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雄安之七十九 宦海浮沉话刘观

雄县本是平原小县，在历史长河之中显得寂寂无名。其实它地处燕南赵北，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在明朝早期这里曾经出现一位让世人嗟叹的天之骄子。他是四朝权臣，本应是贤良的典范，但由于受到南派权臣的排挤打压，使得他和宣宗皇帝之间的罅隙越来越大，最终被冠以贪腐之名流放辽东，至今人们还把他当做反面教材用来警示世人。

我们都知道岳飞蒙受“莫须有”的罪名饮恨而终，但他最终平冤昭雪受到了后世的敬仰，而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至今含冤莫白。有人把他比肩清朝时期的大贪官和珅，但时至今日没有人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贪污。每每看到这样的文章，我的心中就愤愤难平。还原历史真相，树立雄安人清正廉洁的榜样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我遍寻和他相关的人物典籍和史料，终于找到了可以佐证他是清官的资料。如今我将这些资料梳理出来呈现给大家，相信真伪自有公论。这位含冤七百余载的大清官就是刘观，他是雄县人，是清正廉明的典范，我们雄安新区的骄傲。

一 良好家风育才子

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又逢蝗灾不断、盗匪横行，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雄州大地有一户人家，主人名叫刘德和。他时常施粥救济灾民，邻里乡亲有个马高镫短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帮助困难乡亲渡过难关。遇到旱灾的时候，老百姓食不果腹，更严重的有老百姓剥树皮为食，刘德和亲自带领灾民在易河捕鱼，将抓来的鱼捣成肉泥和粥一起煮熟分给灾民。在他的帮助下存活下来的老百姓有数千人，因此十里八村的人都亲切地称刘德和为“刘大善人”。

至元十九年（1359），天降祥瑞至刘府，刘德和喜得贵子，他喜出望外，连续三日大宴宾朋。这个孩子就是刘观。刘观自小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他引起当地的一位圣贤的关注，这位圣贤就是鼎鼎大名的李延兴。这个李延兴考中了进士，但是由于元朝的腐朽，他不愿意入朝为官，而喜欢四处游历、广交天下朋友。

李延兴是安次人，经常往来雄州，和刘德和成为莫逆之交，因此他也经常出入刘府，看到天赋异禀的刘观自然是青睐有加。刘德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便让刘观便拜在其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李延兴在《送刘御史荣觐序》中是这样描述刘观的：“爱其刻苦嗜学，虽甚风雪，每杖策至其庐，居一室，门巷荒寒，诵读自若，而林霏暗霭中，隔树闻吾伊声。宵则焚膏髻咎，至漏下十余刻，乃始就枕”，通过李延兴的描述，可以得知年少的刘观求知欲很强，他有自己的书房，他学习很刻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风雪交加，他就在自己的书房内埋头苦读，到了晚上还效仿古人头悬梁锥刺股，至深夜才肯入睡。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刘观幼时家境优越，家风淳朴，父亲给了他最好的学习环境。陪伴刘观成长的还有他的弟弟刘泰，刘泰喜欢舞枪弄棒，这哥俩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让刘德和很是欣慰。

朱元璋建立大明初期政局不稳，元朝降将达朵儿只进巴鼓动降兵在济南叛乱，战败后一路北逃至雄县境内。逃到雄县境内的二十三人是本地人，这些人脱离达朵儿只进巴的掌控，在雄县境内躲藏起来。但是明朝官兵很快就追查到雄县，并将这二十三人抓获，要开刀问斩。刘德和了解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被元朝抓走的壮丁，穷苦老百姓而已。他们的家属纷纷找到刘德和，让他去向官府求情，能够对这些人网开一面。刘德和也觉得他们罪不至死，连忙跑到县衙与知县程九鼎协商。程知县平素就和刘德和关系不错，通过了解，得知这些人确实是受到胁迫而为之，于是就释放了这二十三人。被释放的这些人无不对刘德和感恩戴德。

跟随父亲行善积德之余，绝大多数时间刘观都在家苦读诗书，他的理想是能够考取功名、报效国家。青年时期的刘观经常和文友们谈古论今、吟诗作对，本来是想等到大比之年考中功名，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科举制度已经被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因此刘观纵使才华横溢，但也是报国无门。

明朝初期其实是实行科举考试的，但是北方举子考取功名的少之又少，几乎都是江南学子的天下，朱元璋深知这里面的猫腻，于是就废弃了科举制度，改为荐举制度。

刘观纵有满腹经纶，但是没有人举荐他。朝廷官员还是以江南士大夫居多，得到举荐的依然是江南的学子。没有被荐举的机会，刘观并没有感到惋惜，他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因此他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陪伴老师四海游历之余，依然埋头苦读静待着含苞待放的那一天。

荐举制度没有改变南方官员只手遮天的局面，无奈之下的朱元璋只得再次恢复科举制度。洪武十七年（1387）年，朝廷恢复已经荒废了十四年的科举制度，北方学子再次看到了步入仕途的机会，这一年刘观二十六岁，可以说风华正茂。刘观顺利的通过了顺天府举行的乡试，通过乡试刘观高中举人。刘观的报国热忱再次被点燃，回家以后更加夜以继日的学习，备战他决定命运的第一次大考。

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刘观赴京参加科考，礼部会试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刘观赫然在列，他的名次是二甲第三十一名。但是最终名次还要等到皇帝殿试以后才能最终确认。

说起这次科举考试还真的有些出乎意料，会考结束以后，吏部尚书赵瑁会同待命朱善、前典籍聂铉两位主考官阅卷，议定本次科考黄子澄居第一，练子宁次之，第三名花纶。

但是到了三月份，朱元璋亲自进行殿试，阅卷官又改了先前的决定，拟奏花纶第一，练子宁次之，黄子澄又次之。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来吏部尚书赵瑁觉得按照先前的排名是“黄练花”，他们反复斟酌认为“黄练花”不吉利，于是决定改为“花练黄”，花纶反而成为第一名。

然而在唱名的前夜，明太祖朱元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金銮殿前有一颗巨大的钉子，被几缕白丝缠绕。第二天清晨殿试，主考官把拟好名次的考卷呈上，朱元璋逐一阅视，对前几份考卷都不太满意。让阅卷官查阅试卷，有没有姓丁的考生。阅卷官找到一份考卷，考生名丁显。丁者“钉”也，“显”者应梦也，太祖十分高兴，于是钦定丁显为状元。黄子澄第二为榜眼，练子宁第三为探花，而花纶因为太年轻而被踢出了三甲。

朱元璋敲定了前三名以后，才发现这三人无一例外都是南方人。于是他询问北方中进士的都有哪些人，北方学子中刘观的排名最高，通过阅卷朱元璋很快发现了刘观的名字，二甲第三十一名。当他看完刘观的试卷以后，对刘观赞赏不已，于是御笔一挥圈上了刘观的名字，叮嘱礼部尚书赵瑁给刘观找个合适的地方挂职锻炼，如果表现优异就立即调往京师。刘观初出茅庐就引起皇帝的注意，这在北方官员中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当然这一切刘观都不知情。

二 初入仕太谷县丞

刘观得中进士的消息传回县里，乡邻左右无不奔走相告，雄县人能够考中进士这也是破天荒头一回啊！知县程九鼎自然也是亲自登门祝贺，刘德和一家人欢天喜地，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庆贺儿子步入仕途，一时间刘府张灯结彩，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不久朝廷一纸任命书送到雄县刘家大院，刘观被任命为太谷县丞，县丞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吧。其实按照名次刘观应当可以当个县令，如今只给了他一个县丞，很明显这又是南方官员们的杰作，朱元璋并不知情。这是刘观第一次受到南派官员的排挤，但是刘观没有计较这些，报国有门已经让他万分欢喜，他带着书童和朝廷的任命书，开开心心地走马上任。

当时太谷县的知县是郑养吾，非常重视县学教育。刘观到任之前，郑知县就接到了上层领导的暗示，这个人是皇帝派来挂职锻炼的，郑知县在太谷县已经十几年了，他自然明白上面的意思，但是他没有按照上层的指示去做。于是等刘观上任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他让刘观主管县里的教育工作。做为北方人的他，郑养吾已经被埋没的时间太久了，因此他非常希望刘观能够脱颖而出，打破南派权臣的枷锁。

刘观果然不负众望，他将自己的生平所学全部施展出来，把太谷县的教育治理得井然有序。他不遗余力修葺久废的县学，凝聚学子士气，挖掘有潜力的人才。经过八年的励精图治，刘观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公元1393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山西举行乡试，刘观带领的太谷县学子获得乡试第一名。刘观的政绩有目共睹，因此郑知县也是极力荐举刘观，很快朝廷的调令就下来了，让刘观赴南京任职刑科给事中。据说，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朱元璋在和文武百官议事之后，突然想起了曾经御笔朱批的刘观，于是问吏部尚书，刘观所在何处。当得知刘观八年了，还在太谷县做县丞，不由得勃然大怒，一道谕旨将刘观调到了六科任刑科给事中。

刑科给事中品阶不高，也就是正七品，但是权力可大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原来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时候，朱元璋对明朝各大机构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三大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全部被裁撤，原先隶属于中书省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直接置于皇帝监管之下，成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除了六部之外，明朝还有个与六部名称相对应的机构，那就是六科（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科与六部不存在任何组织关系。六科属于监察机构，但它既不从属于六部，也不从属于都察院（全国最高监察机构），而是完全独立的机构。

虽然给事中的品级很低，但在朝廷上的威望和权力却很大，即便是像尚书、侍郎这样的高官，对待给事中也往往毕恭毕敬，不会拿他们当普通小官来看待。给事中控制着朝廷文件的往来，每科专门负责监督与其对应的部的文件，比如兵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兵部的文件往来。通过通政司或是文书房（宦官任职）呈给皇帝的奏折，都有副本供给事中参阅。当皇帝批复这些奏折后，会将奏折交给相应的给事中，再由他们转而知照相关的各部。六科保存谕旨送交的记录，并视情况决定各部必须回复的最后期限。在这一整套流程中，给事中随时可以行使封驳、科参的特权，否决皇帝的奏折、谕旨，或是各部的报告，理由是格式不符合规定，或是内容不明确。

可见六科给事中的重要性，解释这么多，主要就是给刘观人生履历当中第一次坐监进行一个铺垫。闲言少叙，我们直奔主题。刘观被调到了六科，任刑科给事中，可以说刘观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本该前途无限的刘观却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滑铁卢。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刘观在刑科给事中位置上已经第三个年头了，眼看就到了提拔的时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刘观出错了。当时刘观和署佥都御史邓文铿、景清三人批阅一道奏折，他们批阅完以后需要在这道奏折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奏折送到朝廷内务府以后，邓文铿突然想起那本子上有错误，忘了做出改正。这奏折要是到了皇帝手中必然会引起龙颜不悦。凡六部所写的章奏或执行政务有错误，六科都有权驳正并报告皇帝。这次，他们驳后的奏章出现了错误，刘观和景清也吓坏了，于是三人带上图章跑到内务府，将上面的错误改过来，并重新加盖了图章。哪知刚好被值班的给事中给逮了个正着，这位给事中终于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不由分说一道奏折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勃然大怒，这还了得，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怎么能够委以重任，于是下令将刘观三人逮捕下狱。

这是刘观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进监狱，三个人在狱中度过了人生中的艰难时刻。本来刘观和邓文铿就是同榜进士，这次有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地交情，景清这个人有些棒槌，据传此前，曾连中两届乡试解元，却拒不入京参加会试，被时任陕西承宣布政右使张允照弹劾，因此激怒朱元璋。朝廷降旨景清十年内不准参与大考。但是这家伙是真的有才，洪武二十七年，景清高中榜眼，被朝廷直接选调到督察院任署左佥都御史，上任刚刚三年，结果一点小过错断送了前程。不过他和刘观、邓文铿却因此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朱元璋是惜才之人，两个月以后，这三人被放了出来。

三 查办走私参驸马

为什么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呢？因为朱元璋遇到了烦心事，等着让这三个棒槌去处理。原来陕西边境茶叶走私严重，先前朱元璋已经派驸马欧阳伦监查茶马，但是收效甚微。朱元璋很不满意，于是就把这哥仨放出来，让他们去陕西去监察茶马。朱元璋告诉他们，你们虽然是犯的是小错，但也必须做出惩戒，两个月的盒饭也吃过了，是时候该做点事了。这次出行陕西朱元璋给这哥仨安排了职务，邓文铿为陕西布政使，刘观和景清分别是布政司左右参政。这哥仨终于重获自由，还被皇帝委以重任，当然是不由分说，赶紧谢主隆恩。

茶叶是明朝建立之后用来牵制“西番”的重要战略物资。西部的各种番族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茶叶来去火。但由于本地区不产茶叶，只能通过陕西和四川向中原地区大量进口。但是这帮人穷得叮当响，根本拿不出钱来买茶。但这正中朱元璋的下怀，朱元璋趁机让他们拿战马来换茶叶。通过这样以货易货的方式，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茶马贸易利润丰厚，向来是控制在国家手中，朱元璋为此专门制定了一部法律《茶马法》。走私茶叶比较严重的就要凌迟处死，但是任何事情只要有巨大的利润，就会有人削尖脑袋去钻营。由此出现了大量的私茶出口，严重地冲击了茶叶价格，这种破坏国家制度的行为立刻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洪武三十年三月，朱元璋让兵部戒谕守边将士严格巡查，禁止私茶出境，而且让驸马欧阳伦亲赴陕西监查茶马贸易，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欧阳伦成了走私茶叶的主角。

获得新生的刘观等三人，来不及回家探亲就马不停蹄赶到了陕西。经过一个月的明察暗访，他们发现驸马欧阳伦非但没有稽查茶马贸易，反而自己明目张胆地走私茶叶。他自恃是驸马爷，又是钦差大臣，因此他走私茶叶根本是毫无顾忌，他派管家周保在江南各地收购了数十辆车的茶叶，运到边疆地区贩卖。

对于这位驸马爷，地方官吏不敢过问，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更加让欧阳伦肆无忌惮，周保的车辆一路上畅通无阻。但是到了蓝田县，他遇到了麻烦。河桥司巡检税吏是一位恪守奉公的官员，他将周保的茶叶全部扣押下来。周保平时骄横惯了，又自恃是驸马的人，不容分说只是家丁殴打巡检税吏，事后大摇大摆地走了。眼睁睁地看着嚣张至极的周保扬长而去，巡检税吏不堪忍受这样的侮辱，正在苦于投诉无门之际，刘观三人来到了蓝田县。巡检税吏连夜写了状纸报给邓文铿（郑文铿级别高）。邓文铿三人合议后，迅速写好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快马报与朱元璋。朱元璋看到了这封奏折，驸马竟然是藐视朝廷法令的元凶，知法犯法以身作监。这让朱元璋对欧阳伦愤怒不已。他毅然下令将欧阳伦处死，周保等人也尽数伏诛。

刘观等三人立了大功，朱元璋把三人都官升知府，刘观出任嘉兴知府，公元1397年11月23日，刘观开开心心地赶往嘉兴走马上任。

在嘉兴任职期间，有位当朝权贵的亲属犯了死罪，刘观正在升堂问案，这位权贵派管家前来旁听，其实哪里是旁听啊！就是看你刘观会不会做事。当时，旁听是律法所允许的，刘观继续审理案情。在审理过程中管家几次伸手示意，刘观以干扰朝堂秩序为由，制止了他。正要量刑判决的时候，这位管家再次向刘观伸手示意，并伸出了两个手指，表示他这里有黄金二千两要送给刘观。刘观哪里不清楚他的用意呢！这就是赤裸裸地行贿啊！国家对贪腐之事极其看重，你这分明要陷我于不义啊！于是刘观不容分说，吩咐左右衙役将这个管家的手打断，并轰了出去。这位当朝权贵的亲属也被依律判处死刑。

据《嘉兴府志》记载刘观任上“逋欠听讼，能得其情，兴学课士，文风大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刘观在嘉兴任上尽职尽责，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而且重视教育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修葺清香堂，极大改善了嘉兴学子的学习环境。总之，刘观在嘉兴老百姓的口碑极好，不是被权臣诬陷的那样贪腐成风，当朝权贵典型的是贼喊抓贼，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四 燕王靖难立奇功

正当刘观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雄县老家传来噩耗，老父亲刘德和去世了，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刘观悲痛欲绝。按照旧例刘观需要回家奔丧，并且守制三年。刘观是个大孝子，没能够在堂前尽孝已经是天大的罪过了，因此他安顿好嘉兴的事务，昼夜兼程返回了雄县老家。 时间应该是建文元年（1399年）初。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节点呢？因为这恰恰是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的时间，公元1399年，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刚刚登基不过半年，坐镇北京的燕王朱棣便扯起了反叛大旗，发动军事政变，先攻下北京城，然后率军南下，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口号，讨伐建文帝朱允炆。这次政变历史称之为“靖难之变”。

建文皇帝闻知朱棣起兵造反大惊失色，急召齐泰、黄子澄等大臣朝议对策。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如今之际将在哪里？能战之将已经被他的皇爷爷杀没了。君臣商议半天，觉得可用的大将只有赋闲在家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了，当时耿炳文已经六十五岁。于是建文帝朱允炆任命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尉宁忠为副将军，带领南军北上讨伐燕王朱棣。

耿炳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到了真定，他命徐凯率兵驻守河间，潘忠率兵驻守莫州，杨松率先锋九千人驻雄县，与鄚州潘忠相互呼应。

燕王朱棣派遣手下头号大将张玉前往真定探听虚实，张玉时间不长就回来了，他对燕王说：“耿炳文这老家伙年纪大了，而且打仗以守为主，潘忠、杨松这两个人有勇无谋，行军安营，没有纪律也没有章法，看来不足为虑。如果我军欲南下，应当先把潘、杨二人拿下，我们的计划才更顺利。”这时的朱棣才念起老爸的好，他的老爸朱元璋把能征惯战的大将都灭了，就剩这么个老头子，又不习惯战场厮杀。想到这里燕王哈哈大笑说：“计策很好，就这么办”。于是朱棣即命张玉移军涿州，让军队在桑娄驻扎。

入夜时分，从南边快马飞来，马上端坐一人，军士将这个人拦下。此人下马对军士说：“我自雄县来，需面见燕王”。军士不敢做主，立即会营帐报与燕王。燕王让军士将此人带进大帐。燕王一看认识此人，这个人名叫刘泰，土生土长的雄县人。他的哥哥名叫刘观，在浙江嘉兴做知府，因为父亲刘德和去世，刘观在家守制。得知燕王起兵的消息，赶紧派了刘泰过来，对雄县守军的状况做个汇报。燕王平素和刘观的关系就不错，今天无疑是雪中送炭啊！燕王大喜，重赏刘泰，然后把张玉等人叫过来一起商议攻占雄县的对策......。

时值中秋，天高月朗，燕军统渡过白沟河，直逼雄县城下。杨松带领的南军基本上都是南方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也不例外，都在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正当大家愁眉不展、怨声载道之际，刘观派弟弟刘泰送来了美酒佳肴，来慰问这些思乡之士。带来的还是他们家乡的黄酒，这一下杨松等人感动得热泪横流，于是众军士乘着中秋佳节，大家宰牛饮酒，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时至夜半，燕军缘城而上，手持大刀利斧砍入城中。等到杨松惊起，慌忙迎敌，已是不及措手，霎时间九千兵士，悉数战殁，杨松亦死于乱军之中。一班酒鬼，尽入冥途。

有了刘泰这个内应，燕军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雄县。可以说，没有刘观兄弟的鼎力相助，或许靖难之役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因此明成祖登基以后，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刘观兄弟也不例外，而且刘观从此成为朱棣的肱股之臣。

五 成祖初封刘御史
永乐元年（1403）九月二十一日，明成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成祖论功行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瑛升任左都御史，原北平按察副使王礼升为户部右侍郎，升浙江嘉兴知府刘观为云南按察使。赋闲在家的刘观被朝廷重新启用，按照明成祖的意图是他去云南监察沐王府的，因为和朱棣水火不容的长兴侯耿炳文战死真定，耿炳文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已经伏法，但是还有一个小儿子耿琦逃到了云南投奔西平侯沐英的次子黔国公沐晟，因为沐晟的母亲是耿炳文的亲妹妹，也就是说沐晟和耿琦是表兄弟，山高皇帝远，耿琦可以在沐晟的庇护下生存下来。可是刘观还没来得及赴任，刚刚升任户部右侍郎的王礼死了，于是朝廷让刘观接任了户部右侍郎。原来的通政司左参议苗微接替刘观为云南按察使。

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提拔的这些人无不是和他出生入死的一干人。刘观自然也成为他的心腹之臣，刘观在户部的时间不到一年，刘观又有了新的工作岗位，不是说刘观在户部做得有多优秀，而是有更为重要的活等着刘观去干。

永乐二年（1404年）六月十九日，刘观调到督察院任左副都御史。让刘观做陈瑛的副手。陈瑛非常受朱棣宠信，所以百官都特别害怕陈瑛，生怕被他抓到小辫子，但皇上也知道他苛刻严酷，所以对他的弹劾奏请并没有完全批准，曾说：“陈瑛太刻薄，不是助朕为善的人。”太子也对陈瑛说“：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很不符大臣之道。”很厌恶他，但陈瑛圣眷正隆，连太子也奈何不得他。明成祖朱棣让刘观做陈瑛的副手，应该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右都御史吴中做事谨慎、为人宽和，深谙中庸之道，是南派权臣重点拉拢的对象。刘观夹在两人中间，不得不左右逢源，可以说刘观成了两个人的调和剂。陈瑛和吴中二人也深知刘观是皇帝的宠臣，因此都对刘观不愠不火。

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决意迁都北京，以杨荣、杨士奇、夏元吉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纷纷站出来反对迁都，在他们的联合煽动下皇太子朱高炽完全站在了这帮江南士大夫一边力阻迁都。但是成祖迁都的意志不可动摇，他不理会这帮人的劝阻，也不用这帮人做事。刘观是力主成祖迁都的坚定支持者，一方面刘观来自北方，迁都北京自然有利于北方的臣子。另一方南北方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而南方的经济又主要掌握在江南士大夫为首的南派权臣手中。北方需要发展经济，还需要抵御蒙元余部的侵略，因此迁都事宜，刘观举双手赞成。但是从这一刻起刘观已经站在了和皇太子朱高炽、南派权臣的对立面。

在北京营造宫殿，需要大量木材。皇宫的用材又不是路边随便砍一棵树就行的，必须是全国最拔尖的那一批，尤其是“仿佛为殿庭而生”的楠木，最终它们会成为太和殿等重要宫殿的“顶梁柱”。本来江南出身的官员负责采购木料应该会更顺畅一些，但是成祖担心他们会误事，因此朱棣派遣的第一个人外出采购木料的官员就是工部尚书宋礼。宋礼是河南永宁人，他在朱棣期待下，启程去四川采伐楠木了。

同批出发的还有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左副都御史刘观、佥都御史史仲成，他们分别要去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木，采木规模可见一斑。刘观奉命到浙江督办采木，采木是一种分分钟能死人的工作，好的楠木都是深山老林之中，时不时地就会遇到豺狼虎豹或者瘴气蛇虫，每年为伐木而死的不计其数，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恐怖传言。浙江不是楠木的主要产区因此刘观不久还京。

第二年（1047）冬天，成祖因山西发生旱灾，命刘观火速前往，刘观到达山西视察灾情、赈济灾民并遣散了还在山中采木的军士和民夫，圆满地完成了成祖交代的任务。

六 调刑部监督太子

永乐六年（1048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七月二十日，朱棣和朝臣商议，决定让刘观接替已经去世的郑赐为礼部尚书，刘观首次成为正部级员。同年十二月，成祖又让刘观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成祖为什么在刘观刚刚履职礼部尚书不久，就把他调去刑部呢？原来大明初年的京师是南京，朱棣虽然把北平升格成了北京，但在政权根基未稳之时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南京待着。但是眼瞅着北方鞑靼大汗本雅失里不太安分，朱棣决定巡狩北京。

南京到北京之间路途遥远，皇帝走了以后，京师的活儿谁干？于是朱棣做了个决定，让皇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皇太子监国这是大明王朝头一次，但是他对皇太子总是那么不放心，因此临行前调换刘观是为了更好的监视朱高炽，他带在身边的却是朱高炽的近臣杨荣和金幼孜等人。而刑部尚书吕震和杨士奇都是太子身边的人，刑部最容易出事，因此临行前他把刑部尚书换成了刘观。太子朱高炽监国，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但有三个方面朱棣是不让他触碰的：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换句话说，监国的太子没有人事任免权，没有外交权，没有军事权。这三个象征着最高权利，朱棣并没有让太子代理。

朱棣在离开京城之前，还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目的很简单，防止这位太子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朱高炽心里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凡事都以“忍”为先。

二月初九，朱棣离开南京，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北京而去。留在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正式开始肩负起其监国太子的重担。

二月二十六日，吏部会试天下举人，得陈燧等九十五名进士。一般来说二月份会试，三月份廷试。但是皇帝不在，皇太子可不敢自己做主。于是朱高炽让这批人先去国子监继续深造，等朱棣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再举行廷试。

虽然高级官员的任免权朱高炽没有，但是低级官员也有用处。于是朱高炽在三月份的时候，提拔了一大批的六科给事中。给事中就是言官，这批人官阶虽然不高，能量却很大。就是这点小事也传到了朱棣的耳朵里，朱棣回信告诫皇太子不要擅越雷池。

原来朱高炽的近臣杨荣就在皇帝身边，因此他知道是刘观打了小报告，朱高炽很生气，于是他时不时的点拨一下刘观，指责刘观办事不利。刘观无计可施，只能是再向朱棣汇报工作时，诉说了自己的境遇。成祖在北京听到这情况，认为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马上打击侮辱，特地发诏书告诫皇太子。《明太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庚寅，赐书谕皇太子曰：“朕命尔监国，凡事务宽大，戒噪急。文武群臣皆朕所命，虽有小过，勿遽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育德养望，正在此时。天下机务之重，悉宜审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细，其敬之慎之！”时上闻皇太子谴责刑部尚书刘观故也。”

十天后，朱棣再次致信皇太子，强调功臣是否有罪，一律由自己进行评判。王府官员任命和军队调遣，“必得朕命乃行”。显然朱棣认为朱高炽的行为已经过界，他必须要对太子进行一定程度的敲打。本以为朱棣在北京待几个月就会回来，没想到当年八月，淇国公丘福率领的北伐大军被本雅失里打败，咽不下这口气的永乐皇帝打算在明年春天亲征。这一下可好，回南京的时间遥遥无期。

永乐八年（1410年）春天，凉州卫千户虎保、永昌卫千户亦令真巴等人起兵造反，他们聚集部众数千人，驻扎在凉州城。新近归附朝廷的伯颜帖木儿等人也起来响应虎保的叛乱。一时间大明朝西部边陲震动，都指挥李智几次攻打凉州叛军，结果都大败而回。虎保刚打了几个胜仗，就开始忘乎所以，扬言要攻打永昌和凉州城。都指挥使李智无奈之下，只得向南京汇报，寻求朝廷支援。此时明成祖还在巡狩北京，朱高炽在南京监国，于是朱高炽召集身边的大臣商议军情，合议之后朱高炽决定让都督佥事费瓛作为征虏大将军前往凉州，讨伐叛军。同时让刘观作为军机参赞随军出征。把刘观支离南京，既躲开了明成祖的监视，还离间了君臣关系，可谓是一箭双雕。

刘观本来是不愿意随军出征的，但是明成祖在北方征战，他得不到朱棣的任何消息，为了缓和同皇太子的关系，刘观无奈选择了随军征战。刘观随军可乐坏了太子以及杨士奇这帮人，太子了解明成祖的脾气，没准这次就可以让刘观万劫不复了。太子的想法，刘观又怎么会不明白呢！但是为了国家社稷，刘观也就无所谓了。行军途中刘观不断地献计献策，征讨大军和都指挥使李智、陈怀部队合兵一处，浩浩荡荡直接杀奔镇番县。

明军和虎保叛军在双城不期而遇，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军很快就展开激烈地厮杀。费瓛攻击叛军其左翼，陈怀等人攻击叛军右翼，毕竟虎保叛军人少，不多时就大败而逃，明军斩敌首三百余级。官军一路追杀追到黑鱼海，俘获叛军一千余名，马驼牛羊十二万头。虎保、亦令真巴等人远逃漠北，明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

班师回京后，刘观出事了，这次出征是皇太子朱高炽安排他随军出征的，并没有得到朱棣的授意。朱棣得知刘观离开南京随军征战大为恼火，我让你留在南京监视太子，你反而听从太子的调遣，这简直触犯了朱棣的天颜。征战凉州的官员都得到了封赏，而刘观相反，非但没有加官进爵，反被成祖朱棣一撸到底，刑部尚书你也别干了，踏踏实实的在刑部做个普通的公务员吧！刘观有苦难言，谁让自己违背了领导的嘱托呢。就这样毫无怨言的刘观在刑部做了五年的公务员。朱棣这把火说实在的是真大，他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人，就这么留在基层，可是这个刘观就是不知道说几句好话，真是不识时务。

七 肱骨臣左都御史

永乐十三年（1415年），刘观已经在刑部老老实实的坐了五年的公务员，这五年当中刘观是无怨无悔，尽职尽责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实在这期间只要刘观表现得积极一点，和朱棣说几句软话，给皇帝一个台阶，刘观马上就能够官复原职。但是刘观呀！也过不去自己这一关，他知道自己是确确实实违背了成祖的意愿。可以说，朱棣对刘观那真是不一般的好，等了五年等不到刘观的一句话，他终于沉不住气了。朱棣虽然恨刘观不听他的话，但也知道刘观是身不由己，中了皇太子的全套。于是朱棣传旨让刘观官复原职，刘观又重新做回了刑部尚书。

仅仅过去三个月，朱棣就把他调到督察院任左都御史。左都御史这个职位，可以说是个高危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拿前左都御史陈瑛来说事，陈瑛掌管都察院十年，他弹劾扳倒了包括国公、驸马在内的勋戚大臣37人，有人认为弹劾百官本就是都察院的职责所在，而被他弹劾的人有些是却有其事，有些恐怕是奉皇帝密令，进行的政治清理，他只是被当枪使罢了。

建文初年，景清和练子宁都做过左都御史，但是自朱棣登基以后，两个人因为是建文朝的人都被杀死了，这里面就有陈瑛莫大的功劳。当时按照成祖的授意“齐黄方练”必须赶尽杀绝，不留后患，陈瑛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因此，江南这些权臣对陈瑛是恨之入骨，终于在永乐九年，陈瑛获罪被杀。

陈瑛死后左都御史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或许是成祖朱棣有意给刘观预留的工作岗位吧！因为刘观为人处世和陈瑛大不相同，他懂得权衡利弊，知晓变通，不会给明成祖带来消极影响。这也是明成祖倚重刘观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刘观作为北方权臣对迁都的大力支持，让朱棣信心十足。刘观掌管督察院让以皇太子为中心的那些南派权臣颇为忌惮，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受贿。可以不客气的说，刘观任上他们人人感到自危，但是礼节性的受贿，刘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刘观来不得半点马虎，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个儿子，明成祖的弟弟谷王朱橞专横骄恣、侵占公税、抢夺民田、滥杀无辜，还谋夺皇位，激起了朝野公愤。左都御史刘观掌握了朱橞的种种罪行，上奏报与成祖朱棣，朱棣对这个弟弟还是偏爱有加，这都涉及到谋反的罪名了，朱棣依然是姑息纵容。刘观颇为愤怒，他大声疾呼“这种情况都不责罚，拿什么来以儆效尤?”。于是他再次奏请明成祖朱棣大义灭亲，一定要将谷王朱橞依法严办。在刘观等人的不断弹劾之下，于永乐十五年，明成祖以谋逆罪将朱橞削去王爵，废为庶人。能够和明成祖叫板的，而平安无事的，刘观无疑是第一人。

作为朱棣的心腹之臣，刘观也无数次充当着成祖的救火英雄。永乐十四年（1416）十月，朱棣回到离开三年多的南京，他此行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要与群臣计议营建北京的事宜。十一月，群臣合词奏请营建北京，说北京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可称天府之国；其山川形势又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是帝王万世之都；营建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择日兴工。群臣的话，就是朱棣心中所想：既然你们都不反对了，北京的营建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但是迁都带来许多问题，政府首先要解决人口和粮食。光粮食不足，已容易引起暴乱。明成祖先有计划地迁移富户和劳力人民到北京，以免赋税吸引他们迁居。北方粮产无南方丰盛，明成祖下令疏浚漕河，保持河流畅通，无碍大量粮食运上北京。疏浚漕河事宜交给了工部尚书宋礼，但是朱棣对宋礼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放心，于是又命身为左都御史的刘观督办通浚漕河，通过刘观和宋礼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京杭大运河终于全线贯通。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同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三大殿均未保住，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反对迁都的政治风波，始作俑者的的就是杨士奇等人。此时的朱棣也有些蒙圈了，他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于是五月二十二日，刘观又受命巡抚陕西，以考察官吏为名，实地深入考查西安建都的底蕴。

之前，懿文太子朱标就曾对西安进行过实地考察，但是朱标回京不久就离奇死亡，明太祖朱元璋也就放弃了迁都西安的打算。西安考察回来之后，刘观密报成祖朱棣，同时规劝成祖排除万难定都北京。从事实上可以看出明成祖应该是采纳了刘观的建议，也由此更能体现刘观在永乐朝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在廷议时，杨士奇等人又来主张回迁南京，成祖盛怒之下将杨士奇、夏原吉、杨溥、黄淮等人关进了大牢，不过杨士奇因为是太子身边的人，因此他时隔两年就被太子从大牢里捞了出来。这些人不敢记恨明成祖，但是刘观却成了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八 刘荣觐明哲保身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突然驾崩，同年八月，皇太子朱高炽即位，大赦天下，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草拟诏书，包括郑和下西洋、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等事，均悉数停罢。尚在狱中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金问等均释放并恢复原职。命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仍兼前职，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右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俱掌内制进入内阁。

刘观效忠的主子去世，犹如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知道自己的辉煌时刻注定也走到了尽头。朱高炽即位后，把原来下狱的官员全部官复原职，其真实目的还是要给刘观一个下马威。按照明仁宗的意思就是直接拿下刘观，但是杨士奇认为时机未到，突然降罪刘观，师出无名。君臣合议之后，仁宗让刘观继续担任左都御史，同时还让他兼任太子宾客，不到半年又加封刘观太子太保，每个月可以领取两份俸禄。表面上看，明仁宗是在作秀，你刘观虽然经常在先帝面前给我打小报告，但是我不计前嫌，不仅不打压你，还给你加官进爵，这时明君的典范啊！但是刘观知道仁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小心驶得万年船吧！从此刘观做事处处小心谨慎。

史书上说仁宗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但是我觉得仁宗还是善于标榜自己，这不他刚刚即位，就立即召见了刘观和刑部尚书金纯说道：“你们都是国家重臣，如果我做的有不当之处，你们必须及时说出来，我不为难从善如流的大臣。”说完这些，他又把心腹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以前法司之滥，朕岂不知。他们呈奏的所谓“大逆不道”之人，往往是他们故意舞文弄墨，搬弄是非。先帝应该把他们这些臭毛病及时纠正过来。因此对于死刑必须经过多番复核，而执法部门疏忽大意，滥用私刑一点都不感到愧疚。从今天开始审理重刑犯，你们三人必需和三法司一同审理，如果有屈打成招的，一定要祥加审问，问明原委。”此番话一出，刘观何等聪明，督察院办理刑事案件，杨士奇等三人必须在旁边监督，摆明了自己已经被架空了。

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再次传唤都御史刘观，这次还把大理卿虞谦也叫了过来。仁宗对他们说：“以前的三法司经常把诬告别人来成就自己，认为这是功劳。有人只是对国事有些说辞，告人家诽谤，弄得这些人身家破灭而没有机会诉说自己的冤屈。而今仅仅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这种现象又有所抬头。如果治世所听到有人说自己不好就生气，就会导致想提谏言的 人谨言慎行，因为他们担心会被安上诽谤的罪名。”

说完，仁宗又对着杨士奇等人说：“这样的事必须通过诏书来规范。”于是杨士奇等人接受皇命把仁宗皇帝所说的这番话写入诏书：“如果我一时糊涂，按照自己的好恶之法律于不顾的时候，用了“籍没”或者“凌迟”等刑罚，籍若朕一时过于嫉恶，三法司一定要接连不断的上奏章来提醒我，，三奏不允至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直到我答应了为止，把我说的作为制度永远固定下来......。”

仁宗说得很好，后期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但是今天在朝堂之上，说这么多，无非是在告诫刘观，如今我说了算，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呆着吧！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刘观已经被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敲打了两次，文武官员已经不拿刘观当回事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刘观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此时的刘观已经是不求有功，但求不过了。

大理寺少卿弋谦多次上书议论政事，仁宗对其奏章絮叨感到厌烦。礼部尚书吕震、大理寺卿虞谦迎合仁宗心思弹劾弋谦，他们征求刘观的意见，刘观也只能是唯唯诺诺让十四道监察御史判定弋谦所言欺诳失实，但是，杨士奇等人却和刘观持相反的态度，在力保弋谦的同时还不忘参刘观一本，因此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都瞧不起刘观。刘观也是能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吧！

九 无奈督办风流案

仁宗在位十个月离奇死亡，他的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在宣德元年（1426年），京城义勇卫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大冤案，妻子偷情，却把丈夫判了刑。此案轰动京城内外，在军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原来京师有个名叫阎群儿的士兵，被抽调在京卫军中服役;阎群儿走后，阎妻投入了同村一个老光棍的怀抱。在京师军中服役的阎群儿得知了妻子的风流艳事，当即赶回家乡，找到妻子就是一顿暴揍，并扬言要杀了她。阎妻决定先下手为强，她写了一封检举信投到了京师刑部，信中诬陷阎群儿知法犯法，为钱财和几个京卫军同乡合伙打劫了武官陈贵的家。
衙门没有详细追究案件的来龙去脉，就将阎群儿等人抓捕归案，并把案件交由御史审核;御史判决将几个嫌疑人全部斩立决。事件传入京城京卫军，军中上下同袍也为阎群儿等人鸣冤不平，向明宣宗上疏指责刑部与御史收受贿赂颠倒黑白。

明宣宗审阅过这份奏折后，立即责令都察院对此案重新审理。朱瞻基告诫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举历史事件为例教训道：“隋炀帝杨广执政时期为了剿灭盗匪，便令上仪同大将军于士澄大力追查，隋朝的律法太过苛刻，于士澄又执法力度太过，一天内有二三十人被斩首，六七十人被投入大牢，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只是熬不过重刑被迫认罪，而负责审讯的官员们也知道他们是冤枉的，怕麻烦不愿意替他们翻案，最终导致他们被错杀。现今这个案子若阎群儿不上诉鸣冤，他们一样被错杀，你们与那于士澄有何分别？”

刘观听后暗自叫屈，自己这个左都御史现在有名无实，办案要看“三杨”的脸色，甚至一些案件刘观完全不知情。但是皇帝督办的案件，他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刘观奉旨督促官员，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对案件仔细追查，很快就查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阎妻不守妇道行为放荡，丑事败露后还诬陷自己丈夫打劫，案情真相大白后，包括阎妻等一干人犯受到应有的处罚，阎群儿等人无罪释放，那些收受贿赂的刑部官员和御史也都受到了撤职的处罚。但是这些人全部都是“三杨”的人，他们纷纷跑到“三杨”的府邸大诉冤屈，“三杨”也认为必须尽快想办法铲除刘观。

十 江南奇案诬刘观

宣德初年，官员们宴会聚乐，都去官办的风月场所，争相推崇奢侈，歌妓挤满宴席之中。期间不乏大学士杨士奇提拔的官员和亲属，他们和刘观的儿子刘辐发生了争执，继而大打出手。这些官员平吃了亏，就跑到他们的主子杨士奇面前煽风点火，杨士奇现在是权倾朝野，早就想把刘观踢出权力中心。他赶紧找到杨荣、杨溥和金幼孜，四人密谋商量如何解决这个烫手的山芋。

终于机会来了，刘观因为江南发生一起离奇的谋反冤案，被卷入其中，并因此被逮捕入狱。案件发生在江苏常州府宜兴县，在宜兴县有个人名叫余丽卿，是当地的生员。余丽卿年轻气盛，因为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处事更加激进一点。他非常看不惯当地恶霸刘贵的所作所为，每当看到他欺负别人，就要上去呵斥他一番，有几次还把刘贵给告上了衙门。刘贵对余丽卿恨之入骨，就想找机会收拾他一下。但是，余丽卿家里毕竟有钱，还有个生员身份，不管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哪怕就是到县衙，知县对他也是以礼相待。

刘贵有五个儿子，各个都十分凶悍。有一次，刘贵又被余丽卿给告了，衙役又把他抓去打了一顿板子。刘贵的大儿子刘大见老爹被打，抄了把刀就要去余家拼命。刘二脑袋瓜子要好使一点，让各位兄弟不要冲动。他说：“如果直接到余家打人，这罪责就大了，要是出了人命，还得偿命，我们得不偿失。余家在本地也是有钱有势，你就算要到衙门去告他，罪名小了也没啥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告他谋反，只要罪名坐实，就能铲除余家，到时候还能得到一笔财产”。

余丽卿经常出入青楼，还和一个叫倚妆的女子关系匪浅。余丽卿经常来找倚妆，他们一起吟诗作画，谈论古今，其余女子就来围观。他发现青楼女子竟然都能吟几首小诗，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在青楼里举办一次比赛，把她们的文采分个高低，岂不美哉！

余丽卿是书生，他心系科举，对朝廷的科考规则非常清楚。他给青楼的比试取名为科举，并且从中选出成绩优秀的女子为“女进士”，不仅如此还要给她们进行排名。既然有人愿意出钱，青楼自然愿意配合，这场比试也就很快筹备好了。在比试前夕，余丽卿还写了告示，张贴在青楼显眼之处。告示中列的官职有五十二个之多。为了办好这场比赛，整个青楼都在忙碌着。

刘二就利用了这一点，他认为余丽卿是在找死。他将余丽卿的行为，说成私自开设科举考试，借机拉帮结派，藐视朝廷科考，挑战皇权，实属大逆不道，有谋反嫌疑。刘贵听从儿子的建议带着状纸去衙门告状。他绕过县衙直接到了巡按办公的地方察院。巡按听说有人谋反，不由得心里一惊，这可是诛灭九族之罪。他就对刘贵说道：“你确定是真的吗？谋反可是大罪，如果所告不实，你项上人头可就没了。要是拿不出证据，就是诬告，你担得起这个罪名吗？”

刘贵信誓旦旦，他添油加醋表述了一番然后把余丽卿张贴在青楼的告示拿出来。巡按仔细看了一遍，告示上的官职竟然有五十多种，他却不知晓这只是青楼的比试。就武断地认为，余丽卿竟敢私设考场，暗中效仿朝廷进行科考授官。巡按立即派人前往捉拿余丽卿，这一切余家毫不知情，也就没有防备或者逃跑。官兵来了以后，就把他们全部绑了，然后押回去让巡按处理。官兵来抓人的时候，余丽卿在外面喝酒，因此躲过一劫。

明朝律法涉及到谋反的罪名，那是要处以最高刑罚，也就是凌迟处死。像这样的重罪，严刑拷打那是必须的。告示上列出的五名男家丁，当场就被打死，剩下的人吓得全部都认罪了，巡按下令把他们关进大牢，等候处置。几天之内，又有八个人扛不住狱卒虐待死于非命。前后共十三条人命，就在案情不明之下，因巡按听信谗言而丧生。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即便是巡按知道这是个错误，他也不能回头。他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夸大其词，添油加醋，企图将余家的罪名坐实。同时他认为刘贵有功，也上表向朝廷申请，将余家的财产赏给刘贵。

余丽卿孤身一人逃到北京，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师，名叫鲁易水。本来鲁易水在宜兴县当教谕，后来被刘观推荐到太常寺任职。余丽卿通过鲁易水的关系，联系上了刘观的儿子刘辐。余丽卿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自己的冤屈，刘辐听得义愤填膺就答应帮他说服老子刘观重审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刘观毫不知情，因为他这个左都御史的权利已经被架空了，但刘观也觉得很有可能是一起冤假错案于是答应帮余丽卿一把。

朝廷派来钦差大臣复查此案。审讯之后，朝廷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们举行的所谓科举，是在青楼搞的。你要说余丽卿显富，那倒是真的。要把他们定为谋反，确实是八竿子打不着。如果确实要追究，顶多杖责八十。经过调查，确定了巡按的错误。

钦差大臣一道奏折报与宣德皇帝，宣宗看过卷宗，余家有十三人被冤死，罪魁祸首刘贵已经得瘟病死了。他直接下了一道圣旨，将刘大和刘二判处死刑。负责审案的巡按，被杖责一百，发配三千里，送到云南烟瘴地区从军。

这桩发生在江南的奇案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一场针对刘观的阴谋确因此拉开了帷幕......。

十一 文华殿宣宗问计

宣德三年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对他们说道：“祖宗那时，朝臣们都谨慎自守，近来却贪浊成风，这是为什么呢？”杨士奇回答道：“永乐末年，就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只是如今更为严重而已。太宗曾经多次染疾不上朝，身边的侍臣就贿赂成风，公开行贿、受贿毫无禁忌。”杨荣继而补充说：“那个时侯，只有方宾有贪污之名。”

宣宗皇帝立即又问杨荣：“当今贪污最厉害的是谁？”杨荣回答：“没有比刘观更贪的了。”

杨士奇跟着说：“风纪端正严明，是用来约束百官的，风纪官如果贪腐成风，其他御史大夫就会效法他的做法，御史清廉的巡游四方，那么不才的下属官员也会效仿他。”

皇上叹息说：“除恶一定要从根本解决，如果罢免刘观，谁来取代他呢？”杨士奇说：“通政使顾佐清廉。” 杨荣马上补充说：“顾佐担任京都府尹，对下属管理很严厉，政治清明，革除了很多弊端。”皇上高兴地说：“顾佐竟然是这样好的人选！”各位看官，这是记载于明史中的君臣问答，很简单，但是也充分透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整刘观是明宣宗和杨士奇、杨荣密谋很久的，拿下刘观只是时间问题。这不过了几个月，宣宗皇帝就罢免了刘观的左都御史这个职务，让他去巡视河道，而让顾佐取而代之。

明史典型的对南方的官员都是赞扬，北方的官员做的再优秀也是一带而过，顾佐自然也成为清正廉明的典范。顾佐本是“三杨”的死党，“三杨”任命的官员纵有作奸犯科，他们一概庇护。宣德四年十一月，有人告发顾佐收受服劳役的犯人钱财，私放他们回家。宣德皇帝很生气，就拿着举报信让杨士奇看，并诘问：“你不是举荐顾佐廉洁吗？”

杨士奇并不害怕，回答道：“在内廷为皇上服务的中朝官俸禄很少，仆从、马匹、粮草等费用是靠服劳役的犯人支付的，大家只好免除一半服劳役犯人的劳役。这样，他们能够回家耕种土地以增加收入，官家也能得到一些资金用作经费，中朝官都是这样的。”

杨士奇还补充说，就是他本人也是这样的。宣德皇帝听了杨士奇的回答非常感慨，说道：“朝臣贫如此！”宣德皇帝怒斥告黑状者不轨，将他交给顾佐处置。宣德皇帝本以为顾佐会收拾告黑状者，没料到顾佐竟然告诉告黑状者如果能够改邪归正就宽恕他。宣德皇帝听闻后非常高兴，评价顾佐识大体。看到没有，这就是杨士奇的双面人生、双重标准，对自己人就一切从宽，而宣宗皇帝也是听之任之。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杨荣受贿，杨士奇再一次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宣德五年六月，宣宗抵达文华殿，召杨士奇，屏退左右称：“张瑛经常和我说，杨荣圈养的马匹非常多，经过调查发现这些马匹都是边疆大臣给杨荣送的礼，杨荣让我很失望。”

杨士奇说：“杨荣屡次跟从文皇（朱棣）北征，负责管理兵马，所以因此能够接近诸位将领。现在内阁大臣中知边疆将领有没有才能、边疆要塞险易程度以及远近距离，甚至是边疆部落的动向等情况，我等人都远远不如杨荣。”

宣宗大笑道：“我最初即位时，杨荣屡次说你坏话，如果不是蹇义、夏元吉，你早就不再内阁了。你为什么仍然要替杨荣说话？”杨士奇顿首道：“希望陛下能够以容我一样容下杨荣，使其改过。”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真正作奸犯科者正是以“三杨”为首的这帮江南士大夫，他们为了操控政局，就要想方设法把正直的大臣排挤出权力中枢，刘观就是他们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在二杨的授意之下顾佐四处搜集刘观贪赃枉法的证据。宣德皇帝赐给顾佐敕书，让他考察各个御史，如有不称职的，将其撤职，并且他还可以向吏部保举人员以补选空缺的御史职位。顾佐刚上任不久，就上奏章废黜严暟、杨居正等20人。同时顾佐又推举了张循理、邓棨、程富等40多人担任御史。张循理等人在顾佐的授意之下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他们实在找不出刘观贪腐的证据，就开始搜集刘辐的罪证，最终余丽卿案成为他们弹劾刘观最直接的导火索，弹劾的罪名就是纵容儿子刘辐贪赃枉法，此时的刘观已经感觉到了回天乏力。

十二 知天命刘观认罪

宣宗认为时机已到，下令逮捕刘观父子，拿出弹劾的奏章给刘观看。真是墙倒众人推，几十道奏章全是弹劾刘观贪赃枉法的，其中不乏罗列给他的在嘉兴任职期间的“罪证”。刘观上疏为自己辩解，宣宗可不听他那一套，他们已经把刘观父子贪污认定为铁案。于是，宣宗又出示文武官员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基本上也是说刘观在何年何月违法收受贿赂的事。

刘观一看，心里就彻底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想治罪于他的是当今皇帝，辩解已经没有丝毫意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刘观俯首认罪。

宣宗皇帝没想到刘观会这么快认罪伏法，总之，一切进展的都很理想，于是他将刘观发落到锦衣卫监禁审理。刘观在狱中想的很开阔，他忠于大明社稷，但自己不是宣宗的人，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因此在审讯期间，但凡已经罗列好的罪名，刘观全部承认。如此坦率地承认罪责，倒把宣宗皇帝给整蒙圈了，毕竟朱瞻基是有作为的一代明君，他拿下刘观主要也是因为刘观不是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又容不下刘观，但刘观确实是为大明朝殚精竭虑，真把他弄死了自己良心上说不过去。因此，审讯完毕，宣宗皇帝也没有刻意为难刘观，按大明律贪污腐败是要处以极刑的，如果真的那么做，必然也会引起忠直大臣的不满，但是现在没有人给他这个台阶。就这样，刘观在监狱里无限期的关押起来。

第二年，宣宗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朝堂之上宣宗宣布要处死刘观父子。这时杨士奇、杨荣站出来，请求宽恕刘观死罪。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宣宗和杨士奇、杨荣私下合议好了的，于是宣宗就坡下驴贬谪刘辐戍守辽东，作为养不教父之过的刘观被勒令随同前往。看到没有，刘观直到发配辽东，也没有判定刘观贪腐，而杨士奇在《明实录》中也没有明确刘观就是贪赃枉法，其实这和岳飞“莫须有”的罪名是一样的。

就这样，在宣德四年（1429年）8月25日，刘观父子北行踏上了辽东戍边的道路。刘观此时已过花甲之年，似乎知道自己会有这种境遇。虽说辽东乃苦寒之地，但毕竟又重获自由了，因此刘观一路上反而豁然开朗。

弹指一挥间，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远在辽东的刘观突然接到了朝廷的圣旨，免去刘观的刑罚，让刘观回老家担任河间监司同知。刘观苦笑了一下，这是为自己平反了吗？圣旨上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让他赴任河间监司同知又好像是等于给他平反了。看着这模棱两可的圣旨，他分明揣摩到了一丝圣意，看样子是皇帝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无论怎样，刘观不再被束缚在辽东，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接到圣旨的刘观没有流露出欣喜的样子，此时的他已经年近古稀，做官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奢望。能让他风烛残年的时候回到家乡，也算是还了自己一个心愿。这对刘观来说才是天大的好消息，想到此处刘观不禁老泪纵横，感谢皇恩浩荡。

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8月1日，刘观回到了雄县老家，可能是回家的感觉过于兴奋了，时间不长刘观就去世了，终年大约七十三岁。刘观当官期间，没少为家乡做事，因此刘观去世后，乡亲们都自发为刘观送上最后一程。刘观就葬在了陪伴他成长的大雄山脚下。

“雄山有幸埋忠骨，史书遗憾留骂名。”刘观从洪武十八年中进士到宣德三年折戟沉沙，为官四十载，可以说他一生忠君爱国、勤政为民，历史记录的应该是他的丰功伟绩，应该是忠君报国的清官形象。但是由于明成祖的突然离世，刘观的形象也在这一时刻开始崩塌。这其中有仁宗、宣宗对刘观的不满，也有“三杨”对刘观的恶意践踏。以“三杨”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向来看不起北方的官员，尤其是刚正不阿的刘观更是触犯到了他们的底线。

《明史》是满清根据杨士奇等人编纂的《明实录》等资料完成的，自然是牢牢地把刘观钉在了耻辱柱上。七百年来刘观的贪官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不容置疑。但是《明史》和《明实录》中并没有说明刘观为何事而贪，以及贪污数额也没有数据，这难道不是“莫须有”吗？实在找不出证据，就把贪污的罪名按在了他的儿子身上，实在是可笑至极。更为可笑的是杨士奇的儿子杨谡确实是地地道道的大贪污犯、杀人犯，杨士奇后来因此引咎辞职，回家安享晚年去了，杨荣也因为受贿东窗事发郁郁而终。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他们为了标榜自己的波澜壮阔，自然就会诋毁、抹杀和他们不同立场之人的功绩，因此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刘观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是他确实清正廉明的清官。我相信刘观的光辉形象注定从这一刻起开始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