意轩，都是说书的，最好的是李鑫荃的《雍正剑侠图》，我小的时候老跑那儿听去，里面都坐满了，很多人站着听。李鑫荃有个习惯，一大段说完以后，就得到后台去小便（后台专门给他备了尿盆）。北边小门一进口有个叫赵连升的，长得挺黑的，说评书《永庆升平》《马寿出世》，他说着说着总是嘴边的白吐沫都出来了。再往里是刘醒民的京剧团，他是相声演员刘洪沂的爸爸。京剧场地前是豆汁舒的豆汁、焦圈。旁边通道是卖烟袋、烟斗、烟荷包的。从这门出去，三角市场就没了，外头是个井窝子，送水的，附近都吃那儿的水，送水给水牌子，到年底结账。在三角市场南边的地上，我父母就在那里表演，特殊的一点是什么啊？就是“先托杵”，得把钱要够了才演呢！这在天桥是第一份儿，因为他穿着“驴套子”呢，等他练完了、脱了驴套子，人就都跑没了，找谁要钱呢？

不仅“先托杵”，还得“三道杵门子”（就是要三次钱），在演出之前我父亲得要到一定的钱数，第一次没要够，就得要二次，还没要够，就得第三次。钱不要够了他不演。

二 父母的“活路”很宽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新闻记者白夜采访过我母亲，后来和他夫人沈颖合写了本书叫《天桥》，采访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家。书里说我的母亲名叫乔金凤，但这个名字是她刚到我家时的名字，她是10岁被我家收养的，改姓关，叫关金凤了，到了14岁的时候，家里就决定成为我父亲的童养媳，到了16岁就和我父亲结婚了。

我的父母本来也不表演“赛活驴”，都是生活所迫。我爷爷曾在先农坛那儿的卖粮食的市场谋生，我爷爷干的活儿就是用一个巨大的秤给人家称粮食，也卖也收。给人家称完了还得给人家送到车上。我母亲10岁到我家，就跟着老艺人学鼓曲、学莲花落、太平歌词，“活路宽”（就是会的艺术种类多）；后来就和我父亲在天桥撂地，我父亲早先也是唱鼓曲，也说单口相声，也会打快板唱数来宝，他唱的数来宝《同仁堂》和高凤山不是一个路数，比高凤山说的药名还多。但是光曲艺说唱表演挣钱太少了，你老演这些人家就不爱看了。“怎么能引人看呢？他在天桥街上看来看去，看到小毛驴那个蠢相，倒引人发笑，于是他对乔金凤说，让我装扮成一头驴吧！”（白夜、沈颖著《天桥》）

关自立的父亲关德俊

要装扮成一头驴，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父亲为了观察驴的习性，曾经在平谷老家驴棚里头住了半年的时间，最后他能逼真地模仿驴打滚、驴打喷嚏、尥蹶子。起先是戴上驴套子、双臂上绑上木拐，驴头飘着红绸子，脖子上的小铃铛叮当作响，驮着我母亲在地上跑圆场，我母亲唱莲花落。后来增加难度，就开始“过旱桥”，在桌子旁边有两层板凳，蹬着板凳上桌子，桌子上还架三条板凳，板凳的三条腿下面垫着琉璃球，有一条腿悬空，我父亲戴着驴套子、驮着我母亲又唱又跳，先上板凳，再上桌子，再上板凳，由于板凳三条腿垫着馒头大小的琉璃球，一条腿悬空，很难掌握平衡，我父亲稍有不慎就会从上面摔下来。我母亲对我讲过，那时候父亲有个特别的观众，他是京剧的一个武生，他对我父亲说，特别想学赛活驴，我父亲对他说，这个太危险，我不能教你。但是这个武生演员经常来观摩，自己偷着学，大概练了三年，又来找父亲，说我练成了，您给我指点指点？父亲感动他的诚意，就说好吧，我可以给你看看，但是咱们提前讲好，你在练的过程中如果受伤了跟我没关系。正如我父亲担心的，那个武生上了桌子上的板凳以后，没掌握好平衡，摔了下来，把腰摔坏了。

我父亲是1951年因病去世的，就活了48岁，这和他从事的这个极其危险的行当“赛活驴”有很大关系。他走的时候家里还请了和尚放焰口，就是超度亡灵，我记得和尚把馒头撕成小块扔给小孩，意思是小孩吃了这馒头就不害怕了。

父亲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让我们学这个。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十一二岁，我对生活中的父亲并不是印象很深，我父亲很少管我们，也没打过我们，都是母亲管我们，我小时候对父亲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经常端着一把小茶壶和母亲聚到一起整天琢磨怎么表演，怎么能赚到更多的钱。

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模仿我父亲，自称“再现天桥赛活驴”，我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因为他演的跟我父亲演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父亲这个关键在于上板凳、上桌子，再上板凳，三条板凳腿垫琉璃球，一条腿悬空，他在上头驮着我母亲闪转腾挪，轻松自如，还唱着莲花落等多种鼓曲。他这个“再现”的“赛活驴”就是跑跑圆场做点简单动作，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表演再现。你表演可以，但你不能打着“天桥赛活驴”的旗号，你打了“赛活驴”的旗号，就是在糟蹋“赛活驴”艺术。

三 我一辈子没离开曲艺

我们家哥儿四个里头，只有我和我三弟关自仁后来从事了曲艺工作。关自仁从小热爱曲艺，是专业相声演员，师从相声演员任笑海，任笑海的师父是马三立。在关自仁年轻的时候，师爷马三立就很欣赏他，称他是“小老艺人”。

虽然我没有在曲艺单位退休，但是一辈子喜欢曲艺。这和我父母都是艺人，我也居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有关系。我小时候接触的都是天桥艺人，没事就去看他们的表演，在相声演员里，我和阿双全关系最好，他的爸爸是阿阔群，阿双全人长得精神帅气，总是梳着锃亮的大背头。他的活（节目）特别好，能返场七八回。因为阿双全经常教我说相声，我就有拜阿双全的想法。有一天我就跟阿双全说了，谁料想阿双全说，我比你就大个七八岁，20出头就收你当徒弟也不合适啊。于是我们就“口盟”（成了兄弟）了。我会的好多“活”（段子）都是阿双全教的。后来在部队我还是从事文艺宣传工作，这也是我家传统，我母亲1951年就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直到1956年才回国。有两位曲艺界的演员死在朝鲜战场，一个是常连安的儿子、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堃），一个是程树棠。我母亲和小蘑菇是一个队的，小蘑菇死的时候，我母亲离他并不远，据我母亲说，小蘑菇个人形象特别讲究，头发总是一丝不乱的，那天可能是好多天没洗头了，他从防空洞里出来，想在堑壕里洗个头，这时候美军飞机突然空袭，进行俯冲机枪扫射，小蘑菇来不及跑回防空洞，就中弹牺牲了。

我退伍后在宣武电机厂工作，但是我的曲艺一直没有荒废，我相声、快板都行，除了有机会表演，曲艺爱好者经常来找我跟着学，我也是义务教授。有个热爱民间艺术的小伙子叫冯文武，他想拜天桥“大刀张”传人张少杰为师学习“举刀拉弓”，他找到张少杰表达拜师意愿，但是张少杰不收。

冯文武找到我，我就给张少杰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得收啊，你的艺术得传下去啊！”于是张少杰给我面子就收了冯文武，还请我当了引师（过去拜师需要引保代，即引师，相当于介绍人；保师就是保证人；代师就是代师父传授）。

我几十年的体会就是，曲艺是群众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它不能离开最广大的群众，有的相声演员一张演出票能卖上千块，我不认为这是好事情，我不认为你卖上千块一张票就是抬高相声艺术，这么做的结果是你离群众越来越远了。（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