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42）“武汉事变”之因果（上）

1929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介石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其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

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其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

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

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

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

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李济深（左一）与陈诚、白崇禧等人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

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1928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活跃。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京、沪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

一天，在南京的朱培德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

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介石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要诉苦说，蒋接着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

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

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九、十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工农红军攻城略地，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

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

不料，蒋介石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与“土匪”无异的共产党？我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

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含义，实足发人深省。

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

这样的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钳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国民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我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

蒋听后，默默不发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乐闻的。这是我为共产党问题，第二次向蒋先生陈述意见，而引起的不愉快的情形。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

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

略谓，江西“共匪”活跃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

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蔓延，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出问题，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

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先生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最初，我想蒋先生既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拔仍渺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

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先生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

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

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进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进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进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啰唆。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

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

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

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所以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所在，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