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健飞：我对绥远革新运动与和平起义的回忆（2）

我对绥远革新运动与和平起义的回忆（2）

卢健飞

(二)

到了一九四八年旧历除夕的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在伪省训团突然接到董其武的命令，叫全团在本日上午十二时上站西撤。我一方面叫团内人员收拾准备，一方面亲去伪省府见董问问情况。

走到街上，见人们搬运东西，行色慌乱，进省府大门，遇见田粮处科长陈复，他向我说：“你还没上站?”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前方旗下营有战事，共产党向咱们进攻来了。省府的人，都上站西撤，你还不快走!”我说：“见了董主席后就走。”

进省府后，见残缺的家具到处扔弃，烧卷宗的纸灰余烬未灭。这时董正在省府东院小会议室内，我见他坐在正中沙发上，神色变异，潘秀仁(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建设厅长)仰着头看墙上的地图，呆如木鸡，其余在座的人，也都是悄然无语，空气至为紧张而沉郁。

我问董何不打电报请示傅先生想办法。他说：“已经打了。”

我又问省训团是否现在就上站走，他说：“等一等也好。”我见似有转机，便走出来。到省府门东侧，遇见于存灏(高等法院院长)，便和他说：“这时候最好由地方人出头到解放军联络，商取和平。”

他说：“正计划派人。”

下午我在团里便接到省府电话说：“傅的电报已经回来了，已请准停火，可不必上站。”并且听说上站的人都回来了，这才放了心。

事后听参与此事的人说，前方发生战斗后，董其武听到解放军要以钳形的攻势，切断包头和归绥的联络，将归绥包围，董其武自知不敌，便分别召集地方军政人员商议。

当时有两大派别，一派是主走派，也就是国民党当权派，以潘秀仁、张遐民(绥远省财政厅长)、苏寿余(绥远省府秘书长)为代表。这一派和反动政府的关系最深，手上沾染人民的血最多，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并想挟董以自重，因此就极力劝董西撤，认为只有跟着国民党走是活路。另一派是主和派，也就是非国民党当权派的地方人士和傅、董的多年干部。

前者以张钦(绥远省参议会议长)、于存灏等为代表，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关系比较浅，和当权派有历史性的经常矛盾，并且眼看着解放军将要席卷全国，如果跟着当权派一起走，不仅合不来，并且要走向死路，但从他们阶级利益上说，对共产党也是很讨厌的，是没信心的。

而大势所趋，别无走处，只有碰碰这条路，或者能得到活路，因此就主张向解放军请和，停止军事行动；后者以军事负责干部孟昭第(绥远省保安副司令)等为代表，他们追随傅作义多年，对傅有相当的亲密关系和信仰，对北平和平解放，很受到启示，认为绥远也只能跟着傅作义走，另外搞不出什么名堂。打和走都不是办法，只有自取灭亡，这就主张通过傅寻找和平，电傅请示决定，不要轻易撤出。

但董开始时，很受主走派的包围，曾对人说：“我决不当阶下囚，我决不作俎上肉。”因而也就下令省府各机关人员和眷属先撤上站。

但后来由于主和派的谏阻和得到傅的电报，才没有撤走。而当权派的潘秀仁、张遐民等仍上站西逃，一去不返。

当省府各机关人员和眷属撤离上站时，有不少的老乡们在街上或门外围看，有的是怒目而视，有的是指点称快。苏寿余走时有些东西存在家里没带走，回来时已被人们捣毁一空。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是怎样的情感。

在这一变动中，我看到人们仓促上站，惊惶离乱，辞亲别子，备感狼狈，甚至把过大年包好的饺子，也有的丢掉在路上，直到决定不走回来时，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这使我更感到打不得、走不得，并且即使拖不了，也是和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