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巢湖的土匪

巢 湖 匪 队

由于啸聚的地理环境不同，湖匪与山贼、海盗的活动方式又有所不同。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以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听。抗战前，湖内比较出名的土匪有：白石山的夏长俊，长塘咀的沈必山，新河口的苏广荣，派河的王二孬子，南湾的郑绍财，散兵赵开国， 赵开炳等。但那时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抗战时期，日寇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

巢湖的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争夺地区，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湖匪遂逐步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巢湖土匪有了股：１．郭道发股。郭道发人称“郭老小”，原在国民党安微保安团当兵，后结伙入湖为匪；2.夏作三股，夏作三原是驻安庆大塘圩伪军官，后携长枪三百多支，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十一挺，率众入湖为匪；3.夏可三股，夏可三原在沿江一带为匪，因巢湖是个“三管三不管”地区，且物产富饶，商旅较多，遂移匪驻此。

这三股土匪，以夏作三股实力较强，夏可三股和郭道发股不相上下。在这三股土匪啸聚巢湖之后，原来在湖上活动的零星老匪被分别兼并，附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也陆续来归。也有少数群众，不堪国民党或敌为政权压榨，迫于生活，误入歧途。同时在湖匪盘踞之地，如庐江的白石山、齐头咀、合肥的塘西、新河、施河等处，居民不为匪或窝匪、通匪，则无法生活，所以当时这些地方被目为“匪区”。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八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湖匪头目出行时，通常是前短枪后长枪，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爱妻宠子也伴随一道。夏可三吸大烟还有专人携烟具侍奉。他们的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湖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撒岗。他们的统驭方法是统一指挥，按级服从，集体策划，分别活动。

巢湖三股土匪，为了便于活动，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湾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湖匪每山派出匪徒，伪装成渔民或船民，乘小舟靠近交通道巡逻，遇有过往商船，即鸣枪喝止，掠去货物，然后把人船放走。如无贵重货物可掠，又无较多现金可取，而能判明确系有钱的老板，就把人扣留下来，押缴赔款。其次，在陆地上贴票绑票。

贴票分两种对象：贴一家一户的单独票和一保一村的集体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绑票也分为两种。一是个别富户的重要人物——家主或最得力和最宠爱的儿孙；二是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或“士坤”)。夜间派人把他们捉来，进行谈判，同贴票一样规定款额，限期回赎(钱自然由全保或全村筹付)。不论贴票或绑票，经过讨价还价以后，不得低于半数。如过期不缴票款，对被贴票的，则连续捉人勒赎，对被绑票的，除迫使被绑的写信外，并派人前往恫吓，以至烧杀，闹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直至达到目的而后已。

巢城附近有个孟老三，是个地主兼工商业者，他的儿子被绑，共用去三千余元才赎回。此外还有登门掳掠，被掳的对象，一是由土匪自己派人打探的，二是由勾引人报告的。对象确定之后，夜间率众去枪，着重是逼取现金。逼取的手段是一打二烧，打是用严刑拷打，烧是用蜡烛烧身。贴票绑票，登门强抢的事例太多，难以枚举。湖匪抢劫和绑票所得的财物，其分配办法，是先由大小头目从中合提百分之二十，其余则以一人一枪为单位，按数均摊，美其名曰“经济公开”。如果有人抢不到，则向头目领取均摊的半数。

抗战前期，湖匪依靠抢劫绑架所得，尚可维持现状。后来人数渐多，入不敷出，乃勾引沦陷区的日本洋行(如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它城镇；或由其它地方换购土特产品(如：油漆、米、麦、明矾、花生)，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巩固内部。

巢湖三股土匪，人数最多时约有两三千之众，差不多是人手一枪，有美式、日式等。子弹也足敷应用。这些武器除有些是匪首从国民党部队里带出的外，其余都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搞的；1.从国民党军队手里买的；2.从伪军那里买的；3.从有枪人家抢来的；4.限令被绑架人备枪赎票取得的。以上四个方面相比较，前两个方面是主要的。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凡匪众中与蒋方或伪方有直接或间接的亲戚朋友和帮会关系者，就叫他没法打通关节，拿高价收买枪支弹药。双方谈好价钱后，一般都由卖方包送到手。郭道发和夏可三部，开始武力不足，最后也发展到人枪七八百之多，与夏作三相差无几，主要是采用上述办法搞起来的。

湖匪三股划片活动后，初期尚能各守界线，互遵信约。过了一个时候，由于吸收湖匪渐多，而各部专靠在限区内打劫分摊一点财物，难填欲壑。于是有些匪徒一碰到机会，就瞒上不瞒下，乘隙越界行事。对于他方发给收据和路条的商船，也往往故意留难，索取贿赂，甚至掠去财物。久而久之，湖匪三股之间纠纷四起，矛盾迭生。据说这是由郭道发部下开的头，夏可三、夏作三部下亦尤而效之，循环往复，，愈演愈烈，由小磨擦到大冲突，终于酿成互相火并。一次，夏可三亲率所部到孤山附近，打死郭道发手下四、五十人。历时既久，湖匪中力量强的则为所欲为，企图独霸；而力量较弱的，则只能别寻靠山。

到了抗战末期，三股湖匪间，一方面由于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难以并存；另一方面 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 相投，本质一样，大多认不清形势，看不到前途，接受蒋方和伪方“招安”的为数较多。

如夏可三先为国民党桂系军队五二八团收编，不久又转投汪伪皖中清乡司令吴道南，编为“第一大队”，驻中庙和姥山，担任巢湖的防务。有一天他上槐林咀，在茶馆吃茶，被结有仇恨的匪徒乘隙枪杀，连大老婆和大儿子也一同被打死。夏作三先是由国民党巢县警察总队“司令”杨惠农收编为“大队长”，他惟恐被杨缴械，重把人枪拉下巢湖为匪。

迨胡正刚调任汪伪巢县县长，夏复向胡投靠，任“大队长”。胡调至当涂县，夏亦带队随往；抗战胜利后，在当涂被国民党收编。解放初期，夏作三逃往太湖沿岸潜伏，最后由上海捕解巢县，带至白玉山枪决。郭道发由伪“清乡大队”朱亚堂收编。朱部后被桂系军队打垮，郭的腿部受伤，把所部交给伪“清乡司令部”第二师第一团团长陈俊之统辖(陈以后又投降国民党)，自己退归家乡(长临河)开大烟馆，解放后被捕判刑。

寇投降后，新四年奉命北撤，国民党重新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压榨，巢湖两岸，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继续活动起来，抢劫之事时有所闻。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铤而走险，沦为湖匪。不到两年时间，巢湖匪患又逐步蔓延滋长。所幸为时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了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提高了觉悟，改善了生活，严格了户口管理，加强了社会治安。巢湖的土匪，才真正肃清，匪患才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