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的经济教训：不抵抗，必死无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权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不抵抗政策，对中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对国府的威信造成了严重打击。然而，如今有一股“理解风”在舆论场上盛行，认为不抵抗政策或许有其深远的考量，为抗战争取了更多的准备时间。

他们主要的论据之一是所谓的“黄金十年”，即民国时期的经济繁荣，他们声称如果不抵抗政策能够再延续5年，抗战将会更加有利。本文将从经济角度出发，探讨不抵抗、假抵抗和局部抵抗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战争常常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又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因此，经济主权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海关关税一直被视为维护经济主权的最重要工具，因为它能够调节进出口比例并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然而，中国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关税自主权，进出口货物一律只能收取5%的低关税。这严重限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工商界不得不承担沉重的负担。

尽管北洋政府多次试图提高关税，但始终无法突破5%的上限。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列强目睹了国民大革命的威力，才感到有必要让代理人有点财政实力，否则经常天下大乱，自己也没法挣钱。因此，国府在列强的许可下，于1929年实施了7.5%-27.5%的七级关税，到1934年，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了25%-27.2%，部分奢侈品、酒类的关税甚至涨到了50%-80%。

关税的提高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仅让国民兴高采烈，还为南京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1928年，海关进口税折合7200万大洋，而1929年涨幅高达75%，达到了1.67亿银元。这些收入增强了南京政权的实力，使不少人相信，只要给国府更多的时间，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计划发展。日寇采取了官方走私的策略，利用中国进口关税的上升，开始走私商品，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无阻隔之地。从1932年起，日本已经开始对华走私，但规模相对较小。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丧失，1932年，日军又进犯热河，1933年5月逼迫国府签订《塘沽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寇提供了走私的最佳基地。

随着局势的恶化，海路和陆地走私都蓬勃发展。海路走私开始时相对谨慎，使用帆船，从大连和旅顺出发，在秦皇岛一带登陆，然后通过铁路运输至天津和江南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私规模逐渐扩大，甚至出现了千吨级的轮船靠岸卸货的情况。

至于陆地走私，由于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以及何应钦的“自动办理”，国军退出了长城各口，入关通道失去了控制。从1934年开始，武装的日本和韩国浪人护送着走私车队，深入山东、安徽等地，走私货物的运输量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这些走私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因为国府的海关缉私员不准携带武器，甚至遭到走私贩子的群殴。这种情况使得海关无法正常执行职责。根据估计，1933年至1935年期间的走私活动导致关税损失高达3000万银两，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血本无归。

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而走私进来的货物与民族工业形成了直接竞争。例如，走私的日本白糖价格远低于国内生产的白糖，导致国内生产无法竞争。这种差价已经不可能通过爱国热情或抵制日货来抵消，国货的销售不如日货，只能使失业率上升，而走私行为的持续发展将导致国内市场越来越不景气。

总之，不抵抗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确实为南京政府带来了财政实力，但由于无法有效遏制走私，最终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深重困境，使国内工商界陷入低谷。经济问题不仅对国府的威信造成了打击，还给国内的社会稳定和国防建设带来了巨大困难，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战争和抗战的爆发。因此，不抵抗政策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无法被单纯理解为中国抗战前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