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百松与粤北省委电台

来源：韶关史志

从1941年2月起至1942年5月27日“粤北省委事件”后的第三天,黎百松负责粤北省委电台的工作。

黎百松去电台工作时,广东省委已经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原广东省委的秘密电台,已工作一年多时间。这部电台原属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为防避国民党突然袭击,同年12月间,趁日寇进逼韶关,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撤退疏散的机会,电台交付广东省委使用,由公开转入地下,成为广东省委的地下电台。这部电台先由韶关城秘密撤到南雄,再由南雄转到赣南九渡水附近一座山上,然后又由九渡水转到南雄乌迳,由乌迳再转移到南雄城宾阳门外一个村子里。在一年多时间内,辗转迁徙,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始终安全、畅通,完成了通讯联系任务。1940年12月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粤南省委后,电台转归粤北省委领导。

黎百松原在南雄县委负责组织工作。1941年2月左右,黎百松根据党组织指示,到始兴县德华学校与郭招贤接头,郭招贤便带黎百松到沈所红围去见张文彬(时任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同黎百松谈话,要黎百松专门负责粤北省委电台,任务是保证电台安全、畅通,与粤北省委书记保持联系,张文彬还特别强调了电台工作的重要性。黎百松觉得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张文彬又介绍司徒明同黎百松相识,指着司徒明说:“省委留她在红围,做你的助手,你们用夫妻关系来掩护,今后来往时,你就在这里住宿,比住旅店安全。”

第二天,黎百松返回南雄。按照张文彬给的联系办法,到南雄城宾阳门外一间房子,与电台机要译电员李汉接上头,从李汉处取得与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的联络暗号。后乘车到韶关东河坝的一家茶楼,与李大林的女交通员接上头。女交通员带黎百松去韶师林场的一间木屋去见李大林。李大林向黎百松详细地谈了如何搞好电台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的注意事项,同时约定了两人的公开关系:李大林改姓梁,是行商老板,黎百松称李大林为梁先生;黎百松改姓陈,是李大林的伙计。此后,黎百松为打好掩护,经常打听生意行情,熟悉生意经,以防外人一问三不知,露出马脚,招致危险。

黎百松与省委领导接上关系后,便返回南雄,将李大林要发的电报密写稿,交给李汉译成电报密码,然后约电报报务员赖仰高到南雄城接头。赖仰高将收到的电报交给黎百松,黎百松则将要发出的电报密码交给赖仰高。黎百松还向赖仰高了解电台报务组的情况,并约定下次的接头地点。

从与赖仰高的交谈中,黎百松了解到报务组除赖仰高外,还有区家驹,以及赖仰高的爱人梁林和赖仰高夫妇的一个小孩。全电台的人员有译电员李汉,报务员赖仰高、区家驹,掩护报务组的梁林,协助黎百松管电台的司徒明,连同黎百松共六人,黎百松是电台的负责人。电台供给由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负责。

黎百松第一次到南雄城宾阳门外一个约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去同电台报务组联系,当看到他们住的房子又小又矮,室内不能架设秘密天线,只能冒险在房外树林架天线时,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当即指出这种做法的危险。他说,把天线架在室外,容易暴露,十分危险,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必须迅速转移。黎百松原在南雄县委工作,知道北山群众基础较好,且有比较高大的房子,他立即同南雄县委商量,取得支持后,很快把电台报务组转移到北山。这是电台的第一次转移。

大约过了三个月时间,又出现了新情况。有一天,赖仰高告诉黎百松,在收报时曾几次发现敌人的侦察台在侦察。针对这一危险信号,黎百松要求改变电台联系时间,避开敌人的侦察台,并加强放哨警戒,同时争取时间赶紧将电台撤离这个危险地区。

黎百松想到始兴县沈所红围,那里群众基础好,是五层楼高的大炮楼,适合架设室内秘密天线。但红围是省委秘密据点,电台转移到红围须经省委同意。黎百松便向李大林请示,经李大林批准,开始粤北省委电台的第二次转移,从北山迁至始兴红围。

电台在转移过程中曾两次遭遇险情,但两次都让黎百松化险为夷。那是1941年6月的一天,黎百松约定赖仰高把电台的收发报机秘密转来南雄县城。赖仰高把收发报机藏在两箩谷子里面,挑到南雄县城,然后两人又把收发报机装在一只大皮箱内,隐藏到另外一个地方。到晚上,黎百松带赖仰高到南雄县城一家旅店住宿,约好第二天一同乘车去始兴,商约妥当后,黎百松则去瑶坑住宿。第二天早上,当黎百松到旅店找赖仰高时,只见房间空着,人不见了!黎百松急忙问旅店老板,老板说:“昨晚拉壮丁,把他拉去保公所啦!”黎百松赶紧去南雄县国民党党部秘书廖劲荪(中共地下党员)家里,研究营救办法。经研究判断赖仰高的被抓,纯粹是抓壮丁,敌人并未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廖劲荪同黎百松马上去找保长,廖劲荪对保长说:“昨晚你们拉壮丁,把我老朋友的伙计也拉去啦,请你高抬贵手,把他放了!”这个保长见县党部秘书向他求情,乐得做个人情,马上就放了赖仰高。

当天,黎百松和赖仰高取出装有收发报机的大皮箱,同其他东西一起,伪装成一担行李,由赖仰高挑着出发到始兴。由于这天没有到始兴的车,他们只好走路。路上平安无事,晚上7点钟光景,已经可以看到始兴城的灯光了。路边山上放哨的国民党自卫队看到他们,高声喝问:“你们是哪里的?”黎百松也高声回答:“我是德华学校教员!”山上自卫队员要黎百松上山接受盘查。黎百松低声吩咐赖仰高:“如有情况,就说我们不相识,你是我临时请来挑行李的。此外,你什么也不知道。”黎百松讲完之后,便上山去接受盘查。黎百松把正面印有“始兴德华学校”,背面盖有公章的教职员襟章给自卫队看。自卫队问:“为什么这么晚?”黎百松说:“搭不上车,是走路来的。”自卫队听说是走路来的,觉得合情合理,便说:“好!你走吧!”就这样两人又闯过了一关,把电台安全地转移到始兴。

电台迁至始兴后,黎百松照李大林同志给的联络暗号,联系中共始兴县委负责人老祝(叶文华)。老祝对电台工作很支持,即派郭招贤协助黎百松。郭招贤家在沈所,又是始兴德华学校的校长,与上层有一定联系,在群众中也有较好声誉。黎百松同郭招贤反复研究,决定把电台机要译电员李汉安排在德华学校任教员,居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房子里,以教员身份进行秘密译电工作。电台的报务组,安排在沈所红围炮楼。

红围炮楼高五层,几十间房,只住了五户人家,连黎百松等人才六户。郭招贤的三哥郭贻生住三楼,四哥住二楼,地下住着卖黄酒的老头和他的盲眼老伴,在三楼郭三哥的对面,住着一个老头和老头的儿子、小孙子,在二楼郭四哥对面,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和她年约九岁的儿子。其余房间用于储存杂物。郭招贤的三哥郭贻生是保长,但受弟弟郭招贤的影响,十分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遂把黎百松等人作为朋友看待。有什么情况,就通过另一个弟弟郭招贵及时转告黎百松等人。红围内外的群众和黎百松等人关系也很好。把电台报务组隐蔽在这里,黎百松感到非常合适。黎百松以行商水客身份,住在红围四楼,与司徒明住在一间房间。报务组的同志住在另外的房间。五楼无人住,报务组便将其作为工作的地方。

黎百松继续沿用原来的化名陈文生,司徒明是老板娘。区家驹改姓陈,作为黎百松的弟弟,赖仰高作为黎百松的伙计。黎百松的公开身份是行商水客,当然要到各处行行走走,这就便于黎百松经常进进出出。区家驹在家负责电台收发报工作。赖仰高作为黎百松的伙计,也真的做一些买卖,一个月也得跑几趟,平买平卖,有时亏点也不在乎,目的在于掩护。梁林带着小孩住在始兴城一间房子里,以便赖仰高进城时为他做掩护。

电台的零部件容易损坏,当时又是违禁品很难买到。电台原有两套收发报机,一套工作,一套备用。如果工作机坏了零部件不能及时解决,只好从备用机上拆。有时拆到无件可拆的时候,就得去找李大林商量解决。李大林把国民党省府电台台长陈铮郎(中共地下党员)介绍给黎百松,陈铮郎很负责任,经常按要求供给黎百松电台需要的零部件。干电池的耗用量很大,大批购买怕引起敌人怀疑。黎百松便打出零售商店的牌号,大批采购,避免引起敌人怀疑。

刚开始电台只有报务组,没有机修组。机器发生故障,常常束手无策,影响及时收发报。黎百松把这一问题向李大林汇报后,不久李大林就派来机务员李扬、王英两位同志,增设了机务组,解决了机修问题。为解决李扬的隐蔽问题,黎百松与郭招贤研究,把李扬安插在德华学校任物理教员;王英在德华学校后边的村子租了一间房,同李扬以夫妻名义作掩护。

机要组原来也不够健全。李汉一人独居,在旧社会孤男寡女易招别人议论,也有可能引起敌人怀疑。而且他晚上译报,白天又要上课,负担太重,长此下去唯恐身体吃不消。李汉便向组织提出要求把爱人调来。黎百松请示李大林,因李汉爱人难以立即调来,先派一个叫邓玉芳的女同志过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李汉爱人余琼珊调来了,既解决了掩护问题,又增加了译电力量,机要组也健全起来。

解决了报务组和机要组的问题后,黎百松便开始解决电台人员的纪律问题,他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机要组的同志,要把电台呼号、密码拆散分开,记在几个本子上,并要隐蔽好,决不能带在身上。更换新的呼号、密码,立即烧毁旧的。不存电报底稿,不许向外泄露电报内容。报务组要提前做好收发报准备,工作结束要把所有器材放回隐蔽处,回复原样。夜间工作不能透出灯光,发完报要烧掉密码稿。黎百松既作出规定,也认真落实。有一次,中央三局来电报说,他们侦听到黎百松负责的电台报务员,在工作时扯一些闲话,浪费时间。黎百松对报务员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作出举一反三的处理。

在与群众的关系方面,黎百松要求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言谈、举止,都要符合身份,都要给群众以好的印象,不能“穿起龙袍,不像太子”,引起怀疑。当教员的就要教好书,做生意的就要懂生意经。群众有疾苦,要表示同情,尽可能给予帮助,从与群众的良好关系中来了解情况,依靠群众作电台的耳目。

黎百松与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保持单线联系,每周至少一次,有时两三次。因距离较远,必须乘车,乘客上下车均要接受检查,国民党军车不用检查。黎百松知道国民党军车司机为捞外快(当时人们叫“擒鹧鸪”),多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停车兜接生意,车到车站之前就叫乘客下车,所以黎百松多乘国民党的军车,少乘客车,这样就避开了检查。

但在韶关住旅店要接受检查。黎百松乘车、住旅店,一般都用公教人员身份作掩护。如黎百松从南雄乘车去韶关,是用国民党南雄县党部下属报社特约记者的证件。从始兴去南雄是用始兴德华学校的证件。从始兴去韶关是用国民党将军张发奎当名誉校董的风度学校的证件。黎百松以公教人员的证件作掩护,多住在中等以上的旅店。对待检查人员,黎百松表现出适合公教人员身份的从容、大方,有礼貌,态度和蔼,从未发生过问题。

黎百松接送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的电报,都是密写的,需经药水处理才看得出来,电报或密写在手纸上,或密写在包装糖果饼干的纸袋上,体积很小,可以藏到一支香烟之内,必要时可随时毁掉。

黎百松每次快到李大林家门时,一要“揩屁股”,二要“看符号”。“揩屁股”,就是在入门之前,留心察看有无国民党特务在盯梢。“看符号”,就是看看房子有没有约定的符号。屁股揩了,符号有了,才可以从容进入房子。这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的习惯做法。

为了更加安全方便,1942年3月,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交代欧新,帮助电台在韶关设一个据点。根据严重的指示,欧新在韶关东河坝一个担水码头侧边的豆腐店里租了一间后房。房子紧靠河边,加盖一个木棚,变成了两间房子,作为电台的据点。黎百松以榨油老板的身份,一家人住在这里。房子常常有一担担樟油进进出出作为掩护。这样,既避免了黎百松来韶关住旅店受检查的麻烦,也节约了经费。这个据点很稳妥,“粤北省委事件”后,黎百松等人在这里住到1943年春节。黎百松等人离开韶关后,严重接着住进去,直到他离开韶关去东江纵队,这里一直没有出过问题。

1942年5月27日凌晨,“粤北省委事件”发生了,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及爱人张英和夫妇俩几个月大的一个婴儿,及秘书梁可明,工人刘金(原名陈长娇)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

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早上7点钟左右,黎百松从东河坝家里出发,到韶师林场与李大林联系。当黎百松走到下斜坡的山路中间,远远地看到李大林住的木屋的窗门没有撑开,因而看不见安全符号(在窗台上放一盏煤油灯),出于秘密工作者的警觉,黎百松产生怀疑。但又想,会不会是工作太晚,还未起床呢?为了弄清情况,黎百松放慢脚步,在公路上走着,当黎百松正要从公路的右边,转上韶师林场的山路时,刚好遇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是李大林的邻居,她认识黎百松。黎百松每次到李大林处联系,有空时常在外屋散步,遇着她便陪她玩耍,因而互相熟悉。小女孩一见黎百松,便轻声地问:“你找梁先生吗?”黎百松答:“是呀!”“他一早被捉走啦!”问:“为什么要捉他呢?”“说他是汉奸呢。”黎百松问:“捉了几个人呀?”她答:“全家都被捉完啦。”几句简单的对话,黎百松完全明白,他们不是睡得太晚未起床,而是粤北省委机关已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

黎百松随即警惕地在公路上慢慢走着,边走边细心观察,看到确实没有人跟踪,才放开大步赶回东河坝家里。一见到司徒明,黎百松就对她说:“李大林同志全家被捕啦,你立即报告省委秘书长严重同志,你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说完就步行赶回始兴,下午4时到达始兴。黎百松先到机要组找李汉,口述了粤北省委机关被破坏和李大林等同志被捕的情况,要他立即草拟一个电报,报告中央。之后,黎百松又通知郭招贤约老祝来商量,告诉他们省委已被破坏的消息。黎百松提出始兴县委一方面要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另一方面要帮助电台转移、疏散,隐藏好收发报机。经研究决定,放在德华学校后边小炮楼的一套收发报机,待李扬晚上发完电报后,就由老祝立即转移隐蔽。机要组的李汉、邓玉芳、余琼珊和机务组的李扬、王英等五位同志,亦由老祝负责转移疏散。至于在沈所红围的另一套收发报机及报务组的赖仰高、区家驹、梁林和一个小孩,则由郭招贤负责隐蔽及转移疏散。27日晚上,黎百松等人完成了电台收发报机的隐藏,以及电台人员的转移疏散工作。28日早上,黎百松由始兴乘车返回韶关东河坝家里。

29日,严重来到黎百松家,黎百松便将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以及报告中央和电台、人员疏散隐藏等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严重听完汇报后,郑重地对黎百松说:“你辛苦了,做得蛮不错!电台的人、物关系,由我接管,另作新的部署。现在你先隐蔽,工作以后再说。”从此黎百松离开了粤北省委电台。

(此文为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黄乐、刘溶和浈江区史志办公室谢海涵根据黎百松本人回忆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